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汶川地震灾区的具体情境，生活满意度作为政府大体了解受灾民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之一。综述学术界关于生活满意度、社会网络的研究，以“生活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态度”、“社会网络具有态度渲染功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而笔者提出了生活满意度的形成逻辑；同时立足于灾区语境中“身心健康状况”、“公共服务”等共同话题，源于个人视角形成“理性评价”，源于社会网络视角形成“感性评价”，构建了上述两者共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概念模型；结合灾区中特殊的时间节点，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等具体语境，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另外，采用二分类Logistics回归，笔者验证并分析了上述研究假设。本文获得如下的主要结论：
　　其一，基于灾区时间节点的差异：（1）理性评价、感性评价在非常规情境中，均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其中，感性评价的程度强于理性评价；在感性评价方面，其网络规模、强关系以及弱关系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但其异质性则显著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2）理性评价在常规情境中，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然而感性评价在非常规情境中，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其二，基于灾区城乡二元社会的差异：（1）在非常规情境中，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受到感性评价的影响；其中，乡村居民受其作用的程度强于城市居民；感性评价中异质性显著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且乡村居民受其作用程度强于城市居民；另外，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受到理性评价的影响，且双方受其作用程度大体一致。（2）在常规情境中，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受到理性评价作用，其中，城市居民受其作用的程度强于乡村居民；但是感性评价与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3）基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我们发现个人社会网络中强、弱关系在非常规情境中，均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但立足于常规情境，强、弱关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
　　另外，我们注意到模型中控制变量“家庭经济状况”在常规、非常规情境中，均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相较于非常规情境，常规情境中城市、乡村居民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且作用程度略微提升。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结合灾区“非常规——常规”的整体演变状态，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参考性建议：（1）准确把握和科学研判灾区整体的社会状态；（2）搭建以“兜底”为主，逐步优化、提升以及丰富公共产品的供给；（3）科学合理地营造灾区良性社会网络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