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颁布施行,体现了我国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视程度。生物技术是把“双刃剑”,既能够为人类生存发展谋福祉,也可能由于误用滥用导致生物安全问题,出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乃至于人类安全。我国生物技术科学水平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物实验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对实验动物进行试验研究,分析其基因特性以及其自身携带的某种病毒性质或者将实验动物用于药品开发等医用研究,高校实验室以及其他实验研究机构不断增设,自然而然,对于实验动物的需求也就随之上升。与此对应而来的由实验动物所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由实验动物自身所携带的病原微生物传播从而导致生物安全事件的发生,国民生产经济以及生命安全受损的案例不在少数。实验动物标准内容的制定、实验动物的生产、购置、饲养以及后续对实验动物进行实验操作时的实验技术和废弃物处理问题,在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缺乏法律规范强制性的规定去规范约束都可能会出现生物安全隐患和风险。本文通过对实验动物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分析,主要从立法、执法两个层面中分别得出以下结论:实验动物相关立法理念滞后;实验动物相关法律规范效力层次较低法律,规制强制性和约束性较弱;实验动物相关法律规范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法律规范分散;执法主体权责不明确,覆盖面不够完善;执法监管监督过程缺乏严格性,法律规制强制性未能落于实处;普通实验室涉及规制生物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严重不足,监管力度差。从以上得出的成因出发结合目前生物安全制度现状,分析如何进行完善实验动物生物安全法律规范体系以及执法监督管理机制的具体途径,进一步提出对实验动物生物安全进行法治化完善的相关建议。我国关于实验动物生物安全制度的不断完善,将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尽早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国家生物安全法律的统一,进而促进国家在生物安全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我国的生物安全制度完善以及国民生命与生活质量以及国家经济生产均能够形成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