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生学和病原学角度,安娜斯将德性与技艺相类比,揭示了技艺和德性背后相同理智结构和结构要素的同时,以德性所具有的发展性作为结构内的动力系统,进而完整地还原了德性的生成过程。由此,安娜斯展示了作为实践智慧的德性的结构及其运行过程,更重要的是,她以此作为理论根据,提出了德性和行动间蕴含的并存关系。简而言之,德性通过行动而生成,行动内必然含有德性的因素,两者彼此紧密相连,不可分离。而这个观点的形成则代表了德性伦理学面对行为问题时的全新路径。那么,安娜斯如何处理正当行为问题呢?首先,安娜斯认为,正当行为概念存在信息不足及动机模糊等缺陷,进而否认正当行为原本在伦理学中的核心地位,撤销了其在行为指导和行为评估中的解释力,转而以更加全面的德性行为作为核心与标准,辅以德性与行动间的并存关系,形成发展理论作为德性伦理学应对正当行为问题的全新方案。发展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它认为正确的行为指导,当且仅面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规范伦理学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责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质疑德性伦理学无法解释行为的正当性,即所谓的正当行为问题。他们认为,德性伦理学无法在行为层面给出任何行为指导及行为评估的规范和标准,因此不能对正当行为问题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进而对德性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提出质疑。为了捍卫德性伦理学的权威和理论地位,德性伦理学家纷纷作出了回应,并逐渐形成三种主流观点,分别是赫斯特豪斯的合格行为者理论、斯洛特的基于行为者理论以及斯旺顿的目标中心理论。这三种观点虽然在理论方向上各有不同,但在理论结构上都是以德性概念作为出发点,通过德性与行动关系的诠释在正当行为领域形成了一定的见解。但受制于各自德性概念的缺陷,三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点,因此引起了规范伦理学第二波的声讨。面对上述困境,安娜斯决定从理智主义的角度赋予德性独特的结构。她认为“美德”不能被单纯限定为优良品质或内在状态,而应被理解为一种用以思考实践事务的道德推理模式,即“实践智慧”（phronēsis）。根据这种实践推理模式,道德行为者将立足自身所处的生活共同体,从自身的幸福目的论出发,根据当下情境的具体状况进行实践推理。因而,与现代规范伦理学抽象、单一的推理模式及知识态度相比,德性伦理学更注重伦理生活与伦理知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它期待的是解释日常伦理生活的场景性及真实状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安斯康姆和福特为首的众多伦理学家在西方伦理学界兴起了一场复兴德性伦理学的热潮,一扫规范伦理学在伦理学中的统治地位。至今,德性伦理学已成为除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之外的伦理学主要派系之一,且逐渐在伦理研究和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行为人通过德性结构习得德性,成为一个真正有德性的人时才有可能获得,而且此时行为指导已经发展于行为人中,即行为人会自主根据特定的场景,以实践智慧作为判断的标准和模式,得出切合实际的最佳方案,而无需任何规则和规范予以指导。发展理论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它更好地揭示伦理实践的真实性和多样性、展现出通往美好生活的现实途径以及可能选项,而非奢求普遍确定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更加想提醒人们德性的重要性以及伦理生活的复杂性。虽然规则可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好事,但伦理学更重要的理论任务是,给出一些深入人心的理由,让我们心悦诚服的明白,凭什么就该做那样的事或成为那样的人,因为对于伦理生活而言,信念要比规则和后果重要的多。所以,需要对美德和道德领域有所建构。而且正因为在真实的伦理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行为绝不像规范伦理学所演绎的那般轻松,往往只有当行为人真正拥有德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触摸到正当和至善的边界,因此打造一个以德性为中心的发展理论,还原德性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