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如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尤其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技术进步,如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深入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首先,在文献研究基础上,界定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及内涵,并刻画其特征;其次,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数理推演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最后,从技术创新驱动、人力资本高级化、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消费需求升级4个方面阐释两者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新一代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广泛渗透性、数据驱动性、偏向替代性,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重要影响;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动力,要素禀赋差异调节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2）新一代人工智能促进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供需结构的耦合互动,引致资本和劳动要素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重新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测度研究。从“技术水平-智能产业化-产业智能化-创新能力-资本支持”5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测算2010-2020年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综合指数,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刻画综合指数的空间非均衡性,明确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得出:（1）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综合指数均值介于0.161-0.222,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一枝独秀,综合指数均值介于0.354-0.426;中部地区综合指数低于东部地区,但显著高于东北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综合指数最低,不足东部的1/3。（3）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综合指数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区域间差异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综合指数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三,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首先,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探讨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其次,在模型中分别加入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和消费需求的乘积交互项,实证检验两者的影响机制;最后,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剖析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影响效应,一方面对不同维度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另一方面两者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性。（2）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人力资本高级化、消费需求升级机制,显著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然而劳动生产率提高机制不显著。（3）产业结构优化的“反馈效应”具有滞后性,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的滞后项显著提高新一代人工智能综合指数,而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滞后项估计系数不显著。（4）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具有滞后性和异质性。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滞后项促进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然而短期内会降低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5）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滞后项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滞后项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第四,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首先,运用莫兰指数刻画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及关联特征;其次,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关联模式以同质集聚为主,异质集聚为辅。（2）新一代人工智能显著提高本地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但未能显著改善邻近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对本地及邻近地区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对本地及邻近地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对本地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产生显著促进效应,对邻近地区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不显著;本文将空间相邻权重矩阵替换为经济距离权重后,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3）空间效应分解表明,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对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新一代人工智能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对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间接效应不显著;新一代人工智能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总效应显著为正,新一代人工智能显著促进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其他被解释变量的总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