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生活垃圾量剧增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我国积极学习国外流行的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做法，通过垃圾焚烧节约土地，减少土地污染，用垃圾焚烧的能量发电。虽然这一项目的技术难题很快被克服，这一项目的实施仍举步维艰。受“邻避效应”影响，附近村民均反对该项目的建立，认为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不但污染大气，破坏生态环境，还是很严重的致癌物质。近年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立爆发了多起环保群体性事件，比如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平望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立作为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属于公共决策，这一项目的举步维艰反映出了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缺失。　　环保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体现了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对于公民切身相关利益的公共决策，公民不仅需要知情权，更需要参与权和决策权；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也体现了公民的参与是非理性的、分散性的个人参与，这也与参与途径的缺失有关；另外，因为事前信息的不透明，公民无法参与公共决策，公民的参与多为事后参与，此时公民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态度是十分明确和坚决的；此外，公民的利益诉求也是十分明确的，即为了保护自身生存环境，阻止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此外，公民的利益诉求也是十分明确的，即为了保护自身生存环境，阻止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前，公民参与基本缺失，所谓的公民参与为假性参与，不过是政府作秀，并非真正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在环保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公民的参与有序和无序并存，座谈会、网络论坛等平台有利于公民理性参与，但因诉求不被满足而过激的部分村民也存在散步等无序的公民参与；而最终环保群体性事件平息后，公民参与几乎缺失，后续关注较少，对政府是否实现承诺的监督缺失。　　从公民自身来看，首先，公民的参与动力不足，这和传统“一切交给政府”的思想有很大关系，也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其次，公民个人的参与能力较差，因缺乏公共决策中的参与经验而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较陌生，同时，很多公民都缺乏相关的专业背景，也为参与造成了阻碍；另外，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从外部因素来看，缺乏合法的公民参与途径，同时，环境法律体系也不完善，某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也阻碍了公民的有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