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通过土改、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政治整合,政权力量对经济政治生活的干预渗透到了基层社会的各个层面。乡村基层干部是国家控制乡村的重要媒介,对农村生产生活起着管理和监督的作用。国家通过不断的意识形态教育、频繁的干部整风运动来对干部行为进行规制。田野调查发现,集体化时期,Y大队范围内社员“偷集体粮”的行为非常普遍。最初发现社员偷粮行为时,干部本持禁止的态度,但干部的态度与行为在与农民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转变,从禁止进而到默许,甚至发展为纵容与共谋。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下,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政策牢牢把握着粮食的支配权,而基层干部作为乡村场域内的权威人物,在对待社员偷粮行为时却不再以“偷”来定调论处,这种“变通式”的行为使Y大队范围内出现了“偷粮不算偷”的现象,并进一步导致了偷粮行为在生产队的扩散蔓延。在高度的政治整合和运动压力的背景下,生产队干部为何要,或者说为何“敢”纵容村民偷窃生产队的粮食和物资?干部变通行为的政治逻辑是什么?这是本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文章以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基层干部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个案研究与田野调查实践,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深入描述了偷粮行为的出现与农村基层干部在应对农民偷粮现象时的变通行为,并论述了这一过程中干部与农民的互动。在关注干部变通行为的内生动机的同时,还将着眼点放到农民权利对干部行为的影响上。研究发现,基层干部会对上级政策采取变通执行的方式进行调适,以使政策更加符合地方利益与自身利益的要求。本文主要从乡村干部的“身份认同”、“理性选择”以及运动式治理下农民对干部的制衡三个方面解释了生产队干部变通行为独特的政治逻辑。集体化时期,国家开展的以整肃干部为目的的政治运动,赋予了农民对干部进行监督的“非正式”权柄,而农民在自身生存受到威胁时,积极的使用这种监督权来对干部进行制衡,这种监督在地方实践中产生了变形,使干部出现了与农民“共谋”和维护地方利益的变通行为。概言之,国家用来整合、规制干部的手段反成为了促使干部变通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干部变通行为的产生,与运动式治理的背景、干部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其对风险和利益的评估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