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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民族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达到世界优秀艺术水准和表演水平，即“将核心价值观用美妙的形式呈现出来”
2016年2月，持续近百天的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幕演出季落下帷幕。由于《剧院魅影》《北京法源寺》等国内外大戏先后在此上演，这座继国家大剧院之后的首都第二个大型剧院集群，一鸣惊人。
而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的期望中，新天桥应有更高的理想——成为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之外，世界第三个重要的演出聚集区。
作为天桥艺术中心的投资者，以及中国文化产出产品出口冠军，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保持着每年演出三四千场、访演国家50个、访演城市超过300个的纪录。
在软实力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这家全球最大的中国演出和艺术展览供应商、运营商也面临着更为巨大的压力、机遇和挑战。
在张宇看来，他们的具体任务，就是在本民族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达到世界优秀艺术水准和表演水平，即“将核心价值观用美妙的形式呈现出来”。
天桥要成为世界第三大演艺聚集区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天桥艺术中心的期望是什么？
张宇：天桥艺术中心开业是件大事，无论对于天桥、北京还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发展。老天桥是宣南文化，有那么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也走出过很多艺术大师。新天桥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历史上的天桥。
它要在历史上宣南文化的演艺传统基础上，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向全世界开放的传统基础上，完成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舞台和让世界成为中国的舞台的使命，也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关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我认为北京市政府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命名也非常国际化。它不叫天桥大剧院，也不叫天桥大剧场，叫天桥艺术中心，其实是和国际接轨的。
像《大河之舞》这样的好戏风靡全球，和一部好的电影风靡全球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它坚持得更久。《剧院魅影》已经在全世界用各种语言、各种版本演了7万多场。
从这个层面来讲，北京市建天桥艺术中心是很正确的。如果我们把国家大剧院当作林肯艺术中心，那么北京肯定还是需要一个伦敦西区或者百老汇这样的区域。全世界现在真正能够称得上演艺聚集区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纽约的百老汇，另一个就是伦敦西区。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这样的机构或者说区域似乎都在西方世界？
张宇：首尔实际上有这样的聚集区。但是因为国家的规模和影响力，不足以发挥全球效应。
如果在北京把聚集区做好、做透，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三个演艺聚集区，也就是和纽约、伦敦鼎足而立。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经常说要有根据地。建院线就是建根据地，建聚集区更是建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可以影响全世界——比如好莱坞。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国内也建了很多以好莱坞为榜样的基地，你怎么看？
张宇：我们过去没有相称的根据地。横店就是好莱坞吗？肯定不是。因为好莱坞有价值观，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更重要的是有全球的供应链和消费链。这些大概都是横店比不了的。
但是，把北京打造成亚洲的演艺之都是有可能性的。这对于我们的话语权、主导地位会起很大的作用。
演出院线不是盖房子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到全球的供应链和消费链，在演出领域中国的供应链和消费链是怎样的？
张宇：中国现在最大的演出院线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保利，大概直接管理30多家剧院。另一家叫中演，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旗下公司。
中演院线有点特殊。它起步略晚，到现在包括天桥艺术中心在内，管理着9家大剧院。但是，它还有另外50多家加盟剧院。核心就是资源共享。
2010年我们接手广州大剧院之前，中国没有演出院线这个概念。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的振兴规划。中央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时，我们就提出要建设演出院线，后来就写进规划了。2010年我们推出演出院线。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院线需要有很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吗？
张宇：演出院线不是自己盖房子，包含了剧院管理的概念，但不完全是剧院管理。它更多应是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甚至跨国性演出产品的联合采购和配送体系。
现在，沿海各省，如广东、浙江等地都有非常好的大剧院，但是盖起大剧院不等于解决内容产品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优秀的内容产品供应如何组织？
张宇：任何一家剧院，不能单一采购，那样成本太高。比如，从美国请一个交响乐团，基本编制也得100多人。仅他们的往返机票，靠几场音乐会肯定回不来。
而且由于只演这几场，单场报价一定很高，要不然不值得专门来趟中国。但如果有10家剧院，每家都买2场，就是20场。这样100张机票中，其实每场只负担5张的，作为一场演出的成本就很小了。由于演了10场、20场，还可以和航空公司谈折扣、找企业谈赞助，在这10个城市的大剧院里都有回报。如果就在某个城市演2场，航空公司会理你吗？
20场就是像买个批发产品，和对方的议价能力肯定强多了。买你2场和买20场，肯定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演出院线概念的提出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设想，叫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就是建立跨国、甚至洲际的演出联盟体系。在沿线各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大剧院，形成相对松散但有效的沟通关系。
开始的时候可能成员不多。但有了机制后，会形成有效的文化流。匈牙利布达佩斯艺术宫已经成为“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筹建以来首个加入该联盟的中东欧国家的重要剧院。它是匈牙利国家级艺术殿堂、匈牙利最知名的文化品牌之一。以后这样的剧院会越来越多。 “有了人心 ，就有了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专门承担对外文化交流的企业负责人，你如何看“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
张宇：在“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性重大课题上，我们是不是能适当多讲一点沿线国家伟大文明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复兴？
我理解“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文化维度与思想高度，恰恰旨在让沿线国家诸多伟大文明在当代世界的相互交流、互学互鉴以实现历史性的伟大的共同复兴。而非一般意义上单向度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这是我们与欧美文化19世纪迄今走进中东、走进西亚、北非、南亚的路径根本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共同复兴这个概念是更好的。
我们现在除了投资、经贸，距离“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里的“民心相通”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民心相通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但是如果没有民心相通，前“四通”是不稳定的。民心通是基础，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
现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在形式上看是军事上、政治上的重返，包括通过经济贸易重返。但实际上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上发力，也是在争取人心。因为有了人心 ，就有了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一种说法是，经济上的成功自然可以达到文化的输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宇：这些年，我们反复讲“让世界成为中国的舞台，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舞台”。说实在的，从经济上讲， 30多年来，世界的确成为中国的舞台。
而从政治上讲，中国也在这30多年来完成了从地区大国、区域大国，向全球大国、世界大国的转换。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后，看得特别清晰。
2014年北京APEC峰会，水立方那场大晚会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做的。当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看完后，给我发了短信说，真的感觉中国已经走到世界的中央、舞台的中央。
她这个感觉也是我的感觉。但是细细想，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和全球的政治舞台、经济舞台，这样大的历史趋势是否匹配？我认为还不匹配。
文化的影响“用GDP去衡量并不高明”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过程中，怎么看待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担当？
张宇：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是把价值观运出去、把好东西运进来的机构。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是所有单位中做得最多的。一年下来，我们操作的海外演出至少有三四千场。
一个院团连大团加小组一年在海外能够演一二十场，像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运输的卡车。而我们则像高铁列车的车头，它的行驶不是为了它自己走，是为了把后面的车厢整个带出去。
如果用海运的概念，其实我们是集装箱轮船，这些剧团、剧目大概是一个一个集装箱。
对于一年演出三四千场的规模，我还是很不满意。我们和很多文化单位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必须有全球视野。我们至少一年在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城市做同演出和艺术展览有关的这件事。这样，也就逼着我们要专业化，逼着我们要向国际标准看齐。
《瞭望东方周刊》：对外文化传播有哪些成功原则可以遵循？
张宇：首先，要借助主流渠道、找到主流伙伴、进入主流市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当下中国全方位走出去的当下，通过文化贸易方式走向世界，阻力自然也小很多。以文化贸易的方式，集成主流媒体、主流渠道、主流观众资源，可以为更多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进入主流市场创造便利条件。
其次，就是要将中国文化人格化地推出去。文化传播有个特性就是people to people（人对人），这种传播是带着温度的。一切围绕着人，做好人格化、品牌化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再次，掌握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一方面，要选取最合适国际舞台的中国艺术门类产品，另一方面，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市场规律。
此外，则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外文化交流要求相关人才既具备外语技能又具备专业素质。近些年来，我们的工作核心之一就是培养和锻炼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通过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激励机制，以事业留人，以专业留人，以温暖留人。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对外演出的盈利问题？
张宇：有些时候赔着本也要做，因为市场需要开拓。对国企，尤其是对文化国企，这其实也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现在对于文化传播的评价标准是社会效益。也就是说，简单用GDP去衡量并不高明。
文化产品进来以后产生的效应和物质产品不一样。比如100箱牛奶不能够变成200箱牛奶。
但是文化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说市场上卖了100万美元的产品就只等于100万美元，它留下的影响力可能是大于100万美元。
牛奶喝完了就不存在了，但一个人一旦受了一个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明天就没了、后天就消失了。
2016年2月，持续近百天的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幕演出季落下帷幕。由于《剧院魅影》《北京法源寺》等国内外大戏先后在此上演，这座继国家大剧院之后的首都第二个大型剧院集群，一鸣惊人。
而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的期望中，新天桥应有更高的理想——成为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之外，世界第三个重要的演出聚集区。
作为天桥艺术中心的投资者，以及中国文化产出产品出口冠军，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保持着每年演出三四千场、访演国家50个、访演城市超过300个的纪录。
在软实力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这家全球最大的中国演出和艺术展览供应商、运营商也面临着更为巨大的压力、机遇和挑战。
在张宇看来，他们的具体任务，就是在本民族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达到世界优秀艺术水准和表演水平，即“将核心价值观用美妙的形式呈现出来”。
天桥要成为世界第三大演艺聚集区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天桥艺术中心的期望是什么？
张宇：天桥艺术中心开业是件大事，无论对于天桥、北京还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发展。老天桥是宣南文化，有那么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也走出过很多艺术大师。新天桥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历史上的天桥。
它要在历史上宣南文化的演艺传统基础上，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向全世界开放的传统基础上，完成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舞台和让世界成为中国的舞台的使命，也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关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我认为北京市政府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命名也非常国际化。它不叫天桥大剧院，也不叫天桥大剧场，叫天桥艺术中心，其实是和国际接轨的。
像《大河之舞》这样的好戏风靡全球，和一部好的电影风靡全球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它坚持得更久。《剧院魅影》已经在全世界用各种语言、各种版本演了7万多场。
从这个层面来讲，北京市建天桥艺术中心是很正确的。如果我们把国家大剧院当作林肯艺术中心，那么北京肯定还是需要一个伦敦西区或者百老汇这样的区域。全世界现在真正能够称得上演艺聚集区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纽约的百老汇，另一个就是伦敦西区。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这样的机构或者说区域似乎都在西方世界？
张宇：首尔实际上有这样的聚集区。但是因为国家的规模和影响力，不足以发挥全球效应。
如果在北京把聚集区做好、做透，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三个演艺聚集区，也就是和纽约、伦敦鼎足而立。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经常说要有根据地。建院线就是建根据地，建聚集区更是建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可以影响全世界——比如好莱坞。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国内也建了很多以好莱坞为榜样的基地，你怎么看？
张宇：我们过去没有相称的根据地。横店就是好莱坞吗？肯定不是。因为好莱坞有价值观，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更重要的是有全球的供应链和消费链。这些大概都是横店比不了的。
但是，把北京打造成亚洲的演艺之都是有可能性的。这对于我们的话语权、主导地位会起很大的作用。
演出院线不是盖房子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到全球的供应链和消费链，在演出领域中国的供应链和消费链是怎样的？
张宇：中国现在最大的演出院线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保利，大概直接管理30多家剧院。另一家叫中演，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旗下公司。
中演院线有点特殊。它起步略晚，到现在包括天桥艺术中心在内，管理着9家大剧院。但是，它还有另外50多家加盟剧院。核心就是资源共享。
2010年我们接手广州大剧院之前，中国没有演出院线这个概念。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的振兴规划。中央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时，我们就提出要建设演出院线，后来就写进规划了。2010年我们推出演出院线。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院线需要有很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吗？
张宇：演出院线不是自己盖房子，包含了剧院管理的概念，但不完全是剧院管理。它更多应是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甚至跨国性演出产品的联合采购和配送体系。
现在，沿海各省，如广东、浙江等地都有非常好的大剧院，但是盖起大剧院不等于解决内容产品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优秀的内容产品供应如何组织？
张宇：任何一家剧院，不能单一采购，那样成本太高。比如，从美国请一个交响乐团，基本编制也得100多人。仅他们的往返机票，靠几场音乐会肯定回不来。
而且由于只演这几场，单场报价一定很高，要不然不值得专门来趟中国。但如果有10家剧院，每家都买2场，就是20场。这样100张机票中，其实每场只负担5张的，作为一场演出的成本就很小了。由于演了10场、20场，还可以和航空公司谈折扣、找企业谈赞助，在这10个城市的大剧院里都有回报。如果就在某个城市演2场，航空公司会理你吗？
20场就是像买个批发产品，和对方的议价能力肯定强多了。买你2场和买20场，肯定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演出院线概念的提出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设想，叫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就是建立跨国、甚至洲际的演出联盟体系。在沿线各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大剧院，形成相对松散但有效的沟通关系。
开始的时候可能成员不多。但有了机制后，会形成有效的文化流。匈牙利布达佩斯艺术宫已经成为“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筹建以来首个加入该联盟的中东欧国家的重要剧院。它是匈牙利国家级艺术殿堂、匈牙利最知名的文化品牌之一。以后这样的剧院会越来越多。 “有了人心 ，就有了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专门承担对外文化交流的企业负责人，你如何看“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
张宇：在“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性重大课题上，我们是不是能适当多讲一点沿线国家伟大文明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复兴？
我理解“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文化维度与思想高度，恰恰旨在让沿线国家诸多伟大文明在当代世界的相互交流、互学互鉴以实现历史性的伟大的共同复兴。而非一般意义上单向度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这是我们与欧美文化19世纪迄今走进中东、走进西亚、北非、南亚的路径根本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共同复兴这个概念是更好的。
我们现在除了投资、经贸，距离“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里的“民心相通”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民心相通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但是如果没有民心相通，前“四通”是不稳定的。民心通是基础，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
现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在形式上看是军事上、政治上的重返，包括通过经济贸易重返。但实际上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上发力，也是在争取人心。因为有了人心 ，就有了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一种说法是，经济上的成功自然可以达到文化的输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宇：这些年，我们反复讲“让世界成为中国的舞台，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舞台”。说实在的，从经济上讲， 30多年来，世界的确成为中国的舞台。
而从政治上讲，中国也在这30多年来完成了从地区大国、区域大国，向全球大国、世界大国的转换。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后，看得特别清晰。
2014年北京APEC峰会，水立方那场大晚会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做的。当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看完后，给我发了短信说，真的感觉中国已经走到世界的中央、舞台的中央。
她这个感觉也是我的感觉。但是细细想，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和全球的政治舞台、经济舞台，这样大的历史趋势是否匹配？我认为还不匹配。
文化的影响“用GDP去衡量并不高明”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过程中，怎么看待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担当？
张宇：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是把价值观运出去、把好东西运进来的机构。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是所有单位中做得最多的。一年下来，我们操作的海外演出至少有三四千场。
一个院团连大团加小组一年在海外能够演一二十场，像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运输的卡车。而我们则像高铁列车的车头，它的行驶不是为了它自己走，是为了把后面的车厢整个带出去。
如果用海运的概念，其实我们是集装箱轮船，这些剧团、剧目大概是一个一个集装箱。
对于一年演出三四千场的规模，我还是很不满意。我们和很多文化单位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必须有全球视野。我们至少一年在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城市做同演出和艺术展览有关的这件事。这样，也就逼着我们要专业化，逼着我们要向国际标准看齐。
《瞭望东方周刊》：对外文化传播有哪些成功原则可以遵循？
张宇：首先，要借助主流渠道、找到主流伙伴、进入主流市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当下中国全方位走出去的当下，通过文化贸易方式走向世界，阻力自然也小很多。以文化贸易的方式，集成主流媒体、主流渠道、主流观众资源，可以为更多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进入主流市场创造便利条件。
其次，就是要将中国文化人格化地推出去。文化传播有个特性就是people to people（人对人），这种传播是带着温度的。一切围绕着人，做好人格化、品牌化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再次，掌握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一方面，要选取最合适国际舞台的中国艺术门类产品，另一方面，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市场规律。
此外，则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外文化交流要求相关人才既具备外语技能又具备专业素质。近些年来，我们的工作核心之一就是培养和锻炼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通过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激励机制，以事业留人，以专业留人，以温暖留人。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对外演出的盈利问题？
张宇：有些时候赔着本也要做，因为市场需要开拓。对国企，尤其是对文化国企，这其实也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现在对于文化传播的评价标准是社会效益。也就是说，简单用GDP去衡量并不高明。
文化产品进来以后产生的效应和物质产品不一样。比如100箱牛奶不能够变成200箱牛奶。
但是文化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说市场上卖了100万美元的产品就只等于100万美元，它留下的影响力可能是大于100万美元。
牛奶喝完了就不存在了，但一个人一旦受了一个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明天就没了、后天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