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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尘封60年己泛黄的刑事卷宗，弥漫的历史烟雾扑面而至，反复辨别几百頁褪色的繁体字，曾经轰动一时的“李闻被刺案件”便渐渐清晰起来。
1946年7月11日，民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遭特务暗杀，民盟早期领导人、著名诗人和学者、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于15日抱病参加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发表了热血演讲。回家途中，他与儿子又遭到特务暗杀。李闻血案激起了国人的义愤，在全国一片声讨声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为了挽回窘境，被迫处理了两名凶手，掩人耳目，平息舆论，然而，其他凶手却逃脱了惩罚。
1949年后，新生的人民政府开始追踪星散各地的漏网之鱼，潜逃至老家盐城的主凶之一蔡云旗，于1957年4月被江苏省盐城公安局抓获归案。
蒋军中校落魄回乡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似铁流滚滚，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渡长江。迫于大军压境的严峻态势，8月4日，西南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发出起义通电，湖南宣告和平解放。15万蒋军随之解散，大批官兵各奔东西。
1949年秋天，有个留着背头、身材高大、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携妻带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盐城伍佑镇乡下。中年男子名叫蔡云旗，是陈明仁部队的遣散军官。回到故里，望着熟悉的景色，蔡云旗心里颇为动情，走到村里，见房屋的墙上书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等标语口号，他明白，世道变了。
蔡云旗回到家乡，庆幸的是老父还在，其父在镇上经营同泰德茶食店，留有100余亩田地和六间房屋。蔡云旗靠着父荫，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1949年11月，射阳县人民政府公安局贴出了布告，要求一切蒋军的散兵游勇自觉到公安局去自首登记。蔡云旗见到布告后，知道难以隐瞒身份，便到公安局领了一份表格，但他却避重就轻地填写表格，应付一下所迫的形势。从附蒋人员登记表上看，其字为小楷颜体，工整老练，颇见功底；其表格上的照片，背头方脸、浓眉大眼，眼睛下面有颗黑痣，高鼻阔嘴，西装领带，可谓是仪表堂堂。
1950年6月，全国开始了土改运动，蔡云旗父亲被划为地主，i00多亩土地和四间瓦屋被没收，只留有六亩土地供其自食其力。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一下子要靠自己劳动谋生，蔡云旗感到种地太苦，便子承父业地做起了油坊生意。
东窗事发又侥幸逃脱
1950年初的一天上午，盐城方强农场供销科的张小凡从南园门口新民粮行出来，从北面来到铁绳桥上，见有个男子头戴破旧斗篷，肩挑一副火油箱豆腐担子迎面而来，擦肩而过之际，他蓦地喊了一声：“小凡！”张小凡仔细一瞅，才认出是蔡云旗。他惊诧之际，蔡云旗表情严肃地告诫他：“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继而微笑地问道：“现住在哪里？”张小凡告知：“仍然住在泰州，准备迁回来住。”蔡云旗劝说道：“你们没有什么问题，能混还是在外面的好。”聊了几句，便匆匆离去。
望着蔡云旗消失的背影，张小凡直摇头叹息。
1951年1月22日，张小凡在街头卖豆饼时，在伍佑镇松华堂国药店看到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上登载了一篇新闻：李闻血案凶手之一王子民，在榕枪决。据王匪子民交代，1946年7月11日晚，派汤时亮、吴传云趁李先生看完电影坐汽车回家之际，开枪射杀李先生。接着王匪又派另一特务李文山，会同伪昆明城防司令部所派之另一特务情报组长李文其暗杀闻一多先生……
这条新闻触起了张小凡的回忆。1946年秋天，他从泰州前往上海购物时，先到族侄张顺臣处探望，这位族侄妻子的胞兄正是蔡云旗。族侄又跟张小凡介绍了蔡云旗的老婆，并悄悄告诉张小凡：“蔡云旗在云南被蒋介石的飞机接到南京去吃官司了。”想起那次所见所闻，张小凡又联想到报纸上的“文其”，可能是方言“云旗”的谐音。张小凡不禁思考：他上次见我，关照我以前的事就不要说了，这以前的事是不是与云南“李闻血案”有关？
张小凡来到了派出所向王亚来所长反映了此事，王所长听罢高度重视，拉着他马上赶到药店找到了1951年1月20日的《大公报》。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县公安局向孙秘书汇报，两人研究后，决定次日带上张小凡一起到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汇报。
翌日清晨，三人搭乘轮船来到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请示，蔡科长反复看了半天报纸，琢磨一阵后，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这人还在的话，我们的报纸是不会登载此人名字的，你们可向县局请示。”
1950年12月，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翌年4月4日，蔡云旗被射阳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张小凡再次检举了蔡云旗的历史问题。其检举材料上说，蔡云旗在抗战期间从扬州中学高中毕业后，曾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听说参与轰动全国的“李闻血案”，曾被蒋介石用飞机押往南京，坐牢百余日。后又抵汉口绥靖区任交通中校参谋。1949年9月，他携眷回到家乡伍佑镇乡下，迁居在蔡坝乡堤东村靠榨油为生。
因证据不足，蔡云旗被关押73天后，于1951年6月16日，被射阳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将其释放。
管制期间重启调查
这次审查被蔡云旗侥幸地滑了过去，被释放后，他继续从事油坊生意。
1955年9月3日，张小凡第三次检举了蔡云旗的历史问题。张小凡忆起1947年春节期间，蔡云旗曾在族侄家对张小凡自夸：“我过去在昆明时，是青红帮老头子收的徒弟，凡是昆明地方出了乱子，宪兵司令部没法解决的事，哈哈，都请我到现场，我三言两语就摆平了。”
李闻血案发生在1946年7月，那段时间蔡云旗正好在昆明，连宪兵司令部都找他帮忙，可见他一定是个特务，否则哪能有这种特殊的地位和势力。张顺臣告诉张小凡，蒋介石用飞机接蔡云旗到南京吃官司，蒋介石还亲自召见过他，他到南京其实是去避风头的。
1951年春，张小凡在油坊又见到了蔡云旗，蔡情绪不错，笑着说：“现在混得很好，种田之余，兼做榨油生意，各项活都是自己动手，现在能挑100多斤黄豆，村民都奇怪我这个读书人能干。”张小凡问他：“你是怎么回来的？”蔡云旗告诉他：“我们随陈明仁一起起义的，在汉口西南部队打的起义证明，汉口的解放军检查我身上带有银元，叫我换成人民币，为了兑换比率，我还与他们争执起来。”张小凡问他：“你是否到派出所办理过登记手续？”他悄声说：“我登记的身份是汉口司令部后勤参谋，没有登记绥靖区司令部情报参谋。” 张小凡检举毕，又提供了蔡云旗的弟弟和一些亲戚的名字和所在部门，扩大了公安人員侦查的线索。
为了彻底搞清蔡云旗是否参与刺杀李闻血案的事实，射阳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重新开启了对蔡云旗的调查。专案组采取了全方位的调查，一是给昆明市公安局和成都市公安局发公函外调，请他们提供参与刺杀“李闻血案”凶手的材料；二是给上海《大公报》去函，请求提供所刊登的“李闻血案”的有关报道；三是办案人员亲自外调，寻找有关知情人详细了解情况和线索。
抽丝剥蚕寻觅证据
专案组根据一些检举人提供的各种信息和线索，互相印证，分析推理，并派人到外地调查，找有关人员核实具体细节，环环相扣，将碎片化的线索连续接上，慢慢形成了证据链。
根据张小凡提供的线索，公安处的周文章和射阳县局的季亚东赴上海找到了住在齐齐哈尔路的蔡云旗妹夫张顺臣，此人在鱼市场当搬运工。他向前来调查的公安人员如实汇报了与蔡云旗来往的经历。那是1946年秋天，蔡云旗到南京吃官司，其妻李素萍与刚出生的女儿无法在昆明过下去了，便来到上海投奔蔡云旗的妹妹，约住了5个月。她只知道丈夫是被飞机送往南京关押的，什么原因却不知晓，她心里非常担忧。这年的年底，蔡云旗突然被释放了，他来到妹妹家接妻女，穿的是国民党军服，住了几天，听说他到汉口绥靖区当中校参谋。
办案人员找了蔡云旗的一些亲朋好友，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盐城城区粮管所方正毅的突然出现，使案件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风闻蔡云旗几年前被关押，是因为证据不足把他放了，这次他又被公安局关押了，不知会不会又放了。方正毅听说过蔡云旗的历史问题，可能是个特务，感到应该向公安局反映情况。1956年11月9日，他来到射阳县公安局检举了蔡云旗。那是1947年9月，方正毅到南京鼓楼二条巷找丁海涛去玩，丁海涛住在其姐夫胡大仲处。方正毅是在胡大仲家认识蔡云旗的，他那时穿灰色西装，里面穿白衬衣，领子烫过，戴领带，留长发，高个子，很帅气。吃晚饭时，他喝酒很豪爽，几杯下肚，便脸红耳热地侃起来。他自吹是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的，学的是抓人技术。平时坐汽车、乘轮船、上火车，或者住酒店，经常化装换衣服和帽子，以防被人认出。还自称戴笠局长是他的先生，他曾经化装将戴笠的老婆用汽车运走。
1956年冬天，周文章、季亚东冒着严寒赴南京找到了南京三牌楼小学的教导主任胡大仲。蔡云旗是他妻子父母的邻居，所以他没有什么顾忌，详细地回忆起了与蔡云旗交往的点点滴滴。蔡云旗出手阔绰，他每次来都会带些鸭子和白酒，来无踪去无影。此人酒量了得，喝酒爽快，喝到脸红耳热时，话就多了起来，且酒后吐真言。他自称山珍海味吃过了，漂亮女人玩过了，无数金钱花光了。有次，他吐露在云南参加刺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暗杀计划。闻一多参加了李公朴的追悼会，演讲结束后，回家途中被他们几个用无声手枪干掉了。蔡云旗对胡大仲发牢骚道：“现在被软禁在南京城防司令部，非常委屈，蒋介石不给我们立功，反而怪罪我们，以后谁还为他卖命。”
胡大仲见过蔡云旗用肥皂刻的一枚89军的印章，私造公文，越过城防司令部，直接报送到陆军司令顾祝同那里。
胡大仲反映的情况令办案人员喜出望外，犹如山洞里蓦地见到阳光般的喜悦。
1956年10月19日，射阳县公安局收到了昆明市公安局回函，内容如下：蔡云旗不是云南警备司令部的，城防司令部又是匪第五军内搞的，我们向未掌握蔡云旗预备第二师的材料，也没有发现该组织在我市，故对蔡云旗的活动不了解，转送掌握李闻案件的概况，附给你局作为调研参考。
射阳县公安局在同一天还收到了成都市公安局回复的信函，并附有王小尼的坦白书，粗线条地画出了蔡云旗罪行的轮廓，但还不够具体清晰。最后，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决定，派办案人员赴昆明走一趟，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踏破铁鞋找到铁证
1957年早春二月，江科长通知周文章和季亚东马上奔赴云南外调，他俩雷厉风行，翌晨天蒙蒙亮就出发赶路了。火车摇摇晃晃了5天终于抵达春城昆明，他俩先办理了住宿后，死死地昏睡了半天一夜。第二天坐车来到昆明市公安局，管理档案的女同志很是热情，但她却说：“档案都在省厅。”他俩匆匆吃罢午饭，又坐车来到云南省公安厅。管理档案的女同志看罢介绍信，见千里迢迢赶来的同行，颇为惊讶。她很快取出了十多本厚如砖块的刑事卷宗。
老周和小章见之目瞪口呆，这要看多少时间啊！但为了获取证据，只能蚂蚁啃骨头慢慢啃了。一开始看得很慢，看了一天，有点熟悉案情和人物后，便摸到了技巧，重点找每个凶手刺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关键细节，尤其是搜索有没有蔡云旗的名字。经过几天的大海捞针，终于找到了三个凶手的口供提到蔡云旗其人，见到蔡云旗的名字，他俩就像沙里淘金者发现黄金一样的兴奋。
这些材料可谓是铁板钉钉地锁定了蔡云旗参与“李闻血案”的犯罪事实。
1951年3月3日，云南警备区稽查处长王子民的司机蓝亚民口供：李公朴案，我们在1946年7月10日，经过海心厅开会布置的，崔镇三同蔡云旗负责北门街的任务，赵凤翔、汤时亮等负责青云街的消息联络，李明山、尚福海、刘锡林、仲刚、张德明、何义等都在北门跟踪，崔镇三负责行动。当时我开车预备载李公朴到北郊外山上执行，未料7月11日晚，汤时亮、吴传云和赵凤翔在青云街小巷中，迫不及待地开枪把李公朴打死了。7月15日，李明山、秦永和、王开基、何义、刘锡林等人在西仓坡开枪打死了闻一多。两案任务完成后，王子民处长发给奖金百万元，我们行动组得了50万元。汤时亮、赵凤翔、李明山、崔镇三各得奖金5万元，并各提升一级；崔宝山、刘锡林等各得奖金4万元，我和吴传云、仲刚、蔡云旗、尚福海等各得奖金2万元，我们还在海心厅聚餐庆贺。
凶手吴传云坦白书中有关蔡云旗的材料：因为李公朴被刺后，行动组觉得可耻，所以他们加强了布置，非杀闻一多不可，以完成任务，领取奖金。闻一多在云大会上演说，他们派人参加听讲，会后闻一多回公馆，公子同行。行动组人员尾随，并有预备二师谍报组组长蔡云旗、组员尚福海等参加，闻一多走到住宅附近时，他们就开枪射击，主要是李明山、蔡云旗和尚福海。 凶手崔宝山侦讯笔录：李公朴被杀我未参加，事后听说的是汤时亮、赵凤翔、吴传云3人。他们各发一弹。闻一多被杀案，我参加的，我和张德明被组长崔镇三派在云大和三分局等候，准备等闻一多经过枪杀，结果未经过，而他是被仲刚、李明山、蔡云旗、尚福海等人在西仓坡开枪打死的。
李闻事件发生后由特务头子王子民将参加谋杀李闻的主要凶犯集中在小东门外财神庙内，烧香磕头，喝雄鸡血酒，并将自带的手枪对着心口赌咒明誓称：绝不泄露机密，绝不出卖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如违誓言，枪弹穿身而死。
周文章和季亚东又走访了云南大学保卫处。保卫处韩处长听说公安人员为了挖出一个当年杀害闻一多的凶手，千里迢迢从江苏远道而来，非常感动。可惜韩处长是个转业军人，听说过11年前发生的李闻血案，但具体案情尚不清楚。
老周和小章又来到昆明监狱，找到了当年城防司令部与蔡云旗一起参与血案的帮凶李凡仁。此人穿蓝白条狱服，胸上的牌号312。他指认着蔡云旗的照片肯定地说：“这个人就是蔡云旗，很凶的，我们背后都叫他蔡老虎。他是组织刺杀闻一多的领队者。”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老周和小章又来到云南省公安厅，在旧存的国民党档案中找到了蔡云旗在昆明逮捕群众的记录。两位办案人员在云南实地调查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蔡云旗的一系列犯罪证据。
根据群众的举报，尤其是云南省公安厅和成都市公安局提供凶手交代的口供材料，使蔡云旗参与“李闻血案”有了关键性的突破。
此案的侦破犹如抽丝剥蚕一样，专案人员好不容易发现了线头，抽了几下线索就断了，但专案人员耐心细致，将断线的头绪找出来又接上，终于织成了一张清晰的行动人员线路图。故此，1957年4月4日，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处长孙孝庆批准逮捕蔡云旗。
审讯犹如层层剥笋
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预审科科长江翰琴向蔡云旗宣布了逮捕的决定，蔡云旗签字画押后，江科长和预审员徐金瑞先后对其进行了十多次审讯，可谓是智力较量。审讯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直至案件的核心。
审讯前，江科长认真做了功课，仔细看了云南和成都镇压的那些凶手的口供材料，检举人提供的情况，以及上海寄来的《大公报》，他梳理了一下思路，在笔记本上划了很多人际关系，并写下蔡云旗的履历，以及十几个特务名字等关键词，制作了縝密的审讯提纲。蔡云旗肚子里有点墨水，当过部队的连长和营长，又当过特务，是个见过世面的老兵油子，不是一般鸡鸣狗盗之徒，不好对付。只有多掌握他的犯罪证据，审讯时点到其穴位，才能突破其心理防线。
4月8日，开始逮捕后的第一次审讯。彼此审视了一下，照片上的蔡云旗西装领带，背头油亮，颇为帅气，眼前的蔡云旗却短发土气，人瘦皮黑，衣服破旧，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他那转动的眼珠仍透出几分狡黠。
江科长语气平和地先问了一下蔡云旗的基本情况，然后，开门见山地问：“你把昆明所做的事情讲一下。”
蔡云旗答：“我没有去过昆明。”
江科长出其不意地问：“你在预备第二师干过什么？”
蔡云旗心里咯噔一下，还是否认：“没有干过。”
江科长又追问：“王子民你认识吗？”
蔡云旗坚持摇头：“不认识。”
江科长连珠炮似地发问：“赵树林认识吗？”
蔡云旗继续摇头：“不认识。”
江科长拿起一叠材料，抖了两下，告知蔡云旗：“你在昆明所干的事，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以为死不认账就没事了，你也太低估了我们共产党的能力了。连罪犯也说一人做事是铁门，两人做事是木门，三人做事没有门。你和十几个特务干的事，你不说，他们就不会说吗？”
蔡云旗一听王子民和赵树林的名字，又看到桌上那一厚叠材料，顿时明白公安人员己掌握了自己的一些罪证，但不知道到底掌握多少？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蔡云旗十个手指缠在一起，打开了话匣子：“王子民是稽查处处长，崔镇三是行动组长，李文山是行动队的人，他们都是警备部司令部的。”
江科长手指抬了一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蔡云旗说：“我为什么到昆明的呢？因为我在大理做生意，把本钱都输光了，没有办法回家，所以只能来到昆明，家眷没有带去。我到昆明遇到了军校的同学城防司令部谍报队长陈国华，他对我说，我们需要你帮忙，你来吧。当时昆明盗窃案件很多，我有一些技术，后来我就到城防司令部。有次南屏街发生一起宝石戒指盗窃案件，我过去查勘了一下，案件被全部破获。”
蔡云旗说到这里有点得意，江科长插话，让他说一下李闻血案的事。
蔡云旗无奈地说：“后来昆明学生闹学潮，上峰让我监视他们的行动。云南警备司令部崔镇三与我汇合。我当时在城防司令部当情报组长。云南警备司令部胡奎年下令对李公朴、闻一多搞行动，成功有赏。崔镇三领导行动组的人，有李明山、汤时亮两人，还有王子民、谢某某（名字记不清了），是他们行动的，行动以后就把李明山、汤时亮两人关押了起来。当时王子民处长、崔镇三组长等十几人都关押了。当天城防司令部的我和尚福海也被关押了起来，送第二军被关押在大理的黑牢里，之后又转到昆明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又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几个月，快到冬天时具结释放。”
江科长趁热打铁地追问：“在这起案子上如何行动的？”
蔡云旗答：“云南改组后，胡奎年上任就开始行动。那天李公朴先到什么书店里，然后到南屏电影院看完电影的时候，警备司令部第六组组长赵某某带一组员跟上，李公朴要下车的时候被他们行动掉的。后来闻一多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等闻一多到宿舍门口时被李明山等人行动掉的，还有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也负饬了。”
江科长设套，突然问：“那你得了多少奖金？”
蔡云旗反应极快，没有上当，他两手一摊答道：“我没有参加行动，奖金全部被云南警备司令部拿去了。”
初次审讯，蔡云旗虽然没有承认自己动手，但至少承认了参与行动。之后每隔三四天江科长就提审蔡云旗一次。由浅入深，他开始说自己在绥靖十六区是交通参谋，慢慢地承认是情报参谋，专门搞部队策反的，又交代同学陈国华结婚敲诈老板出钱，最后说出老婆是在昆明嫖娼时相识的，一见钟情，便带回大理举行了婚礼。 蔡云旗从江科长的提问中，发现对方对参加李闻血案行动的人都了如指掌，感到了穷途末路，但他还是紧紧地咬住底线，不承认自己动手杀人。4月12日审讯时，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开始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时我在城防司令部协助行动组长崔镇三施行缜密追踪手段。李公朴是在5月间行动的，李公朴被打死后以后，闻一多先生来追悼会的。云南警备司令部布置有十多人在云大会场外等待闻一多出场，我站在闻一多旁边监视。下午散会后，他到宿舍东边门口时，被崔镇三、李明山打掉的。”
江科长追问：“行动时，你干了什么？”
蔡云旗说：“我在说笑话，后来听到枪声人都散了。”
5月11日，最后一次审讯，蔡云旗虽然承认参与刺杀闻一多的事实，但坚称没有開枪，他强调自己是个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
5月13日，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召开了处务会，讨论蔡云旗的罪行。江科长指着桌上厚厚一叠材料，思路清晰地汇报了办案经过和最后的调查结论：“根据调查走访掌握的情况，尤其是参与刺杀行动凶手的交代，以及蔡云旗本人的坦白，互相印证，可以得出以下两条结论：一是刺杀李公朴时，蔡云旗率领情报组跟踪，提供了信息；二是杀害闻一多时，蔡云旗率领情报组跟踪，他本人就在云大会场闻一多身边监视，散会后，他组织人员追杀，虽然他没有开枪，但他是组织者。”说罢，江科长详细地介绍了办案的艰难过程和蔡云旗的主要犯罪事实。
大家对专案组两年多来的艰苦辛劳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一致同意江翰琴科长的认定意见，同意起诉。
审判一波三折终判死刑
对于蔡云旗的审判可谓是一波三折。
1957年7月2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一案进行了审理，判处蔡云旗有期徒刑十年。当时主要是从收集证据来看，蔡云旗在此案中并非主犯。
十多天后，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南京16日电：曾经积极参与暗杀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已于7月2日，被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后，各地群众反响强烈，大多认为判刑太轻。甚至有人写信给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强烈要求重审该案。1957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函给江苏省高院，请该院即就此案判决加以审查。
1958年1月6日，江苏省高院撤销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该案的刑事判决，发回重审。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日报》《大公报》转来陈可生、徐进福等20余名群众来信，并经省高院调卷审查发现，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57年7月2日判决的被告人蔡云旗为反革命杀人一案，在认定罪责上和量刑上均有不妥之处，据此，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第2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57年7月2日（57）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新审理。
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此非常重视，时任院长胥大可亲自担任审判长，重新组织审理此案。1958年4月26日，再审判决中认定蔡云旗在“李闻血案”中与王子民等人共同计议，预谋实施，且在杀害李公朴、闻一多过程中，又是直接行动组的组长之一，实属罪大恶极。遂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潜逃了11年之久的“李闻血案”主凶之一，终于被绳之以法。蔡云旗的落网应验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九泉之下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可以瞑目了。
（作者为上海市公安局书刊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 章洁
1946年7月11日，民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遭特务暗杀，民盟早期领导人、著名诗人和学者、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于15日抱病参加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发表了热血演讲。回家途中，他与儿子又遭到特务暗杀。李闻血案激起了国人的义愤，在全国一片声讨声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为了挽回窘境，被迫处理了两名凶手，掩人耳目，平息舆论，然而，其他凶手却逃脱了惩罚。
1949年后，新生的人民政府开始追踪星散各地的漏网之鱼，潜逃至老家盐城的主凶之一蔡云旗，于1957年4月被江苏省盐城公安局抓获归案。
蒋军中校落魄回乡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似铁流滚滚，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渡长江。迫于大军压境的严峻态势，8月4日，西南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发出起义通电，湖南宣告和平解放。15万蒋军随之解散，大批官兵各奔东西。
1949年秋天，有个留着背头、身材高大、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携妻带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盐城伍佑镇乡下。中年男子名叫蔡云旗，是陈明仁部队的遣散军官。回到故里，望着熟悉的景色，蔡云旗心里颇为动情，走到村里，见房屋的墙上书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等标语口号，他明白，世道变了。
蔡云旗回到家乡，庆幸的是老父还在，其父在镇上经营同泰德茶食店，留有100余亩田地和六间房屋。蔡云旗靠着父荫，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1949年11月，射阳县人民政府公安局贴出了布告，要求一切蒋军的散兵游勇自觉到公安局去自首登记。蔡云旗见到布告后，知道难以隐瞒身份，便到公安局领了一份表格，但他却避重就轻地填写表格，应付一下所迫的形势。从附蒋人员登记表上看，其字为小楷颜体，工整老练，颇见功底；其表格上的照片，背头方脸、浓眉大眼，眼睛下面有颗黑痣，高鼻阔嘴，西装领带，可谓是仪表堂堂。
1950年6月，全国开始了土改运动，蔡云旗父亲被划为地主，i00多亩土地和四间瓦屋被没收，只留有六亩土地供其自食其力。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一下子要靠自己劳动谋生，蔡云旗感到种地太苦，便子承父业地做起了油坊生意。
东窗事发又侥幸逃脱
1950年初的一天上午，盐城方强农场供销科的张小凡从南园门口新民粮行出来，从北面来到铁绳桥上，见有个男子头戴破旧斗篷，肩挑一副火油箱豆腐担子迎面而来，擦肩而过之际，他蓦地喊了一声：“小凡！”张小凡仔细一瞅，才认出是蔡云旗。他惊诧之际，蔡云旗表情严肃地告诫他：“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继而微笑地问道：“现住在哪里？”张小凡告知：“仍然住在泰州，准备迁回来住。”蔡云旗劝说道：“你们没有什么问题，能混还是在外面的好。”聊了几句，便匆匆离去。
望着蔡云旗消失的背影，张小凡直摇头叹息。
1951年1月22日，张小凡在街头卖豆饼时，在伍佑镇松华堂国药店看到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上登载了一篇新闻：李闻血案凶手之一王子民，在榕枪决。据王匪子民交代，1946年7月11日晚，派汤时亮、吴传云趁李先生看完电影坐汽车回家之际，开枪射杀李先生。接着王匪又派另一特务李文山，会同伪昆明城防司令部所派之另一特务情报组长李文其暗杀闻一多先生……
这条新闻触起了张小凡的回忆。1946年秋天，他从泰州前往上海购物时，先到族侄张顺臣处探望，这位族侄妻子的胞兄正是蔡云旗。族侄又跟张小凡介绍了蔡云旗的老婆，并悄悄告诉张小凡：“蔡云旗在云南被蒋介石的飞机接到南京去吃官司了。”想起那次所见所闻，张小凡又联想到报纸上的“文其”，可能是方言“云旗”的谐音。张小凡不禁思考：他上次见我，关照我以前的事就不要说了，这以前的事是不是与云南“李闻血案”有关？
张小凡来到了派出所向王亚来所长反映了此事，王所长听罢高度重视，拉着他马上赶到药店找到了1951年1月20日的《大公报》。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县公安局向孙秘书汇报，两人研究后，决定次日带上张小凡一起到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汇报。
翌日清晨，三人搭乘轮船来到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请示，蔡科长反复看了半天报纸，琢磨一阵后，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这人还在的话，我们的报纸是不会登载此人名字的，你们可向县局请示。”
1950年12月，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翌年4月4日，蔡云旗被射阳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张小凡再次检举了蔡云旗的历史问题。其检举材料上说，蔡云旗在抗战期间从扬州中学高中毕业后，曾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听说参与轰动全国的“李闻血案”，曾被蒋介石用飞机押往南京，坐牢百余日。后又抵汉口绥靖区任交通中校参谋。1949年9月，他携眷回到家乡伍佑镇乡下，迁居在蔡坝乡堤东村靠榨油为生。
因证据不足，蔡云旗被关押73天后，于1951年6月16日，被射阳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将其释放。
管制期间重启调查
这次审查被蔡云旗侥幸地滑了过去，被释放后，他继续从事油坊生意。
1955年9月3日，张小凡第三次检举了蔡云旗的历史问题。张小凡忆起1947年春节期间，蔡云旗曾在族侄家对张小凡自夸：“我过去在昆明时，是青红帮老头子收的徒弟，凡是昆明地方出了乱子，宪兵司令部没法解决的事，哈哈，都请我到现场，我三言两语就摆平了。”
李闻血案发生在1946年7月，那段时间蔡云旗正好在昆明，连宪兵司令部都找他帮忙，可见他一定是个特务，否则哪能有这种特殊的地位和势力。张顺臣告诉张小凡，蒋介石用飞机接蔡云旗到南京吃官司，蒋介石还亲自召见过他，他到南京其实是去避风头的。
1951年春，张小凡在油坊又见到了蔡云旗，蔡情绪不错，笑着说：“现在混得很好，种田之余，兼做榨油生意，各项活都是自己动手，现在能挑100多斤黄豆，村民都奇怪我这个读书人能干。”张小凡问他：“你是怎么回来的？”蔡云旗告诉他：“我们随陈明仁一起起义的，在汉口西南部队打的起义证明，汉口的解放军检查我身上带有银元，叫我换成人民币，为了兑换比率，我还与他们争执起来。”张小凡问他：“你是否到派出所办理过登记手续？”他悄声说：“我登记的身份是汉口司令部后勤参谋，没有登记绥靖区司令部情报参谋。” 张小凡检举毕，又提供了蔡云旗的弟弟和一些亲戚的名字和所在部门，扩大了公安人員侦查的线索。
为了彻底搞清蔡云旗是否参与刺杀李闻血案的事实，射阳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重新开启了对蔡云旗的调查。专案组采取了全方位的调查，一是给昆明市公安局和成都市公安局发公函外调，请他们提供参与刺杀“李闻血案”凶手的材料；二是给上海《大公报》去函，请求提供所刊登的“李闻血案”的有关报道；三是办案人员亲自外调，寻找有关知情人详细了解情况和线索。
抽丝剥蚕寻觅证据
专案组根据一些检举人提供的各种信息和线索，互相印证，分析推理，并派人到外地调查，找有关人员核实具体细节，环环相扣，将碎片化的线索连续接上，慢慢形成了证据链。
根据张小凡提供的线索，公安处的周文章和射阳县局的季亚东赴上海找到了住在齐齐哈尔路的蔡云旗妹夫张顺臣，此人在鱼市场当搬运工。他向前来调查的公安人员如实汇报了与蔡云旗来往的经历。那是1946年秋天，蔡云旗到南京吃官司，其妻李素萍与刚出生的女儿无法在昆明过下去了，便来到上海投奔蔡云旗的妹妹，约住了5个月。她只知道丈夫是被飞机送往南京关押的，什么原因却不知晓，她心里非常担忧。这年的年底，蔡云旗突然被释放了，他来到妹妹家接妻女，穿的是国民党军服，住了几天，听说他到汉口绥靖区当中校参谋。
办案人员找了蔡云旗的一些亲朋好友，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盐城城区粮管所方正毅的突然出现，使案件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风闻蔡云旗几年前被关押，是因为证据不足把他放了，这次他又被公安局关押了，不知会不会又放了。方正毅听说过蔡云旗的历史问题，可能是个特务，感到应该向公安局反映情况。1956年11月9日，他来到射阳县公安局检举了蔡云旗。那是1947年9月，方正毅到南京鼓楼二条巷找丁海涛去玩，丁海涛住在其姐夫胡大仲处。方正毅是在胡大仲家认识蔡云旗的，他那时穿灰色西装，里面穿白衬衣，领子烫过，戴领带，留长发，高个子，很帅气。吃晚饭时，他喝酒很豪爽，几杯下肚，便脸红耳热地侃起来。他自吹是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的，学的是抓人技术。平时坐汽车、乘轮船、上火车，或者住酒店，经常化装换衣服和帽子，以防被人认出。还自称戴笠局长是他的先生，他曾经化装将戴笠的老婆用汽车运走。
1956年冬天，周文章、季亚东冒着严寒赴南京找到了南京三牌楼小学的教导主任胡大仲。蔡云旗是他妻子父母的邻居，所以他没有什么顾忌，详细地回忆起了与蔡云旗交往的点点滴滴。蔡云旗出手阔绰，他每次来都会带些鸭子和白酒，来无踪去无影。此人酒量了得，喝酒爽快，喝到脸红耳热时，话就多了起来，且酒后吐真言。他自称山珍海味吃过了，漂亮女人玩过了，无数金钱花光了。有次，他吐露在云南参加刺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暗杀计划。闻一多参加了李公朴的追悼会，演讲结束后，回家途中被他们几个用无声手枪干掉了。蔡云旗对胡大仲发牢骚道：“现在被软禁在南京城防司令部，非常委屈，蒋介石不给我们立功，反而怪罪我们，以后谁还为他卖命。”
胡大仲见过蔡云旗用肥皂刻的一枚89军的印章，私造公文，越过城防司令部，直接报送到陆军司令顾祝同那里。
胡大仲反映的情况令办案人员喜出望外，犹如山洞里蓦地见到阳光般的喜悦。
1956年10月19日，射阳县公安局收到了昆明市公安局回函，内容如下：蔡云旗不是云南警备司令部的，城防司令部又是匪第五军内搞的，我们向未掌握蔡云旗预备第二师的材料，也没有发现该组织在我市，故对蔡云旗的活动不了解，转送掌握李闻案件的概况，附给你局作为调研参考。
射阳县公安局在同一天还收到了成都市公安局回复的信函，并附有王小尼的坦白书，粗线条地画出了蔡云旗罪行的轮廓，但还不够具体清晰。最后，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决定，派办案人员赴昆明走一趟，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踏破铁鞋找到铁证
1957年早春二月，江科长通知周文章和季亚东马上奔赴云南外调，他俩雷厉风行，翌晨天蒙蒙亮就出发赶路了。火车摇摇晃晃了5天终于抵达春城昆明，他俩先办理了住宿后，死死地昏睡了半天一夜。第二天坐车来到昆明市公安局，管理档案的女同志很是热情，但她却说：“档案都在省厅。”他俩匆匆吃罢午饭，又坐车来到云南省公安厅。管理档案的女同志看罢介绍信，见千里迢迢赶来的同行，颇为惊讶。她很快取出了十多本厚如砖块的刑事卷宗。
老周和小章见之目瞪口呆，这要看多少时间啊！但为了获取证据，只能蚂蚁啃骨头慢慢啃了。一开始看得很慢，看了一天，有点熟悉案情和人物后，便摸到了技巧，重点找每个凶手刺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关键细节，尤其是搜索有没有蔡云旗的名字。经过几天的大海捞针，终于找到了三个凶手的口供提到蔡云旗其人，见到蔡云旗的名字，他俩就像沙里淘金者发现黄金一样的兴奋。
这些材料可谓是铁板钉钉地锁定了蔡云旗参与“李闻血案”的犯罪事实。
1951年3月3日，云南警备区稽查处长王子民的司机蓝亚民口供：李公朴案，我们在1946年7月10日，经过海心厅开会布置的，崔镇三同蔡云旗负责北门街的任务，赵凤翔、汤时亮等负责青云街的消息联络，李明山、尚福海、刘锡林、仲刚、张德明、何义等都在北门跟踪，崔镇三负责行动。当时我开车预备载李公朴到北郊外山上执行，未料7月11日晚，汤时亮、吴传云和赵凤翔在青云街小巷中，迫不及待地开枪把李公朴打死了。7月15日，李明山、秦永和、王开基、何义、刘锡林等人在西仓坡开枪打死了闻一多。两案任务完成后，王子民处长发给奖金百万元，我们行动组得了50万元。汤时亮、赵凤翔、李明山、崔镇三各得奖金5万元，并各提升一级；崔宝山、刘锡林等各得奖金4万元，我和吴传云、仲刚、蔡云旗、尚福海等各得奖金2万元，我们还在海心厅聚餐庆贺。
凶手吴传云坦白书中有关蔡云旗的材料：因为李公朴被刺后，行动组觉得可耻，所以他们加强了布置，非杀闻一多不可，以完成任务，领取奖金。闻一多在云大会上演说，他们派人参加听讲，会后闻一多回公馆，公子同行。行动组人员尾随，并有预备二师谍报组组长蔡云旗、组员尚福海等参加，闻一多走到住宅附近时，他们就开枪射击，主要是李明山、蔡云旗和尚福海。 凶手崔宝山侦讯笔录：李公朴被杀我未参加，事后听说的是汤时亮、赵凤翔、吴传云3人。他们各发一弹。闻一多被杀案，我参加的，我和张德明被组长崔镇三派在云大和三分局等候，准备等闻一多经过枪杀，结果未经过，而他是被仲刚、李明山、蔡云旗、尚福海等人在西仓坡开枪打死的。
李闻事件发生后由特务头子王子民将参加谋杀李闻的主要凶犯集中在小东门外财神庙内，烧香磕头，喝雄鸡血酒，并将自带的手枪对着心口赌咒明誓称：绝不泄露机密，绝不出卖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如违誓言，枪弹穿身而死。
周文章和季亚东又走访了云南大学保卫处。保卫处韩处长听说公安人员为了挖出一个当年杀害闻一多的凶手，千里迢迢从江苏远道而来，非常感动。可惜韩处长是个转业军人，听说过11年前发生的李闻血案，但具体案情尚不清楚。
老周和小章又来到昆明监狱，找到了当年城防司令部与蔡云旗一起参与血案的帮凶李凡仁。此人穿蓝白条狱服，胸上的牌号312。他指认着蔡云旗的照片肯定地说：“这个人就是蔡云旗，很凶的，我们背后都叫他蔡老虎。他是组织刺杀闻一多的领队者。”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老周和小章又来到云南省公安厅，在旧存的国民党档案中找到了蔡云旗在昆明逮捕群众的记录。两位办案人员在云南实地调查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蔡云旗的一系列犯罪证据。
根据群众的举报，尤其是云南省公安厅和成都市公安局提供凶手交代的口供材料，使蔡云旗参与“李闻血案”有了关键性的突破。
此案的侦破犹如抽丝剥蚕一样，专案人员好不容易发现了线头，抽了几下线索就断了，但专案人员耐心细致，将断线的头绪找出来又接上，终于织成了一张清晰的行动人员线路图。故此，1957年4月4日，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处长孙孝庆批准逮捕蔡云旗。
审讯犹如层层剥笋
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预审科科长江翰琴向蔡云旗宣布了逮捕的决定，蔡云旗签字画押后，江科长和预审员徐金瑞先后对其进行了十多次审讯，可谓是智力较量。审讯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直至案件的核心。
审讯前，江科长认真做了功课，仔细看了云南和成都镇压的那些凶手的口供材料，检举人提供的情况，以及上海寄来的《大公报》，他梳理了一下思路，在笔记本上划了很多人际关系，并写下蔡云旗的履历，以及十几个特务名字等关键词，制作了縝密的审讯提纲。蔡云旗肚子里有点墨水，当过部队的连长和营长，又当过特务，是个见过世面的老兵油子，不是一般鸡鸣狗盗之徒，不好对付。只有多掌握他的犯罪证据，审讯时点到其穴位，才能突破其心理防线。
4月8日，开始逮捕后的第一次审讯。彼此审视了一下，照片上的蔡云旗西装领带，背头油亮，颇为帅气，眼前的蔡云旗却短发土气，人瘦皮黑，衣服破旧，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他那转动的眼珠仍透出几分狡黠。
江科长语气平和地先问了一下蔡云旗的基本情况，然后，开门见山地问：“你把昆明所做的事情讲一下。”
蔡云旗答：“我没有去过昆明。”
江科长出其不意地问：“你在预备第二师干过什么？”
蔡云旗心里咯噔一下，还是否认：“没有干过。”
江科长又追问：“王子民你认识吗？”
蔡云旗坚持摇头：“不认识。”
江科长连珠炮似地发问：“赵树林认识吗？”
蔡云旗继续摇头：“不认识。”
江科长拿起一叠材料，抖了两下，告知蔡云旗：“你在昆明所干的事，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以为死不认账就没事了，你也太低估了我们共产党的能力了。连罪犯也说一人做事是铁门，两人做事是木门，三人做事没有门。你和十几个特务干的事，你不说，他们就不会说吗？”
蔡云旗一听王子民和赵树林的名字，又看到桌上那一厚叠材料，顿时明白公安人员己掌握了自己的一些罪证，但不知道到底掌握多少？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蔡云旗十个手指缠在一起，打开了话匣子：“王子民是稽查处处长，崔镇三是行动组长，李文山是行动队的人，他们都是警备部司令部的。”
江科长手指抬了一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蔡云旗说：“我为什么到昆明的呢？因为我在大理做生意，把本钱都输光了，没有办法回家，所以只能来到昆明，家眷没有带去。我到昆明遇到了军校的同学城防司令部谍报队长陈国华，他对我说，我们需要你帮忙，你来吧。当时昆明盗窃案件很多，我有一些技术，后来我就到城防司令部。有次南屏街发生一起宝石戒指盗窃案件，我过去查勘了一下，案件被全部破获。”
蔡云旗说到这里有点得意，江科长插话，让他说一下李闻血案的事。
蔡云旗无奈地说：“后来昆明学生闹学潮，上峰让我监视他们的行动。云南警备司令部崔镇三与我汇合。我当时在城防司令部当情报组长。云南警备司令部胡奎年下令对李公朴、闻一多搞行动，成功有赏。崔镇三领导行动组的人，有李明山、汤时亮两人，还有王子民、谢某某（名字记不清了），是他们行动的，行动以后就把李明山、汤时亮两人关押了起来。当时王子民处长、崔镇三组长等十几人都关押了。当天城防司令部的我和尚福海也被关押了起来，送第二军被关押在大理的黑牢里，之后又转到昆明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又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几个月，快到冬天时具结释放。”
江科长趁热打铁地追问：“在这起案子上如何行动的？”
蔡云旗答：“云南改组后，胡奎年上任就开始行动。那天李公朴先到什么书店里，然后到南屏电影院看完电影的时候，警备司令部第六组组长赵某某带一组员跟上，李公朴要下车的时候被他们行动掉的。后来闻一多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等闻一多到宿舍门口时被李明山等人行动掉的，还有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也负饬了。”
江科长设套，突然问：“那你得了多少奖金？”
蔡云旗反应极快，没有上当，他两手一摊答道：“我没有参加行动，奖金全部被云南警备司令部拿去了。”
初次审讯，蔡云旗虽然没有承认自己动手，但至少承认了参与行动。之后每隔三四天江科长就提审蔡云旗一次。由浅入深，他开始说自己在绥靖十六区是交通参谋，慢慢地承认是情报参谋，专门搞部队策反的，又交代同学陈国华结婚敲诈老板出钱，最后说出老婆是在昆明嫖娼时相识的，一见钟情，便带回大理举行了婚礼。 蔡云旗从江科长的提问中，发现对方对参加李闻血案行动的人都了如指掌，感到了穷途末路，但他还是紧紧地咬住底线，不承认自己动手杀人。4月12日审讯时，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开始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时我在城防司令部协助行动组长崔镇三施行缜密追踪手段。李公朴是在5月间行动的，李公朴被打死后以后，闻一多先生来追悼会的。云南警备司令部布置有十多人在云大会场外等待闻一多出场，我站在闻一多旁边监视。下午散会后，他到宿舍东边门口时，被崔镇三、李明山打掉的。”
江科长追问：“行动时，你干了什么？”
蔡云旗说：“我在说笑话，后来听到枪声人都散了。”
5月11日，最后一次审讯，蔡云旗虽然承认参与刺杀闻一多的事实，但坚称没有開枪，他强调自己是个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
5月13日，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召开了处务会，讨论蔡云旗的罪行。江科长指着桌上厚厚一叠材料，思路清晰地汇报了办案经过和最后的调查结论：“根据调查走访掌握的情况，尤其是参与刺杀行动凶手的交代，以及蔡云旗本人的坦白，互相印证，可以得出以下两条结论：一是刺杀李公朴时，蔡云旗率领情报组跟踪，提供了信息；二是杀害闻一多时，蔡云旗率领情报组跟踪，他本人就在云大会场闻一多身边监视，散会后，他组织人员追杀，虽然他没有开枪，但他是组织者。”说罢，江科长详细地介绍了办案的艰难过程和蔡云旗的主要犯罪事实。
大家对专案组两年多来的艰苦辛劳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一致同意江翰琴科长的认定意见，同意起诉。
审判一波三折终判死刑
对于蔡云旗的审判可谓是一波三折。
1957年7月2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一案进行了审理，判处蔡云旗有期徒刑十年。当时主要是从收集证据来看，蔡云旗在此案中并非主犯。
十多天后，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南京16日电：曾经积极参与暗杀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已于7月2日，被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后，各地群众反响强烈，大多认为判刑太轻。甚至有人写信给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强烈要求重审该案。1957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函给江苏省高院，请该院即就此案判决加以审查。
1958年1月6日，江苏省高院撤销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该案的刑事判决，发回重审。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日报》《大公报》转来陈可生、徐进福等20余名群众来信，并经省高院调卷审查发现，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57年7月2日判决的被告人蔡云旗为反革命杀人一案，在认定罪责上和量刑上均有不妥之处，据此，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第2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57年7月2日（57）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新审理。
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此非常重视，时任院长胥大可亲自担任审判长，重新组织审理此案。1958年4月26日，再审判决中认定蔡云旗在“李闻血案”中与王子民等人共同计议，预谋实施，且在杀害李公朴、闻一多过程中，又是直接行动组的组长之一，实属罪大恶极。遂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潜逃了11年之久的“李闻血案”主凶之一，终于被绳之以法。蔡云旗的落网应验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九泉之下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可以瞑目了。
（作者为上海市公安局书刊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