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一种解释和认知我们所处环境的工具。的确如此,作为“历史的初稿”的新闻也能看到贯穿其中的新闻框架,而这些框架对塑造公众理解和认知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冠疫情中国际舆论场的复杂多变暗藏着激烈的“话语”博弈。我们便可以通过对新闻报道框架的研究,从而对媒体塑造的社会真实有所了解,重新体验新闻中的各国抗疫发展史。本研究选取《环球时报》2020年上半年（即第一波疫情）期间中文版报纸涉外抗疫报道为研究范本,并依据国外疫情应对措施即蔓延—“封城”—解封为依据,将在此期间的报道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议题周期内,力图从高、中和低三层进行框架分析。在高层结构中从德弗雷斯总结的七个新闻通用框架入手进行历时框架分析。在中层结构中,根据划分的三个阶段和围绕具体疫情事件进行国家群像式中层框架分析。在低层结构中,一方面选取报道频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对其相关报道用词和情绪进行细致分析,另一方面根据提炼出的三种典型常用框架进行具体分析。结果发现,《环球时报》在报道各国抗疫新闻时存在着报道篇幅不均的倾向。除了随着疫情蔓延部分国家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美国等成为实际疫情的“震中”,所以报道篇幅较多之外,《环球时报》对欧洲、美洲和亚洲这三大地区国家的报道所占篇幅更多。此外,客观事实主导框架内的新闻报道最多,占据一半以上,其次是偏向经济后果框架内的新闻报道和偏向人情味框架内的新闻报道。总体报道情绪为客观中立态度,并不存在污名化外国抗疫报道的现象。《环球时报》报道美国的新闻更为关注的是疫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硬新闻,而较少报道相关软新闻。其涉美疫情报道将美国呈现为一个前期宣扬排华等种族歧视言论,中期大肆实施地缘政治和极力“甩锅”中国,后期国内疫情难以控制的国家形象。尤其,在病毒溯源论、甩锅推责问题、蓬佩奥反华言论和特朗普抗疫政策等等争端框架的新闻中,其用词往往较为大胆。《环球时报》旗帜鲜明地在重要版面及时抗议和澄清有关抹黑中国的言论,并且通过大量引用国内外有影响力人士、媒体或组织的观点进行有力驳斥。此外,影响《环球时报》涉外抗疫报道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综合国力影响报道注意力、文化隔阂催生价值观差异、部分国家涌现的种族歧视和地缘政治、以及抗疫时差和抗疫焦虑导致必然性。最后,疫情常态化下,《环球时报》在进行国际健康传播时应该一方面洞察国际舆论动向,及时反驳有心人士煽动的有关中国的错误言论,担当好外宣旗舰媒体的责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采用红绿灯伦理原则报道外国抗疫新闻,从而努力降低外界传来的信息瘟疫的熵影响。通过建立中外民众的共通意义空间,实现跨文化同情,从而最终构建起人类健康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