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翻译的文化研究中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目前，中国和西方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三要素中的意识形态，而另一个重要因素—诗学，则没受到足够的重视。诗学关注的，一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境、象征的组合，二是界定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角色。诗学对翻译的操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译文层面的操控，即翻译策略、翻译语言的应用；二是译文之外的操控，即体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等方面。1888年，英国著名唯美主义作家、诗人、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一经问世即受到广泛好评。迄今为止，《快乐王子》已经发行了许多中译本。周作人译本是第一个文言中译本，而巴金译本则是众多白话译本中最为流行的译本，因此，对这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是极有意义的。基于奥斯卡王尔德的The Happy Prince的两个中译本及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从诗学对翻译的操控的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首先从对译文之外的操控方面分析周作人和巴金的两个译本，分别从翻译主题的选择、翻译目的、儿童本位角度和预定目标读者群角度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比研究，关于翻译目的，周作人译本旨在救亡图存，而巴金译本则旨在对资本主义黑暗面进行控诉并推动社会改革。周作人译本没有突出儿童本位，而巴金译本则突出了儿童本位。周作人译本的目标读者为少数知识分子，而巴金译本的目标读者则为成人和儿童；其次是从对译文层面的操控方面进行论述，分别从翻译语言的应用及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进行分析。本论文透过诗学要素的变化揭示两译者所在时代诗学的变化，进而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诗学具有一定的操控作用，并且诗学也是流动的，非固定不变的。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文学翻译的功能从救亡图存演变为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控诉，翻译语言也从文言演变为白话。本文认为翻译活动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翻译行为与诗学之间有着相互关系。译者顺应主流诗学进行翻译。译者的译本选择，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等都会受到诗学的影响。此外，影响翻译活动的要素是随着时间变化的，两个译本均受到诗学的操控，通过对诗学要素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诗学的流变。本论文讨论诗学是如何操控文学翻译过程的，并将两位译者及其翻译作品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作者旨在文化层面而非语言层面的探讨，从而丰富《快乐王子》译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