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在由大国迈向强国的过程中,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世界各国全方位多领域的战略博弈以及区域经济风险等矛盾不断加剧,严重威胁着我国的领土、领空和领海安全与完整;另一方面,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带来的危害不断叠加,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而社会安全事件的治理特别是由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治理,关系到我国民族的团结、社会稳定发展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践行。在当前被动的应急反应型管理方式无法满足风险社会的现实需求的情况下,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推动社会安全治理由被动式应对安全事件向主动式保护整体安全转变,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变,是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因而,基于网络化协同治理理论探究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社会安全事件的协同治理网络属性及要求,对维护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依据社会安全事件时空演进机理,将社会安全事件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先期处置阶段、应急响应阶段和善后恢复阶段。在此基础上,整合网络化治理理论确定治理网络的多元参与组织,依据协同治理理论确定组织间的有序合作,构建了社会安全事件协同治理网络分析框架。其次,依据所构建社会安全事件协同治理网络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文件的文本分析,探究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社会安全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其本质要求,并建立社会安全事件制度化协同治理网络。再次,选取典型案例,依据社会安全事件协同治理网络分析框架开展实证比较研究。一方面以昆明“3·01”事件为典型案例,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探索社会安全事件不同演进阶段中治理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收集各组织在此次事件应对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数据,对事件不同阶段中协同治理网络的属性特征、核心组织以及结构洞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以社会安全事件制度化协同治理网络为蓝本,从网络的凝聚特性和关键组织两个方面,开展与实际治理网络的比较研究,归纳出两者间的共性与特性,从而为协同治理网络优化策略提供理论支撑。最后,提出我国社会安全事件治理网络的优化策略。在网络整体属性方面,需要构建条块融合纵横互动的协同治理网络,提升社会安全事件整体治理网络的凝聚力。在主体结构方面,要保障政府核心主导地位,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协同治理,深化社会组织间的常态化合作交流。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在协作关系方面,通过减少组织间行政命令关系,优化组织间的信息共享关系,规范组织间的情感支持,鼓励组织间的资源交流与互动。在核心组织方面,识别网络中的核心组织,注重发挥中心权威组织和中介辅助组织的作用。在网络演进方面,把握社会安全事件协同治理网络的动态演变规律,不断调整治理网络的结构,确保网络的灵活性和动态性,提高社会安全事件协同治理网络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