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组织形式之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破除了共同体的制约,开始展现出个体本位思想。然而,日本的社会和国家至今却依旧以共同体为单位。日本进入新国家主义阶段后,开始关注起亚洲的联合。雁阵飞行、东亚共同体等共同体构想开始崭露头角。对此,笔者试图探讨其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在探讨过程中,笔者发现雁阵飞行和东亚共同体等构想是日本国家共同体的外延。其国家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密不可分。为此,笔者将采用国家-社会的分析视角。使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来分析日本国家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日本的国家是由社会所决定的。其社会的核心单位是“氏族”,氏族本位使得日本的社会共同体以部落、藩、企业共同体的形式呈现,国家共同体则通过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新国家主义进程等的历史事件表现出来。但这种以“氏族”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带有等级性、霸道性、功利性的内涵特征和纵向性、脆弱性、极端一致性的结构特征。一个国家的国际观是国内政治的投射,日本国内的那一套逻辑外延表现为小朝贡体系、大东亚共荣圈、雁阵飞行模式和东亚共同体。但其外延表现却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导致日本无法突破旧有的框架提出有益于全人类的理念。中国在新时期,立足古代的“天下观”的政治智慧和当下形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日本的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新的营养,也补充了其逻辑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