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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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大爆发导致许多国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暴露出已有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问题,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不断下降。为尽快缓解和弥补由这场危机带来的损害,世界各国纷纷积极寻求新的解决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了区域货币合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推动全面开放战略以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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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大爆发导致许多国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暴露出已有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问题,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不断下降。为尽快缓解和弥补由这场危机带来的损害,世界各国纷纷积极寻求新的解决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了区域货币合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推动全面开放战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大多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跨国货币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货币合作为研究对象,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与沿线各国的合作现状进行分析并且与对各国开展货币合作所需要的成本进行实证研究。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测算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用测算出的OCA指数值衡量货币合作成本的大小。即OCA指数值越小,货币合作成本越低。与此同时,创新性地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对测算出的OCA指数值进行聚类,将沿线国家按照聚类的结果进行分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提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水平提供参考。本文首先对货币合作进行了概念界定,随后梳理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为现实分析提供理论上的支撑。随后从三个角度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现状进行分析:首先是对货币互换合作的现状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已与沿线23个国家签署了规模巨大的货币互换协议,通过货币互换这一方式为中国的境外分支机构和在境外的企业提供流动性,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发展的有力促进因素,但仍然存在合作效率不高等等的问题;其次是在人民币跨境贸易方面,近年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呈现出节节高升的态势,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进行交易的数量以及其影响力都处在平稳上升状态;最后对投融资合作进行分析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开展的大部分合作都投入到了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上,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飞速发展,各国逐渐将电子信息和数字连接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各经济体已采取行动措施,出台了许多促进投资和增大包容合作的办法。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金融体系以及金融监管方面存在差异性,这三个角度的货币合作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但并非不可克服。在随后的实证研究中,本文对43个国家在2010-2020年间的OCA指数进行了测算,构建出的OCA指数方程体现了贸易相关性,经济结构差异,通货膨胀率差异及产出水平波动性这四个指标对开展货币合作所需成本的显著影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的国家开展货币合作所需成本的变动趋势进行分阶段的对比分析。还采用离差平方和为连接标准的Ward凝聚法层次聚类分析将所研究的国家分成了5类。根据实证结果的指向,我们可以优先考虑与一些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密切,通胀差异较小,经济结构和产出波动性与中国相似的国家进行货币合作。在分区域进行对比分析时,得出我国应首先以东南亚及中东欧区域为主要对象,优先构建起有效的次区域初级货币合作,对具有相似性的国家采取针对性的合作措施,逐步推动“一带一路”区域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虽然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成本仍然较高,但总体合作成本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应以“大国方针”为基础,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地区的货币合作,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从立足现实、补足短板的角度考虑,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我国可以优先构建在东南亚、中东欧和独联体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在现有货币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方式与工具方法的创新;其次,提高人民币在中亚和南亚区域在外贸结算中的比例,增加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以及人民币的使用惯性;与此同时,积极促进与西亚北非地区意识形态的互补,为我国与这一地区将来的进一步合作先打下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最后,设立多边金融监管机构以及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等,通过实施积极的举措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金融监管。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也将踏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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