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符号学理论为基本框架，解读伊丽莎白·乔利的小说《牛奶与蜂蜜》，探索了乔利作品中对于边缘人生存状况的关注。　　 作为一位澳大利亚的外来移民和后现代文学大师，乔利对后现代框架中边缘人的生活及他们的世界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她密切关注那些社会底层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生存方面遇到的困境和磨难。然而，国内外对乔利作品的研究只是局限在其主题、人物、结构模式和写作特点上。尽管研究者们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乔利的这部作品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挖掘，但对于整部作品尚缺乏多层次多角度的符号学论述。因此，本文从文化符号学角度深层解读小说《牛奶与蜂蜜》，指出它揭露了边缘人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的遭遇和困境，传达了乔利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关注。无论边缘人的生活是否可以理喻，无论他们的地位多么地卑微，他们始终是我们人类的缩影，是我们社会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所不理解的另类生活，我们的敌意只能给同是人类的他们增加痛苦和创伤。通过符号性的解读，我们看到，乔利似乎在告诫人们：当你在释放自我时，不要伤害他们。当我们在判断与他人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要肩负起种种关系赋予我们的责任。做一个有责任的人，是后现代颠覆传统，反对人我对立，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建设性体现。　　 本文首先介绍了伊丽莎白·乔利的生平及其小说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地位，乔利小说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阐释了有关符号学的概念、术语，以及本文的研究角度和目的。　　 对于从小就生活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乔利来说，身份的迷失以及对身份突破的渴望使她长期为之困惑，成年后移民澳大利亚的经历又加深了这种困惑。《牛奶与蜂蜜》中的移民也恰恰是挣扎在两种文化的边缘，海姆巴赫一家和雅各由于拒绝接受和融入澳大利亚本地文化，而成为这片土地上真正的“陌生人”和“流亡者”，这种流亡既是空间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透过小说中移民的故事，乔利似乎在告诉人们变化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并不存在，只有主动地去融入和热爱新的文化，才能获得新生。　　 《牛奶与蜂蜜》中的女主人公露易丝在家庭中只占据一个附属的地位：为他人的私欲卖命，至于自己是否幸福则无所谓，渐渐边缘化为他者进而失语。乔利对于露易丝这一女性形象的描写，深刻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唯一价值取向，即女性的存在只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其价值在于能否成为实现私人经济目的的可利用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露易丝体现了由人到物的异化。乔利在小说中也隐晦地通过雅各之口表达了对露易丝改善生存境遇的期盼。　　 小说中出现了三个边缘化的疯癫人的形象——瓦尔得玛的母亲，瓦尔得玛和爱丽丝。小说通过疯癫这一重要的文化符号和三个疯癫意象的不同命运证实了西方人自以为终极、绝对和普遍适用的一元文化价值观的终结，文章结尾体现了乔利的主张：只要能够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疯癫，人类的生活意义就会因此而扩展。所以，为疯癫服务，帮助他们恢复人的尊严和相应的理性，是人们突破理性人为的界限、解放自我和他者的禁锢、获得全面拯救的新途径。　　 本文认为，移民、女性和疯癫这三类边缘人的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边缘人不应当被人们看做一种怪物和耻辱，他们也是真正的人类，需要人类的真诚的关怀，逼迫他们生活在阴暗处、否定他们的生存权利或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他们无疑是一种不仁道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当受到后现代价值观的谴责，生活在中心的人们应该肩负起保护弱势群体尊严的责任，这是一种必然的超越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后现代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