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日渐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极具中国特色却鲜有人问津的现代散文也因之逐渐备受关注。然而,经文献检索发现,中国现代散文英译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文本较为单一,以名家名篇为主,呈现出缺乏系统性、深入性探讨的表象,散文集的英译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此外,译者即为翻译主体开始被认可,文学作品译本中的不一致之处开始被理解甚至接受,创造性叛逆亦为人津津乐道。因此,本文拟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而对比《干校六记》葛浩文英译本较之原作产生的创造性叛逆,并深究这些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实现策略以及产生根源。《干校六记》是中国著名作家杨绛写于1980年的一本回忆性散文集,书中记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下放河南干校劳动改造时,亲身经历的一些日常生活片段。胡乔木~1读完此书后,随即给出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字字真话”（吴学昭,2017:328）,一语道破了该书的精妙。纵览全书,作者没有用辛辣的文字控诉文化大革命,而是用朴实却又不俗的语言描述了运动中的生活琐事,跃然纸上的是夫妻间的相濡以沫,人与动物间的真挚友情,那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以及人性的坚忍,却不由得又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那场运动的实况和对人性的磨炼。该作品1981年在香港首次面世,随即引起广泛关注,不久之后就有三位译者英译了该书,三位译者分别是白杰明、葛浩文、章楚。英译本自问世以来,广受西方读者的欢迎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总体而言,关于《干校六记》英译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葛译本亦然。西方翻译研究重心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转向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分析,随之增加了对翻译主体因素的关注,尤其是译者的主体性,翻译也开始被视为译者对原作进行的再创作,创造和叛逆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应运而生,并随之登上翻译的殿堂。“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法国文学家、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于1958年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赋予原作新面貌,延长并给予原作第二次生命（罗·埃斯卡皮,1987:137）。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翻译中,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相伴而生,译作呈现出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译者随心所欲的结果,其背后蕴藏着深层理由和动机。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创造性叛逆的代理人,其主体性的发挥与译本呈现出的创造性叛逆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以《干校六记》原著为参照物,试图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解释葛浩文英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首先,探究葛浩文英译本里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创造性叛逆,语言层面主要探讨典型的字词、句子、段落、修辞、书名与篇章名,文化层面则涉及文化负载词、谚语与诗歌。然后,进一步追寻这些创造性叛逆得以实现的翻译策略,发现葛浩文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归化策略则作为辅助相伴而行。最后,探索译本中呈现的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发现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具体表现为翻译目的、意识操控、文化立场及语言创造力,进而选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通过增添、删减、分译、合并、转换、文化过滤等手段来实现对原作的再创造。一言蔽之,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主体性也正是造成译本中创造性叛逆的深层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