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核心体现。经过多年的改革努力,中国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城镇医疗养老体系以及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保政策的实施及全覆盖,有力缩小了我国地区间、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改善了我国整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已有文献也从地区间、城乡间的视角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安体富和任强,2008;曾红颖,2012;武力超等,2014;缪小林等,2017)。毫无疑问,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是中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但事实上,城市内部居民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也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内部居民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等体现在不同居民间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居民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观评价出现分化,是反映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重要维度。城市内部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等不仅会影响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效果,也会对城市和谐稳定以及居民主观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史宇鹏和李新荣,2016)。但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城市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因此实证测度中国城市的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呈现不同城市间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征事实,考察其对居民态度和行为的微观影响,并探究影响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和优化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开展的主要工作。基于此,本文重点开展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克服数据限制及可能的测度偏误,利用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数据和回归残差性质,实证测度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呈现不同城市的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异,刻画城市内部均等化的特征事实。二是实证考察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主观态度的微观影响,分别从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居民政府信任水平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微观影响,为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提供了微观证据。三是探究了影响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影响因素,分别从城市自然特征、经济特征及城市治理水平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其对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并据此考察了实现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优化路径。首先,在中国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证测度与比较分析方面。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中的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数据,作为度量居民实际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效用的指标。在客观讨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标的主观性和不可比较性的基础上,我们借鉴Bertrand等(2004)和Guiso等(2009)的做法,利用回归残差性质消除个体特征对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构造了标准化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进而通过比较标准化居民的满意度差异,刻画了同一城市内部居民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从而有效克服居民层面基本公共服务数据难以获得以及难以横向比较的难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比较了不同城市的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呈现了中国城市间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差异的特征事实。其次,在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微观影响方面。本文认为,相较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更容易够被居民所感知的,因此城市内部的均等化程度会对居民主观态度产生系统性影响,进而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和谐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分别针对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居民社会信任、居民政府信任三个维度,考察了城市内部均等化程度所带来的影响,这三个维度的居民主观态度较为系统了反映居民对社会整体环境的评价。通过将之前测度的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和个人微观数据相匹配,本文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不平等会显著降低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水平、居民间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居民政府的信任和评价水平。这从微观视角反映了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也意味着致力于推进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显著提升居民满意度和信任水平,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居民满意度的提高。再次,在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和优化路径方面。本文认为,城市的多方面因素均会影响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为此分别从城市自然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城市治理水平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城市特征对其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在自然特征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了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城市行政级别以及是否民族地区等因素对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发现人口规模大以及民族地区的城市其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普遍较高,而城市的人口密度和行政级别高则会抑制其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经济特征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了城市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财政规模对内部均等化的影响,发现人均GDP水平和三产占比会抑制城市内部均等化的实现,而财政规模的扩大则有助于实现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城市治理水平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了地区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指标、财政透明度指数以及廉洁指数四个政府治理指数对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除市场化指数会抑制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外,其他三类治理水平指数的提高则均会显著促进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上述三方面工作,系统回答了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什么,为何重要以及如何改进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总结了实证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可能的政策建议和改进路径。值得强调的是,本论文的研究全部建立在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客观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利用宏观城市与微观个人相匹配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致力于厘清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真实情况和影响因素,并为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聚焦了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战略命题,有助于回应国家“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中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需求,拓展了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视域,具有相应的实践和理论价值。从研究创新性的角度看,虽然本论文所关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题是一个有着丰富研究基础的热点话题,但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却是这个热点中较少有人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具有一定边际上的贡献。一是本文将均等化问题研究聚焦于城市内部,这不同于已有文献更多对地区和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注,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二是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计算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指标,更加强调了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获得感的公平,是关于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种有益尝试。三是鉴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较强的主观特征,个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无法直接进行比较,本文利用回归残差性质消除个体特征对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构造标准化个体的满意度得分,有效从而有效克服了居民层面基本公共服务数据难以获得以及难以横向比较的难题。四是由于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较少受到人们关注,为了验证这种均等化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实证分析了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对辖区内居民的微观影响。这有助于发现和强调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重要性,为下一步政府相关决策提供相关建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