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戏剧史是一部在戏剧艺术内部迁移、蜕变和发展的历史，古典戏剧的发展从俗入雅，又复归于俗，在雅与俗这两种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之间，戏剧自身在不断做出评价和抉择。代表高尚中正的雅文学，和代表晓畅通俗的俗文学，以不同的艺术魅力互相融合又互相牵制，并最终走向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时代背景、思想解放和政治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文学的雅俗格局再一次做出调整和划建，新小说和新戏剧以俗的体格承担了雅的任务。现代话剧的社会身份，不仅要求其在广大群众中获得喜爱与掌声，同时要求其能够发挥觉世新民的教育功能，为反帝反封和民主革命贡献力量。《雷雨》的出现无负于这个崭新的文艺舞台，它通过讲诉一个带有严重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精神危机和最后崩溃，痛斥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与吞噬，深入开掘了复杂而诡秘的人性，强烈而集中地表达了对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要求与向往，以卓越的戏剧文学成就成为我国现代话剧的一座耀眼丰碑。戏剧是有观众的艺术，是有和声的艺术。曹禺理解了观众对于戏剧的重要性，因而他为《雷雨》选择了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方向，既在作品中保留了戏剧的传奇性和故事性，以一波三折的戏剧情节和紧张浓郁的戏剧色彩使观众为之折服，同时又保留了剧作家的诗性情怀和审美意趣，为作品增添了抒情性和艺术感，在雅与俗之间铸就了兼容平衡的美学境界，从而完成了我国现代话剧文学的一次成功试验。笔者希望能够从雅俗制衡的角度去把握曹禺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运用宏观角度与精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纵向地论述了古典戏剧、五四思潮和成长经历对剧作家的创作影响，也横向地比较了作品在语言艺术、人物配置和戏剧冲突等方面不同的雅俗考量。在雅俗共赏的这一艺术结论的支撑下，全面梳理了曹禺的创作心理对其作品风貌的影响，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重新阐释了曹禺戏剧的独创性和美学价值，完善了曹禺戏剧研究的美学视角和批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