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8年（康熙七年），故宫午门前举行了一场日影观测比赛。比赛双方是传教士南怀仁和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观众是朝野大臣，最大的腕儿是康熙。结果南怀仁胜。
　　这条史料是清廷实录中普通的一条，但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韓琦看来，它却不同寻常，是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试，其结果决定了清廷对西法与旧法的看法，也由此开启了继明末之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又一个高潮。”与此同时，这场比拼还在一个少年心里种下了科学的种子，由此诞生了帝王圈里最忠实的“科学粉”。那一年，少年天子康熙14岁，正是求知好学的年龄。

1.忠实的“科学粉”

　　近日，韩琦的新著《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下简称《通天之学》）荣获第11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国际图书奖。此著作是韩琦30余年对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研究的集大成，而本书中他最得意的一点就是以日影观测为切入点，对清廷开展的一系列日影观测与历法改革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从而重现了传教士和天文学在清廷传播的历史图景，并从科学社会史的视角揭示了科学和权力交织的复杂关系。
　　韩琦认为，1668年的日影观测并非孤立之事，此前有前因，此后有后果。
　　明末，耶稣会士想来华传播天主教义，明朝宫廷则因日月食预测不准正酝酿历法改革。两种需求虽不同但因“通天”达成一致，开启了西方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序章。康熙三年，杨光先以“私传邪教，阴谋不轨”的名义掀起一场公案，导致奉教天文学家被处斩，削弱了钦天监中的天主教势力。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后，废用西法，改用大统、授时或回回诸历。天主教陷入低谷。
　　转机就是1668年的日影观测。南怀仁由此重获信任，杨光先被罢官，耶稣会士又在钦天监处于主导地位。
　　自此，康熙开始热衷西学，孜孜不倦。康熙听说要弄懂所有数理科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绝对必要之后，他马上要求将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解释给他听，并要求将它译为满文。南怀仁为康熙传授测量术和地理学，编译了《穷理学》，涉及西方哲学、逻辑学和其他科学知识。
　　1685年，洪若等人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作为“国王数学家”来华，于1688年到达，这开启了中法科学交流的新时代。这是中西科学交流浓墨重彩的时代，康熙对西学的求知欲也达到了顶峰。

2.学霸的“藏私”

　　成也日影观测，败也日影观测。40多年后，1711年夏至，又有一场康熙观摩的日影观测，这次观测却证明西法计算夏至时刻有误。由此，康熙对传教士失去信任。1713年，受到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影响，康熙下旨设立蒙养斋算学馆，召集了近百位人才进行历法改革，这是清代最大的国家科学工程。
　　蒙养斋算学馆等“自立”科学活动的开展，是康熙晚年的目标——师洋人的“技艺”为我所用，最后达到摆脱洋人垄断的目的。
　　“用其技艺”，这一国策被雍正、乾隆沿用，但到了道光六年，传教士退出钦天监，中西科学交流也由此渐渐沉寂。
　　康熙笃爱科学，数十年不改，并时时操练，终成“科学学霸”。他学科学除了兴趣和治理国家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动力——权术。康熙在大臣前的表演并不是单纯的个人炫耀，而是隐含了重要的政治动机。也正是通过对西学的学习和宣扬，康熙塑造了博学多能的形象，凸显了满族君主的才能。
　　韩琦说：“从传教士的信件里可以看出，康熙实际上并不想把在宫廷里传播的科学内容让大众及时知道。”一些科学新知翻译后，要等二三十年得以出版，如《几何原本》在1690年左右已经译成，但直到1722年才刊印。康熙曾把安多叫到宫里翻译代数学著作，并叮嘱他翻译好以后不要跟别人讲，由此看出康熙是想“留一手”，并不想把传进来的东西及时传授给大众。可以说，康熙这位“专享”科学的“学霸”，一方面促进了科学的部分传播，一方面也阻碍了科学的及时传播。

3.史料互证重构历史图景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源头活水。韩琦使用史料有两个原则：其一，尽可能找到最原始的史料;其二，中西互证，孤证不取。韩琦自1992年首次迈出国门，游历20余国，查阅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历史资料。
　　这世上不是缺少史料，而是缺少发现史料的眼睛。在多如牛毛的史料中发现一条有价值的无异于“采铜于山”。而韩琦有一个极大的优势——语言，他精通英语，流利阅读日语、法语专业文献，粗通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
　　发现史料就如同破案。1692年康熙的“日影观测秀”观众还有明代遗民、思想家方以智之孙方正珠，大概因为级别不够，官方史料的记载中并无方正珠。韩琦依据线索，在当时官场的大臣文集中见到这条史料，“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要请一介平民来看日影观测呢？”韩琦顺藤摸瓜，在方正珠家乡桐城县志中找到了记载。“大胆设想一下，把日影观测的观众面扩大到一位数学家，说明康熙对懂历算的汉人十分关注，也希望借机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历算才能。你想，方正珠回到自己的家乡，肯定会把这一事件广而传播。”
　　脑洞要够大，考证要够细，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场景中，搞清楚一个关系网、理清一条逻辑线，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或许就能串联成一段贴近真实的故事。
　　但作为历史学家，还要跳脱出来，在更高的角度俯视那段历史。韩琦并没有陷入细枝末节中，他把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这个清代科学史上最饶有兴味的篇章，放在宏观的全球史的视野下，去揭示近两百年的漫长岁月中欧洲科学传入中国的社会、宗教因素，并阐述科学传入与传教士、皇帝、大臣、士人的关系，以及不同国籍的传教士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在《通天之学》结语中韩琦也作了一些分析。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原因有很多。作为历史学者，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尽可能地还原一个最真实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