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已然产生并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农民工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也体现出了一些新特点,他们的乡土情结渐弱,城市向心力更强。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多半只是出于“生存理性”,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则更希望能够定居城市,实现身份和生活空间的转换,享受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即是本文的任务。本文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该部分包括本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主要文献综述、理论视角、主要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内容。第二部分主要从城市社会环境的改善和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融入意愿及能力的增强两方面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是适合融入城市的一代。从城市社会环境角度来说,城市对待农民工的政策更加宽松,更加注重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群体的态度也逐渐从排斥转向接纳；从农民工个体角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有所提高,其融入城市的意愿也由于受到成长经历、生活经验的影响变得更加强烈。在社会和个人两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适合融入城市。第三部分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的结果展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城市心理认同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融入障碍,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适合融入城市的优势但他们目前融入城市的状况并不乐观。第四部分从社会制度与农民工个人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存在困境的原因。在社会制度方面,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都存在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之处；在农民工个人方面,农民工个人的自身素质、心理状况、维权意识、城市社会资本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使其融入之路受阻。第五部分从社会学实质的研究对象即社会制度限制下个体的行为选择出发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在社会制度方面,本文认为应加快完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在农民工个人方面,本文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出了在目前社会制度制约下应采取的融入行为策略。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则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