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的军事活动较为频繁,尤其是周代,在战场上如何指挥作战成为了三代军事考古的新的思考点。研究夏商周军事发令器对三代考古、军事考古、军礼研究和音乐考古都有着重要意义和补充作用。本文即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出发,结合文献材料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梳理研究夏商周的军事发令器,研究夏商周军事发令体系。视觉发令器主要以旗帜为主,因旗帜的考古材料较少,即从文献、考古材料相对较多的的周代开始推及夏代。依据青铜器铭文旗帜形象并结合可能为旗干的洛阳北窑西周墓M45出土的三叉形铜干首和平山战国中山王墓M1、M6出土的11件大型的山字形铜干首的考古材料,还原了周代由干、縿、斿、旆四部分组成的旗帜形制,并在《周礼》记载的“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九类旗帜的基础上将旗帜分为常（王旗）、旂（诸侯之旗）、旟（朝中百官之旗）、旗（将领之旗）、旐（郊野官吏之旗）、旌（两束及以上羽毛的旗）、旞（完整羽毛的旗）七类及旃（通帛）、物（杂帛）两种形式的旗縿。通过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器和铃铛,本文提出这一组合为粘贴有绿松石龙形器配有铃铛的纺织品旗帜的新说法。2002VM3出土的置于墓主人上半身的绿松石龙形器和该墓葬的铜铃应是旗帜的组成部分。二里头二期的旗帜为绿松石龙形器旗,铜铃悬于干上,绿松石饰为画章,绿松石条状物可能是斿上的装饰。因为2002VM3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没有镶嵌依托,根据绿松石片底留下的胶状物残留判断该龙形器应是平面粘贴在纺织品材质的旗面上的。二里头三、四期的ⅤM4、ⅨM4、VM22、ⅣM11和ⅣM57出土的附着有纺织品痕迹的铜铃应该也是旗帜的组成部分。二里头的旗应该都是铃旗,即旗配有一铃。铃,令也。旗帜同兵器一起出土,该旗帜可能具有军事意义,为军事发令器。根据先秦青铜器水陆攻战纹纹饰和旗帜出土环境,判断军旗。并以文献材料为依托,探讨建旆出战、建旌为先锋、弊旗停兵的周代旗帜指挥体系。听觉发令器除了旗帜外,应该还有指挥官、将领的兵器,如戈、剑、钺等,其中钺是只有将领才能拥有的兵器,在军事上是军权的最高象征。君王在战场上往往持钺,将士出征前,君王要举行授兵仪式将象征军权的斧钺授予将军。斧钺作为有军事发令功能的指挥官的兵器,制度等级森严。听觉发令器以梳理夏商周出土的鼓、金（铙、铎、钲、錞于）为主,结合器物出土环境、墓主人身份判断该器是否为军事发令器。其中本文根据河南山彪镇和成都百花潭遗址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青铜器的纹饰推断军鼓多立鼓,时常饰羽、旄。曾侯乙墓出土的楹鼓和崇阳铜鼓羽葆鼓可能是军鼓,且根据行军特性,推测除哪怕军鼓鼓体为木质,其座应为青铜。依托文献材料,探究军乐器的发令规则体系:鼓就是号令前进的军事发令器,有专门的击鼓人,称鼓人,在战争前进出兵的情况下击鼓的节奏是一次三下;铎应和鼓的出战指令,錞于则是南方的鼓,二者的号令作用与鼓相似;镯、钲、丁宁应是一物异名,钲是来调节鼓声,以此来配合鼓去号令调节士兵的行军速度;铙是用来停止鼓声的,在战场上是号令停兵甚至退兵的发令器。本文结合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通过对比青铜器铭文,论证了旗、斧钺、鼓、金是战时发令器。视觉发令器和听觉发令器相辅相成。通过对夏商周视觉、听觉发令器的梳理和研究,发现自二里头时期“旗、斧钺、鼓、金”的发令体系就有了雏形,到了商代初步发展,至东周时期已经十分完备了,这一演变或与东周战争频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