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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出色的报人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在校期间，他曾经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
1936年7月，陈翰伯从燕京大学毕业，11月即出任西安《西京民报》总编辑。1937年任西安《西北文化报》编辑；1939年专为成都《新民报》写社论；1942年任重庆《时事新报》编辑；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47年任上海《联合晚报》总编辑。十余年间，他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陈翰伯逝世后，与他并称“CC”的陈原，曾经在《记陈翰伯》一文中回忆他们的写作交往：“陈翰伯的职业是编辑，我的职业也是编辑；他写作，我也学着写。新中国成立前他编《联合晚报》，我每天给他写一段‘天下纵横谈’；我编《读书与出版》，他每月给我写一篇国际时事述评。金仲华和冯宾符的《世界知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同时约我们两人为社外编辑，既看稿，又写稿。”
优秀的出版家
陈翰伯回忆人生轨迹时，说自己是“青春办报，皓首编书”。那是因为在1958年8月，他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那一年他44岁，此后他在任的八年间，为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为后来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可谓功勋卓著。如汪家熔在《忆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时期》中所言：“商务印书馆同仁对商务的历史有一个按主持人姓名为阶段的分期习惯。一般说一个主持人主持时间稍长，同仁就这样称呼，如夏瑞芳时期、张元济时期、王云五时期。沿袭下来，人们把陈翰伯主持商务工作的时候，称之为陈翰伯时期。”
“陈翰伯时期”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也是一个真实的评价。对此，汪家熔的文章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比如：其一，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包括名著395种；其二，经济学著作，蓝皮书46种，庸俗经济学和现代各流派66种，马尔萨斯著作就有13种；其三，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就有93种；其四，历史和历史学有66种，除重译鲁滨逊《新史学》外，其余均是作为史料价值存在的西方古代历史著作；其五，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陈翰伯接手商务印书馆后，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珍视它的文化遗产，珍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残存分量，珍视前辈的心血积淀。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1959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1962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文化的先行者
说到先行者，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陈翰伯身处这样的时代，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贡献非凡。以下仅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周恩来亲批，将陈翰伯、陈原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他们着手制订“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这个规划拟订，在十年内出版中外语文词典160部，其中中文31部、外国语81部、小语种48部，最重要的五部是《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那就是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据吴彬《我的〈读书〉十年》记载：“当时的创办者是几位自20世纪30年代即在知识界、出版界工作，文化素养深厚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老前辈：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这些先生组成编委会。”创刊号发表李洪林文章《读书无禁区》，当即引起社会轰动，争议之声延续很久。直到1981年，《读书》一期发表《两周年告读者》，吴彬说：“此时《读书》本刊方针才明确形成，基本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做无结论的争论、提倡知识、注意文风，等等。这些办刊原则当时被编辑部奉为圭臬，《两周年告读者》的作者正是创办人陳翰伯先生。”
此时，陈翰伯还给沈昌文写过一个“手谕”，其中注明：“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这个手谕就是后来《陈翰伯文集》中的《老生常谈话文风》一文，陈翰伯给《读书》提出11条建议：要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引文不要太多；少用“我们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行文中可以说“一二人”“十一二人”，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类空话，等等。
出色的报人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在校期间，他曾经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
1936年7月，陈翰伯从燕京大学毕业，11月即出任西安《西京民报》总编辑。1937年任西安《西北文化报》编辑；1939年专为成都《新民报》写社论；1942年任重庆《时事新报》编辑；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47年任上海《联合晚报》总编辑。十余年间，他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陈翰伯逝世后，与他并称“CC”的陈原，曾经在《记陈翰伯》一文中回忆他们的写作交往：“陈翰伯的职业是编辑，我的职业也是编辑；他写作，我也学着写。新中国成立前他编《联合晚报》，我每天给他写一段‘天下纵横谈’；我编《读书与出版》，他每月给我写一篇国际时事述评。金仲华和冯宾符的《世界知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同时约我们两人为社外编辑，既看稿，又写稿。”
优秀的出版家
陈翰伯回忆人生轨迹时，说自己是“青春办报，皓首编书”。那是因为在1958年8月，他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那一年他44岁，此后他在任的八年间，为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为后来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可谓功勋卓著。如汪家熔在《忆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时期》中所言：“商务印书馆同仁对商务的历史有一个按主持人姓名为阶段的分期习惯。一般说一个主持人主持时间稍长，同仁就这样称呼，如夏瑞芳时期、张元济时期、王云五时期。沿袭下来，人们把陈翰伯主持商务工作的时候，称之为陈翰伯时期。”
“陈翰伯时期”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也是一个真实的评价。对此，汪家熔的文章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比如：其一，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包括名著395种；其二，经济学著作，蓝皮书46种，庸俗经济学和现代各流派66种，马尔萨斯著作就有13种；其三，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就有93种；其四，历史和历史学有66种，除重译鲁滨逊《新史学》外，其余均是作为史料价值存在的西方古代历史著作；其五，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陈翰伯接手商务印书馆后，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珍视它的文化遗产，珍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残存分量，珍视前辈的心血积淀。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1959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1962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文化的先行者
说到先行者，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陈翰伯身处这样的时代，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贡献非凡。以下仅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周恩来亲批，将陈翰伯、陈原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他们着手制订“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这个规划拟订，在十年内出版中外语文词典160部，其中中文31部、外国语81部、小语种48部，最重要的五部是《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那就是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据吴彬《我的〈读书〉十年》记载：“当时的创办者是几位自20世纪30年代即在知识界、出版界工作，文化素养深厚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老前辈：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这些先生组成编委会。”创刊号发表李洪林文章《读书无禁区》，当即引起社会轰动，争议之声延续很久。直到1981年，《读书》一期发表《两周年告读者》，吴彬说：“此时《读书》本刊方针才明确形成，基本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做无结论的争论、提倡知识、注意文风，等等。这些办刊原则当时被编辑部奉为圭臬，《两周年告读者》的作者正是创办人陳翰伯先生。”
此时，陈翰伯还给沈昌文写过一个“手谕”，其中注明：“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这个手谕就是后来《陈翰伯文集》中的《老生常谈话文风》一文，陈翰伯给《读书》提出11条建议：要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引文不要太多；少用“我们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行文中可以说“一二人”“十一二人”，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类空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