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英国见证了社会组织、民主政治及大众文化的巨大变化。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开始通过一系列罢工斗争强调他们的存在和提出自己的诉求,试图与其它阶级分享政治权力;与此同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新政治公民的参政方式发生了变化。原本严肃的报纸也进一步市场化,并吸引了受义务教育而能阅读识字的普通民众,逐渐成为社会共享的大众媒介、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纽带,英国由此迎来了现代意义的大众民主政治。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分化严重的英国社会阶层短暂团结在一起,但战后英国政治制度极不稳定,经济长期萧条,国内社会暗流涌动,各方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1926年工人总罢工的爆发。总罢工期间,印刷工人在工会的号召下率先停工,各家报纸纷纷停刊,英国社会由此陷入“信息真空”。为了争夺舆论的主动性和对罢工事件的叙事权,更具有舆论敏锐性的丘吉尔率先创办了代表政府的《英国公报》（the British Gazette）,利用政府的权威和力量向全英国传播政府对于总罢工的观点和看法。作为回击,代表罢工工人的英国工会随后也推出了《英国工人》（the British Worker）作为自己的发声渠道,与前者针锋相对。在短短的九天时间里,《英国公报》和《英国工人》在诸多方面展开了生死论战,但关于1926年总罢工的舆论争夺,其本质是关于“英国”的合法性及英国人特性的意识形态争夺。而报纸作为当时最主流的大众媒介,成为承载这场意识形态争夺战的原生舞台。《英国公报》认为总罢工是一场企图颠覆英国宪政和自由的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势中,英国矿工受到苏联红色革命的鼓动,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颠覆英国百年来的自由宪政传统,挑战议会权威,破坏英国宪政,发动流血暴乱,摧毁民众生活,使英国走向无政府主义混乱。《英国工人》则坚称总罢工只是一场劳资纠纷引发的经济危机——受尽磨难的矿工无可奈何,在总理事会的领导下,在法律范围内,在保证了国计民生基本供应不断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罢工以争取自己合法的工作和报酬权利,且尽量避免了流血冲突,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且爱国守法,争取自由和公正的英国国民。相较政府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政治危机感,工会和罢工工人对于这次事件的认知停留在工业冲突而非意识形态冲突,换言之,他们对于原本的“宪政英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十分认可,不愿意自己成为“宪政英国”的对立面和破坏者,因此其回击多半是针对经济事实,几乎没有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直接落入丘吉尔的修辞体系。这场舆论战以《英国公报》的胜利告终,政府获得了对总罢工解释的文化霸权,使政府行动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因而能够成功地将对立一方引入英国宪政与自由的轨道,并以此“教育”和驯化英国民众,最终顺利镇压总罢工。《英国公报》也因此成为英国报刊与20世纪英国政治大众化转型的典型剖面。《英国公报》的创办和对罢工叙事权的争夺促使英国两党对其宣传政策和媒体关系进行重新反思和评估,影响了英国工党的斗争路线,巩固了英国政治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大众媒介的政治潜力变得越来越不容小觑。此后,这一做法被进一步融进英国的国民性叙事,成为构建“英国人”这一政治主体性的基本素材,总罢工也成为英国国家历史和国民集体记忆与认同的关键场域。与此同时,英国大众媒介自身也随着英国政治社会的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大众媒介在总罢工时期的政治脆弱性深深震撼了自我感觉良好的英国报人,促使报业重新思考自身和政治的平衡问题。在这种变化了的政治和媒介环境中,工人阶级选民等新政治阶级进行有效沟通并将他们纳入政治体系的任务得到了充分的考虑,大众媒介配合着英国逐步确立的现代大众民主政治,带来了一种“民主文化”。尽管它的形式和内容仍然以中产阶级观点为中心,但它逐步受到英国公众的认同,成为英国政治文化的共识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