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欧洲再洗礼运动在欧洲宗教改革的大潮中诞生,以效法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由接受成人洗礼的信徒组成、与世俗社会相分离的教会为宗旨,在多彩纷呈的宗教改革中独树一帜,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洗礼派面对天主教会和主流改革派建立的新教教会的迫害,顽强生存、传播教义,在欧洲各处建立起许多再洗礼教会。17世纪迫害结束后,再洗礼派又发展到美洲和其他地区,一直持续存在到现在。再洗礼运动的历史和神学在基督教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16世纪欧洲再洗礼运动是宗教改革的产儿。一方面,宗教改革破除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使长期受到压制的思想有了破茧而出的可能;另一方面,宗教改革提出了 "唯靠《圣经》"的原则,使被解放的思想找到了新的进路。同时,宗教改革倡行的《圣经》民族化,又使得普通民众有条件直接阅读《圣经》,从而可以离开教士,自己到《圣经》中去寻求教义真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代表普通民众愿望和要求的再洗礼运动应运而生,表达了独有的改革诉求,在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洗礼运动兴起于瑞士。在瑞士宗教改革中,一部分激进派反对依靠市政当局进行改革,要求以《圣经》为依据,将宗教改革的精神彻底予以实行。这部分人最终从改革阵营中分裂出去,创建了瑞士兄弟会。作为再洗礼派的创始人,瑞士兄弟会提出了再洗礼派的基本教义:反对婴儿洗礼,主张信徒洗礼,建立与世俗权力相分离的真正的属基督的教会。这一教义主张意味着对国家教会的否定,意味着对宗教强制的反抗,这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改革,必然动摇要求政教合一的天主教会和主流改革派的统治基础,动摇既存的政治、社会秩序。瑞士兄弟会建立之后,再洗礼运动迅速在欧洲传播。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各地有着不同的政治、宗教环境,加之各地再洗礼领导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信仰背景,使得欧洲再洗礼运动表现出组织上的多源性和教义上的多样化。不同地区的再洗礼派在各具特点的神学思想指导下,进行了重心不同的改革实践,整个欧洲的再洗礼运动呈现出多彩而复杂的历史面貌。在德国南部,再洗礼神学家胡伯迈尔提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洗礼神学,成为运动初期与主流改革派进行教义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由于他所建立的教会得到地方贵族的宽容和保护,胡伯迈尔在教会与世俗政府关系的问题上有着与瑞士兄弟会十分不同的主张。他认为,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合作的关系,国家使用刀剑保护教会,确保其安全,教会则支持国家履行上帝分派给它的工作。顿克受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影响,其再洗礼思想更多地强调圣灵作用,注重属灵的内在生命,贬抑外在的规定、礼仪;而经历过德国农民战争洗礼的胡特,则更多地宣传末世论教义,以末世到来、基督复临号召信徒加入再洗礼运动。马派克则针对顿克的教义,论述了教会、礼仪等外在事物与属灵的内在生命之间的关系,捍卫了建立一个有着教士职位、使用洗礼、圣餐等礼仪、实行禁令的制度化教会的必要性。摩拉维亚再洗礼运动的主要成果是胡特尔兄弟会,而胡特尔兄弟会的主要特色是其财产共有的教义、实践和集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胡特尔兄弟会取消了私有财产,所有财产归教会成员共同所有。同时,它还取消了商业,所有消费品由教会按需要进行分配。另一方面,胡特尔兄弟会实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抚养教育儿童的制度,以个人和家庭在某种程度上的牺牲为代价,保障了集体的核心地位,增强了胡特尔兄弟会的力量。如果说,财产共有取消了私有财产,使教会成员得以摆脱物质欲望,从而在所有制这一根本制度方面,为胡特尔兄弟会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把所有成员组织在一个大家庭中,让他们摆脱小家庭之累,能够更大限度地为集体做出奉献,在经济上为胡特尔兄弟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把再洗礼运动引入荷兰的是霍夫曼,他传播的再洗礼教义有两个重心:一是强调基督的神性,认为基督没有沾染人类的罪。他宣传人们应当过道德良善、遵从基督的圣洁生活。二是宣传末世即将来临,基督将再次降临人间、重新复兴原初的使徒教会,在人间建立"新耶路撒冷"并消除旧世界的苦难。霍夫曼的末世论教义适应了许多要求变革的民众的需要,也满足了遭受迫害的再洗礼派渴望上帝之国将临的迫切心理,从而推动荷兰再洗礼运动迅速发展,很快进入到高潮期。和霍夫曼相比较,他的弟子马提斯和伯凯尔斯的再洗礼思想更为激进。他们认为,上帝即将回来进行末日审判,只有接受信徒洗礼的人才能得到宽恕。真正的基督徒要挥舞上帝交给他的刀剑,主动加入到迎接上帝之国到来的战争中去。他们在明斯特的宗教改革中看到了旧秩序即将被新秩序所取代的希望,因而把明斯特视为末日到来之前的"应许之地",是末世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他们鼓动大量再洗礼信徒来到明斯特,并取得了改革的领导权,把明斯特的路德派改革引领到再洗礼改革的方向。他们先是驱逐了明斯特城内的非再洗礼派,然后实行了包括财产共有、多妻制在内的一系列激进改革,并改革明斯特城的政治制度,最终建立起一个集国家、社会和教会为一体的以宗教狂热为基础的基督教王国。在此同时,明斯特再洗礼派使用武力与反对宗教改革、镇压再洗礼运动的天主教会进行对抗和斗争,与秉持非暴力不抵抗立场的其他再洗礼派形成鲜明对照。明斯特王国覆灭后,荷兰再洗礼运动经历了重大的转折。门诺领导着以他名字命名的门诺会,坚持唯靠《圣经》的原则,坚持非暴力不抵抗的立场,在迫害中坚忍生存,和平发展,使荷兰再洗礼运动在明斯特大挫败后重新振兴。在这一过程中,门诺的神学思想也不断成熟。他强调真正的信,真正的悔改和重生的新生命,悔改后的重生是他的救恩论的核心概念,以致门诺会被人称为"重生的教会"。他的教会论是要依据《圣经》,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一个由重生的信徒组成的、"没有玷污"、"无瑕疵"的圣洁教会。到16世纪后期,门诺会已经成为规模最大的再洗礼派,他们的影响力超过了其他所有再洗礼教会。可以看出,在欧洲宗教改革中,再洗礼改革的目标、手段和时机都比较激进,因而被称为宗教改革中的"激进改革"。和主流宗教改革相比较,再洗礼运动的激进性主要表现为三点:一、反对天主教会和改革派建立的新教教会有关婴儿洗礼的教义和实践,主张只有成人信徒才能受洗,而教会则应由基督的真正信徒组成;二、反对天主教会和改革派建立的新教教会有关政教合一的教义,反对国家教会,主张教会与世俗政权相分离,反对依靠地方政权进行改革;三、对改革局限在宗教层面不满,要求在宗教改革的同时进行社会改革,建立更符合基督教宗旨的、更为公平的理想社会。再洗礼运动所代表的激进改革,由于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并进行了社会改革的实践,从而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围,深刻地反映了它的阶级代表性。再洗礼派所要建立的再洗礼教会和他们所憧憬并努力实现的理想社会,本质上都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因此可以说,16世纪欧洲再洗礼运动是一场宗教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力图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的教会,表达了下层民众对于建立一个更为公正、更为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诉求。无论是在基督教历史上还是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再洗礼运动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