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地方立法经历了从省、直辖市、较大的市到设区的市的重大转变,地方立法的迅猛发展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地方立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传统上,立法能力、立法资源与立法需求之间的矛盾依旧存续;现实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等又对地方立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为合理配置以及有效利用地方立法资源,就应该从立法规划这一源头上控制,通过最初的“过滤”流程,将不符合“最低”标准的立法建议项目剔除,再通过“优先化”流程,寻找出将地方立法资源投出的“最佳”选择。地方立法规划在运行过程中以立法目的为中心,制定与修改活动兼行、立法计划围绕立法规划进行、立法项目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实践中存在着项目来源单一,政府立项的主动性不高,立法选题偏离问题导向,立法项目论证不足等滞胀表现。基于此,在立法项目的来源上,一方面当通过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完善公众意见征集机制等方式,发挥公众或公众代表在地方立法规划中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要通过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的方式,防范部分地区政府立项主动性不高的问题,发挥政府在地方立法规划中的作用,使得地方立法在源头上兼具正当性与合理性;在立项的论证上,立法项目的论证应当规范化、制度化。立法项目的论证内容应当包括立法申请项目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效益性和协调性。立项论证的方式可采取网上论证和举办立法辩论会。在立法建议项目的选定标准上采取“良法”+“应急”模式,对立法建议项目的选定方式应当采取“部门协商+专家建议+人大确定”的方式;在立法规划的实施上,地方应当突破中央五年制的立法规划模式,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变更立法规划的期限,为突发立法预留时间。与此同时可以借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的做法,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解决地方立法规划指令性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