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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到来了。
回想35年前的1980年，我有缘接触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档案。抗敌文协的档案，越过世纪的风云，带着抗日战争的烽烟，呈现在当代中华儿女的面前。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中华儿女的一员，我怀着十分虔敬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过这些历史的册页……前辈文艺家们秉持民族大义、团结抗日御敌的场景鲜活地展现出来。
团结抗敌的旗帜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由华北而华中、华东、华南，中华民族的父老兄弟姐妹，惨遭侵略者的屠戮奸劫。时至1938年春天，平津沦陷，上海失守，众多文艺界人士辗转流离来到武汉，大家深感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应该联合起来，跟自己的人民一道，团结抗战，共同御敌。所以，当阳翰笙、王平陵等提议筹备抗敌文协的组织时，很快就得到了众多作家、艺术家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支持。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宣告成立。成立大会上，邵力子、周恩来等各方政界代表都表示支持，并强调“不分畛域”、“不分思想，不分信仰”，在抗战的总目标下共同努力，真诚团结。
抗敌文协档案内容，涵盖1938至1945年的抗敌文协以及1945至1948年抗战胜利后的全国文协的历史材料。由当年的文协秘书、后为干事和理事的梅林先生（1908—1986）保存。我见到时，档案被装订成三大本，文献遗存达数百份之多。特别醒目的有这样几件：
一、“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出席证。红绸黑字，宽5厘米，长18.5厘米。档案内出席证原件有十多张，经过数十年的岁月风尘，依然鲜艳夺目，光彩照人。需要说明的是，出席证上用的是“中国”字样，而非尔后采用的正式名称“中华”。所以后来郭沫若回忆文协的文章，提及文协名称开初的确冠以“中国”，绝非他的误记。
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十年度（1941）和卅四年度（1945）选举名单，也就是文协选举理事的选票。选举方式为直选。在文艺界同仁相对熟悉的情况下，采用这种直选的方式，有利于发扬民主，选举结果集中了团体内大多数人的意见，有利于团结。比如档案内保存的1941年的选票，系张恨水先生所投，上有他的签名盖章，真实地表达了他的选举意愿。前后有四百来位文艺界的知名作家、艺术家集结于文协，文协成为了团结抗敌的光荣旗帜！
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申请拨发居住证登记表。地址：重庆张家花园65号附2号。登录的名单有舒舍予、胡风、郑伯奇、王平陵、姚蓬子、孔罗荪、梅林、宋之的、安娥、艾青、以群、高长虹、韦嫈、董文兰、何容、章泯、沙汀、葛一虹、罗烽、白朗、白薇、杨骚、欧阳山、草明、王蘋、鲜桐冈、王嫂、彭吉之等28人。另外，档案内还有一份重庆市第六区第四保户口调查表。登记者有张梅林、叶以群、宋之的、王蘋、董敏桂、葛一虹、李治国、邵荃麟、葛琴、彭燕郊。文协1938年下半年迁至重庆后，其会所设在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楼上。1939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行大轰炸，文协会所被炸，为避免会务中断，曾于南温泉租房作为临时办事处，并在北碚设立办事处，后来才将会所设定于张家花园，直到抗战胜利。
天降大任于是人
抗敌文协设立理事会。内有总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出版部，分别主持一切日常工作。其中，经由周恩来、冯玉祥等人的推动，老舍先生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而随着会务活动的开展，总务部实际上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作，老舍则充任了他日后自己所形容的相当于“理事长”的角色。
老舍（1899—1966），原名舒舍予，满族，北京人，自幼喜爱文艺。他是在北京平民群众中成长起来、有着深厚生活底蕴的作家。青年时代行旅英伦，在伦敦东方学院任教并开始创作《老张的哲学》《二马》等长篇小说；回国后在山东齐鲁大学、青岛大学执教，创作了《骆驼祥子》《月牙儿》等著名长短篇小说。作品的乡土味、幽默感和审美心态描写，深受读者欢迎。抗战时期，由他负责文协工作，实乃众望所归。老舍全身心地投入文协工作，其社会活动力、人际亲和力、作品鼓动力以及实干作风与坚守精神，彰显了他的领导才能。老舍带头从事抗战文艺创作，其话剧《残雾》《国家至上》和长诗《剑北篇》等大量作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抗战文艺创作实践体会的宣扬，都起到了示范与引领的作用。
老舍当年说得好：“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三年写作自述》）
抗敌文协档案中保存了老舍的重要手迹——《筹募救济贫病文友基金缘起》，以及许多援助贫病作家的材料和实例，使我们看到了老舍所操持的文协怎样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苦苦支撑的情景。
那时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亲眼见证了老舍在文协的工作：“人比抗战前更透着清癯了，可是神采奕奕的风度，突梯滑稽的词令，并没有因为穿着一身灰色土布的中山装而丝毫减色！”“我们很佩服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很同情他苦心撑持‘文协’的精神。”（《老舍在云南》）
抗日烽火的洗礼
拿起笔，做刀枪！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抗敌文协总会，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香港、襄樊、延安等地文协分会，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活动，进行抗敌宣传与战地动员。比如创办抗敌文艺刊物，创作抗战文艺作品，推进抗战文艺宣传，奔赴抗敌前线劳军，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参与支前献金，筹募救济文友基金，以及开展作家艺术家的纪念活动……团结全国各地的作家艺术家，投身抗日斗争的洪流，显示了这支文化军队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王礼锡先生（1899—1939）访问途中以身殉职。
老舍先生1939年代表抗敌文协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出川，途经豫、鄂、陕、甘、青、绥、宁等省，历时半年，行程两万里，前往各地慰劳抗敌将士。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了老舍。据延安《新中华报》报道，在延安盛大的欢迎会上，毛主席致欢迎词，老舍应邀讲话，“幽默的语调，真挚的感情，时而博得听众的欢笑与掌声”。 抗敌文协档案中，有一份1944年9月17日至1946年4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昆明分会工作报告》，系时任文协昆明分会总务部主任李何林（1904—1988）先生的手迹。报告详尽地回顾总结了昆明分会的工作情况，同时另行开列了一份《本分会收支及移交细账》，呈报总会。显示了李何林先生一以贯之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尘不染的清明廉洁的工作作风与高尚品质。
总之，八年抗战，中国作家、艺术家同自己祖国人民一起，历经痛苦与磨难，接受了战火的考验与战斗的洗礼，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自觉的历史担当
历史地来考察抗敌文协的功绩，应该说这是源自作家艺术家们自觉的历史担当。在民族大义面前，任何党派与个人，都必须摒弃政治偏见与一己私利，勇敢地承担起人民所赋予的时代职责与历史使命。
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抗敌文协组织内也多少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音。例如国民党文化官员张道藩的干涉行径与分裂言辞。萧伯青《老舍在北碚》一文，忆及老舍针对张道藩散布的“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言论，致信予以反驳：“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老舍先生对张道藩的指斥，维护与捍卫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这里应当特别提及作家林语堂先生对文协的贡献。1940年，老舍在《致南泉文协诸友信》中说，在抗敌文协北碚会议上，决议接受林语堂先生的善意，将北碚蔡锷路24号林宅作为总会在北碚的办事处。现存抗敌文协档案中，有一封文协致林语堂先生信的草稿，正可佐证——
语堂先生：
蒙将北碚寓宅六间借给本会，为北碚办事处所，六载以来在碚会员，咸感便利，至为感激！兹值抗战结束，复员在即，谨为具函声谢，并祈示知交房办法为盼！敬祝
著祺
卅五、二、八办。
寄老向转林先生
林语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这位乡村牧师的儿子，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文化人，在民族大义面前，慷慨无私地将寓宅借予抗敌文协使用，诚为高尚的举动！
可见，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政治见解，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素养，在反侵略战争、反法西斯暴行的时代环境中，都秉持了人类正义，确立了正确路向，承接了历史担当，肩负了时代责任，这就是抗敌文协留给当今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珍视与弘扬。
历史将永远铭记与盛赞抗战文化人的奉献和品格！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殷之俊
回想35年前的1980年，我有缘接触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档案。抗敌文协的档案，越过世纪的风云，带着抗日战争的烽烟，呈现在当代中华儿女的面前。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中华儿女的一员，我怀着十分虔敬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过这些历史的册页……前辈文艺家们秉持民族大义、团结抗日御敌的场景鲜活地展现出来。
团结抗敌的旗帜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由华北而华中、华东、华南，中华民族的父老兄弟姐妹，惨遭侵略者的屠戮奸劫。时至1938年春天，平津沦陷，上海失守，众多文艺界人士辗转流离来到武汉，大家深感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应该联合起来，跟自己的人民一道，团结抗战，共同御敌。所以，当阳翰笙、王平陵等提议筹备抗敌文协的组织时，很快就得到了众多作家、艺术家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支持。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宣告成立。成立大会上，邵力子、周恩来等各方政界代表都表示支持，并强调“不分畛域”、“不分思想，不分信仰”，在抗战的总目标下共同努力，真诚团结。
抗敌文协档案内容，涵盖1938至1945年的抗敌文协以及1945至1948年抗战胜利后的全国文协的历史材料。由当年的文协秘书、后为干事和理事的梅林先生（1908—1986）保存。我见到时，档案被装订成三大本，文献遗存达数百份之多。特别醒目的有这样几件：
一、“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出席证。红绸黑字，宽5厘米，长18.5厘米。档案内出席证原件有十多张，经过数十年的岁月风尘，依然鲜艳夺目，光彩照人。需要说明的是，出席证上用的是“中国”字样，而非尔后采用的正式名称“中华”。所以后来郭沫若回忆文协的文章，提及文协名称开初的确冠以“中国”，绝非他的误记。
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十年度（1941）和卅四年度（1945）选举名单，也就是文协选举理事的选票。选举方式为直选。在文艺界同仁相对熟悉的情况下，采用这种直选的方式，有利于发扬民主，选举结果集中了团体内大多数人的意见，有利于团结。比如档案内保存的1941年的选票，系张恨水先生所投，上有他的签名盖章，真实地表达了他的选举意愿。前后有四百来位文艺界的知名作家、艺术家集结于文协，文协成为了团结抗敌的光荣旗帜！
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申请拨发居住证登记表。地址：重庆张家花园65号附2号。登录的名单有舒舍予、胡风、郑伯奇、王平陵、姚蓬子、孔罗荪、梅林、宋之的、安娥、艾青、以群、高长虹、韦嫈、董文兰、何容、章泯、沙汀、葛一虹、罗烽、白朗、白薇、杨骚、欧阳山、草明、王蘋、鲜桐冈、王嫂、彭吉之等28人。另外，档案内还有一份重庆市第六区第四保户口调查表。登记者有张梅林、叶以群、宋之的、王蘋、董敏桂、葛一虹、李治国、邵荃麟、葛琴、彭燕郊。文协1938年下半年迁至重庆后，其会所设在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楼上。1939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行大轰炸，文协会所被炸，为避免会务中断，曾于南温泉租房作为临时办事处，并在北碚设立办事处，后来才将会所设定于张家花园，直到抗战胜利。
天降大任于是人
抗敌文协设立理事会。内有总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出版部，分别主持一切日常工作。其中，经由周恩来、冯玉祥等人的推动，老舍先生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而随着会务活动的开展，总务部实际上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作，老舍则充任了他日后自己所形容的相当于“理事长”的角色。
老舍（1899—1966），原名舒舍予，满族，北京人，自幼喜爱文艺。他是在北京平民群众中成长起来、有着深厚生活底蕴的作家。青年时代行旅英伦，在伦敦东方学院任教并开始创作《老张的哲学》《二马》等长篇小说；回国后在山东齐鲁大学、青岛大学执教，创作了《骆驼祥子》《月牙儿》等著名长短篇小说。作品的乡土味、幽默感和审美心态描写，深受读者欢迎。抗战时期，由他负责文协工作，实乃众望所归。老舍全身心地投入文协工作，其社会活动力、人际亲和力、作品鼓动力以及实干作风与坚守精神，彰显了他的领导才能。老舍带头从事抗战文艺创作，其话剧《残雾》《国家至上》和长诗《剑北篇》等大量作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抗战文艺创作实践体会的宣扬，都起到了示范与引领的作用。
老舍当年说得好：“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三年写作自述》）
抗敌文协档案中保存了老舍的重要手迹——《筹募救济贫病文友基金缘起》，以及许多援助贫病作家的材料和实例，使我们看到了老舍所操持的文协怎样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苦苦支撑的情景。
那时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亲眼见证了老舍在文协的工作：“人比抗战前更透着清癯了，可是神采奕奕的风度，突梯滑稽的词令，并没有因为穿着一身灰色土布的中山装而丝毫减色！”“我们很佩服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很同情他苦心撑持‘文协’的精神。”（《老舍在云南》）
抗日烽火的洗礼
拿起笔，做刀枪！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抗敌文协总会，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香港、襄樊、延安等地文协分会，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活动，进行抗敌宣传与战地动员。比如创办抗敌文艺刊物，创作抗战文艺作品，推进抗战文艺宣传，奔赴抗敌前线劳军，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参与支前献金，筹募救济文友基金，以及开展作家艺术家的纪念活动……团结全国各地的作家艺术家，投身抗日斗争的洪流，显示了这支文化军队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王礼锡先生（1899—1939）访问途中以身殉职。
老舍先生1939年代表抗敌文协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出川，途经豫、鄂、陕、甘、青、绥、宁等省，历时半年，行程两万里，前往各地慰劳抗敌将士。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了老舍。据延安《新中华报》报道，在延安盛大的欢迎会上，毛主席致欢迎词，老舍应邀讲话，“幽默的语调，真挚的感情，时而博得听众的欢笑与掌声”。 抗敌文协档案中，有一份1944年9月17日至1946年4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昆明分会工作报告》，系时任文协昆明分会总务部主任李何林（1904—1988）先生的手迹。报告详尽地回顾总结了昆明分会的工作情况，同时另行开列了一份《本分会收支及移交细账》，呈报总会。显示了李何林先生一以贯之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尘不染的清明廉洁的工作作风与高尚品质。
总之，八年抗战，中国作家、艺术家同自己祖国人民一起，历经痛苦与磨难，接受了战火的考验与战斗的洗礼，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自觉的历史担当
历史地来考察抗敌文协的功绩，应该说这是源自作家艺术家们自觉的历史担当。在民族大义面前，任何党派与个人，都必须摒弃政治偏见与一己私利，勇敢地承担起人民所赋予的时代职责与历史使命。
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抗敌文协组织内也多少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音。例如国民党文化官员张道藩的干涉行径与分裂言辞。萧伯青《老舍在北碚》一文，忆及老舍针对张道藩散布的“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言论，致信予以反驳：“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老舍先生对张道藩的指斥，维护与捍卫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这里应当特别提及作家林语堂先生对文协的贡献。1940年，老舍在《致南泉文协诸友信》中说，在抗敌文协北碚会议上，决议接受林语堂先生的善意，将北碚蔡锷路24号林宅作为总会在北碚的办事处。现存抗敌文协档案中，有一封文协致林语堂先生信的草稿，正可佐证——
语堂先生：
蒙将北碚寓宅六间借给本会，为北碚办事处所，六载以来在碚会员，咸感便利，至为感激！兹值抗战结束，复员在即，谨为具函声谢，并祈示知交房办法为盼！敬祝
著祺
卅五、二、八办。
寄老向转林先生
林语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这位乡村牧师的儿子，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文化人，在民族大义面前，慷慨无私地将寓宅借予抗敌文协使用，诚为高尚的举动！
可见，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政治见解，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素养，在反侵略战争、反法西斯暴行的时代环境中，都秉持了人类正义，确立了正确路向，承接了历史担当，肩负了时代责任，这就是抗敌文协留给当今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珍视与弘扬。
历史将永远铭记与盛赞抗战文化人的奉献和品格！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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