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范围内宏大的现代性革命叙事的退场,尤其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之下,被掩蔽的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亟待提上研究日程。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出场浸润着厚重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国家社会性”是深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理论范畴。把国家辨认为世俗社会的经验性工具,是解析国家社会性的逻辑前提；国家社会性证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求解于国家权力活动的全部历史。“总体性”的马克思国家理论是国家阶级性学说、国家自主性理论和国家社会性思想的三位一体,对国家社会性的深度解析亦应诉诸“国家三性论”的分析视域。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话语渊源囊括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城邦公共性理念、社会契约理论的国家工具性观念、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国家普遍性思想。古典政治哲学的城邦公共性理念为马克思思虑“过渡时期”的以追求国家社会性为目标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启发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国家消亡与社会生活的思考。通过批判社会契约理论的国家工具性观念,马克思虽然确立了国家的阶级性观点但并未因此彻底否定国家的社会性,然而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却也由此熏染了强烈的国家阶级性的话语色彩。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性学说的空想性只在某些制度形式和无关紧要的思想观点上,其中的实质精神和价值原则也是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所应秉持的科学性观点。通过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国家普遍性思想,马克思在揭露国家阶级性之时将其国家社会性思想置于了“社会中心论”的思想传统之中。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涵括了国家起源的社会性思想、国家本质的社会性思想、国家职能的社会性思想和国家消亡的社会性思想。基于公共权力的让渡、满足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国家社会性也是铸成国家起源的内部机制；马克思构筑了国家起源的二重性分析,综合了“冲突论”和“融合论”。国家身兼阶级统治工具和社会管理机关双重性质,在重点揭示国家本质的阶级性之时,马克思也附带指认了国家本质的社会性；国家本质的二重性彰示了国家本质的内在矛盾性,坚持二重性的国家本质观应当防止以马克思之名肢解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是国家职能的必备内容,国家职能的社会性是由国家本质的社会性决定的；既要在与阶级性职能并列的意义上审视国家的社会性职能,也要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探察国家社会性职能的嬗变。最高意义的国家社会性的彰显只能存在于国家消亡的观点上,国家的消亡过程乃是国家社会性向社会复归的过程。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国际语境、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阶级范式、社会主义的公仆意识及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都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息息相关。为此,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当代启益体现在：提升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推进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整体性、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观和构建当前中国国家合法性。回归原初文本、作出合于现实语境的规范性解读,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叙事的范式转换,建构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研究范式,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议题中已属迫切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