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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建议在中原大战中厮杀的双方“静候中央措置”。表明在中原大战中放弃了中立观望的态度，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随即派东北军入关，控制了京津地区。张本人也于10月9日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张学良的这些举措使中原大战很快便以蒋介石的胜利结束。同时在原来东四省的基础上，东北军势力又扩张到晋察冀绥四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张学良的实力到达了顶峰。随后张学良通过采取了一些列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在华北的实力。
东北军政力量涌入华北
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边防依靠东北军守卫，东北军是中国的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当时东北军编制完整、装备齐全、薪饷优厚、训练有素。据一位日本学者1929年9月的统计，兵员方面，蒋、冯、阎、桂依次为619300、250000、199260、75900人；东北军则拥有365680人。武器方面，蒋、冯、阎、桂依次为步枪479765、200000、129070、58600支；机关枪为2479、3300、1417、222挺；迫击炮1010、172、不明、106门；大炮839、300、384、12门。东北军则装备有步枪300100支；机关枪1338挺；迫击炮1032门；大炮586门。由此可见，东北军当时是除中央军之外的中国当时第二大实力。为了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1930年9月17日张学良把东北军一部编成两个军并冠以东北边防军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名义入关。此次东北军入关，每旅3个团，旅直辖骑兵、卫队、通信、重迫击炮等4大连，每团3500人，每旅1万数千人。由此估计东北军入关的人数不低于十万人，1931年石友三发动叛乱时，张学良从东北抽调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从6月12日起调进关内，以事防范。随着中原大战东北军入关和平定石友三一役，东北军政领导集团的许多骨干力量和重心移入关内，中原大战和平石两役均由善于带兵打仗的于学忠、王树常负责指挥，平石之后二人即在关内任职。平石之役因从黑龙江抽调步兵两旅，东北边防公署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离开黑龙江常驻北平。1931年4月，国民政府北平设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身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张学良从沈阳移驻北平，东北军政事务由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厅厅长荣臻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主持。东北边防的指挥中枢日益空虚。东北边防军精税和指挥中枢移入关内，大大巩固了张学良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形成了蒋张联合统治北方的局面，却大大削弱了东北的边防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的形势
从1929年开始，日军就不断地在长春等地增兵，并举行军事演习。东北的形势日趋紧张。7月27日，“日本向长春、珲春等处增兵将近四千名。31日，日本又在长春增兵两干名”。同时日军连日在长春增兵并进行实弹演习。8月18日，“日军四千人又在沈阳城郊演习作战，枪炮声不绝，意在示威。”9月2日，“长春日军军事演习，由关东军司令田英太郎亲自指挥，踏坏民田一千五百余亩。”1930年，日本又向南满铁路增加驻军。1月23日，“辽阳开到日军两队，计四百七十名”。3月，“满铁”当局发表朝鲜总督府铁路建筑计划，“目的在将韩满连成一片，以利日本对华侵略”5月27日，“长春日军在吉长路举行军事演习，以长春城为射击目标，发炮五百余发，践踏田禾二千亩。东北当局抗议无结果”。到了1931年，东北形势更趋紧张。6月9日，“长春之日军在警察署长武波、旅团长中川等指挥下，借满铁占用地带举行街市巷战演习，不顾我国公安警士阻拦，强行越界架设枪炮。”7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万宝山事件。事件发生后，在日本的歪曲煽动下，朝鲜各地很快掀起排华风潮，使中国旅朝侨胞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这一事件，其直接目的即是制造武装人侵中国东北的借口。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由此可见，张学良也认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但却决定采取避战的方针。对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暴力排华一事，当时北平各报均指出，“此为日本对东三省武装侵略之先声，东三省前途危急。”7月15日，“驻长春日军第三旅团司令部宣布，自是起废除过去在铁道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十日前通知华方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日本军队一切军事演习自由实施，无论昼夜”。8月18日，驻沈阳的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街市战斗演习，交通断绝，华警惧惹日军，不敢干涉”。20日，“日本驻朝鲜第十九、二十两师团全部调往我国边境图们江沿岸”。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份，日本便利用这一事件在国内进一步掀起对华战争狂热。如果说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前奏和序曲，那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则已经是一种试探性的预演。9月7日，“日本军用飞机六架奉令在国内各主要地带散发传单，诡称日本在满洲之特殊权力与利益现处于危急之中，向国人大造侵华舆论”。9日，中国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离上海赴任，以日本对满蒙问题有急进态势，故绕道北平与张学良面商。同日，外交部驻哈尔滨吉林特派员钟毓说：“中村失踪较万宝山案更为严重，日方有意寻衅，步步紧逼。”l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偕参谋坂垣、武田、田原等一行五十余人，由旅顺抵长春，检阅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并训话，要求日军服从命令，尽保卫日本在满洲利益之天职。15日，本庄再赴四平街、公主岭等处检阅日军。由此可见，到l931年9月上、中旬，日本武力侵占东北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关东军的动向，当时已有人察觉。当时张学良也感到形势严峻。9月6日，他电令驻沈阳北大营的旅长王以哲：“中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无论日军“如何寻事”，包括“发枪”，甚至武力进攻，我方均“不可与之反抗”。
原因试析
首先，张学良有保存实力、保住东北军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表示：余“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九一八事变前，王以哲看到东北守备空虚，建议抽调人关的部分兵力出关，加强东北防务。但是在入关后取得巨大实惠的张学良，正忙于巩固其新取得的冀、察、晋、绥及平津等地盘，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对于张学良来说，与其把华北兵力投入没有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不如保守住华北既得利益。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在东北的兵力不是根本不足以与日军一战的。从中日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对比来看，日军装备固然远远比中国军队精良，但数量中围军队占有明优势。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外的总兵力包括非战斗人员共计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6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5万人。日本在东北境内驻扎的师团、独立守备队、日本警察、日本宪兵、在乡军人，义勇团等组织，总人数为5000+6481+3822+218+20000+63061=98582人。从兵力对比可以看出，东北军是可以一战的。为何张学良却下“绝对不抵抗?目的无非是为了保存东北军实力以及保住其华北地盘。它暴露了张学良的怯懦与私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我们虽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予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取谅于国人。”张表面答应，实却不予接受。作为旧中国军人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并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这也事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当上国民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靠的即是其父留给他的几十万奉军。张学良为其固有的保存实力的私欲所惑于抵抗必败的判断，害怕因抵抗而拼掉其实力，不敢抵抗。在军阀统治时期，有枪就有实力，枪多实力就强。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各军阀在大敌当前之际，不是以消灭敌人为首要任务，而是以保存实力为最重要。
其次，张学良认为，抗日必须举全国之力，如果仅仅是东北军的抗战，即使全部牺牲，也是无济于事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他在北平就指出：“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远远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必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也就是说，单凭东北军的势力，根本无法与日本侵略者抵抗，孤军奋战，其结果可能是全军覆灭。为了保存实力，所以张学良主动撤军，实行“不抵抗”。自蒋介石、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后不久苏联就决定反击并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东路战争在中苏边境全面展开后张学良孤军奋战，最后东北军全线失利。损失官兵4800人，尤其是张学良的心腹韩光弟旅全军覆没，旅长韩光弟战死。仗打不赢但蒋介石又不让东北军和谈，也没有为东北军提供前有力的援助，使东北军进退两难。最后张学良为保存东北军的兵力，排除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派交涉员蔡运升到伯力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冲突方告结束。中东路事件引起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对蒋介石的不满。也促使其在对外冲突中坚定“全国一致”，不再轻易仅仅依靠东北军单独对外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日]及川恒忠.中国政治组织的研究[M].1933.
[2]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3]胡玉海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外国军事势力研究[M].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
[4]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M].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5]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 (第一卷)[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李永锋（1987.8-），男，汉族，河南省永城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
东北军政力量涌入华北
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边防依靠东北军守卫，东北军是中国的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当时东北军编制完整、装备齐全、薪饷优厚、训练有素。据一位日本学者1929年9月的统计，兵员方面，蒋、冯、阎、桂依次为619300、250000、199260、75900人；东北军则拥有365680人。武器方面，蒋、冯、阎、桂依次为步枪479765、200000、129070、58600支；机关枪为2479、3300、1417、222挺；迫击炮1010、172、不明、106门；大炮839、300、384、12门。东北军则装备有步枪300100支；机关枪1338挺；迫击炮1032门；大炮586门。由此可见，东北军当时是除中央军之外的中国当时第二大实力。为了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1930年9月17日张学良把东北军一部编成两个军并冠以东北边防军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名义入关。此次东北军入关，每旅3个团，旅直辖骑兵、卫队、通信、重迫击炮等4大连，每团3500人，每旅1万数千人。由此估计东北军入关的人数不低于十万人，1931年石友三发动叛乱时，张学良从东北抽调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从6月12日起调进关内，以事防范。随着中原大战东北军入关和平定石友三一役，东北军政领导集团的许多骨干力量和重心移入关内，中原大战和平石两役均由善于带兵打仗的于学忠、王树常负责指挥，平石之后二人即在关内任职。平石之役因从黑龙江抽调步兵两旅，东北边防公署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离开黑龙江常驻北平。1931年4月，国民政府北平设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身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张学良从沈阳移驻北平，东北军政事务由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厅厅长荣臻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主持。东北边防的指挥中枢日益空虚。东北边防军精税和指挥中枢移入关内，大大巩固了张学良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形成了蒋张联合统治北方的局面，却大大削弱了东北的边防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的形势
从1929年开始，日军就不断地在长春等地增兵，并举行军事演习。东北的形势日趋紧张。7月27日，“日本向长春、珲春等处增兵将近四千名。31日，日本又在长春增兵两干名”。同时日军连日在长春增兵并进行实弹演习。8月18日，“日军四千人又在沈阳城郊演习作战，枪炮声不绝，意在示威。”9月2日，“长春日军军事演习，由关东军司令田英太郎亲自指挥，踏坏民田一千五百余亩。”1930年，日本又向南满铁路增加驻军。1月23日，“辽阳开到日军两队，计四百七十名”。3月，“满铁”当局发表朝鲜总督府铁路建筑计划，“目的在将韩满连成一片，以利日本对华侵略”5月27日，“长春日军在吉长路举行军事演习，以长春城为射击目标，发炮五百余发，践踏田禾二千亩。东北当局抗议无结果”。到了1931年，东北形势更趋紧张。6月9日，“长春之日军在警察署长武波、旅团长中川等指挥下，借满铁占用地带举行街市巷战演习，不顾我国公安警士阻拦，强行越界架设枪炮。”7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万宝山事件。事件发生后，在日本的歪曲煽动下，朝鲜各地很快掀起排华风潮，使中国旅朝侨胞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这一事件，其直接目的即是制造武装人侵中国东北的借口。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由此可见，张学良也认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但却决定采取避战的方针。对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暴力排华一事，当时北平各报均指出，“此为日本对东三省武装侵略之先声，东三省前途危急。”7月15日，“驻长春日军第三旅团司令部宣布，自是起废除过去在铁道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十日前通知华方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日本军队一切军事演习自由实施，无论昼夜”。8月18日，驻沈阳的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街市战斗演习，交通断绝，华警惧惹日军，不敢干涉”。20日，“日本驻朝鲜第十九、二十两师团全部调往我国边境图们江沿岸”。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份，日本便利用这一事件在国内进一步掀起对华战争狂热。如果说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前奏和序曲，那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则已经是一种试探性的预演。9月7日，“日本军用飞机六架奉令在国内各主要地带散发传单，诡称日本在满洲之特殊权力与利益现处于危急之中，向国人大造侵华舆论”。9日，中国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离上海赴任，以日本对满蒙问题有急进态势，故绕道北平与张学良面商。同日，外交部驻哈尔滨吉林特派员钟毓说：“中村失踪较万宝山案更为严重，日方有意寻衅，步步紧逼。”l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偕参谋坂垣、武田、田原等一行五十余人，由旅顺抵长春，检阅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并训话，要求日军服从命令，尽保卫日本在满洲利益之天职。15日，本庄再赴四平街、公主岭等处检阅日军。由此可见，到l931年9月上、中旬，日本武力侵占东北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关东军的动向，当时已有人察觉。当时张学良也感到形势严峻。9月6日，他电令驻沈阳北大营的旅长王以哲：“中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无论日军“如何寻事”，包括“发枪”，甚至武力进攻，我方均“不可与之反抗”。
原因试析
首先，张学良有保存实力、保住东北军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表示：余“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九一八事变前，王以哲看到东北守备空虚，建议抽调人关的部分兵力出关，加强东北防务。但是在入关后取得巨大实惠的张学良，正忙于巩固其新取得的冀、察、晋、绥及平津等地盘，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对于张学良来说，与其把华北兵力投入没有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不如保守住华北既得利益。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在东北的兵力不是根本不足以与日军一战的。从中日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对比来看，日军装备固然远远比中国军队精良，但数量中围军队占有明优势。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外的总兵力包括非战斗人员共计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6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5万人。日本在东北境内驻扎的师团、独立守备队、日本警察、日本宪兵、在乡军人，义勇团等组织，总人数为5000+6481+3822+218+20000+63061=98582人。从兵力对比可以看出，东北军是可以一战的。为何张学良却下“绝对不抵抗?目的无非是为了保存东北军实力以及保住其华北地盘。它暴露了张学良的怯懦与私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我们虽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予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取谅于国人。”张表面答应，实却不予接受。作为旧中国军人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并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这也事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当上国民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靠的即是其父留给他的几十万奉军。张学良为其固有的保存实力的私欲所惑于抵抗必败的判断，害怕因抵抗而拼掉其实力，不敢抵抗。在军阀统治时期，有枪就有实力，枪多实力就强。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各军阀在大敌当前之际，不是以消灭敌人为首要任务，而是以保存实力为最重要。
其次，张学良认为，抗日必须举全国之力，如果仅仅是东北军的抗战，即使全部牺牲，也是无济于事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他在北平就指出：“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远远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必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也就是说，单凭东北军的势力，根本无法与日本侵略者抵抗，孤军奋战，其结果可能是全军覆灭。为了保存实力，所以张学良主动撤军，实行“不抵抗”。自蒋介石、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后不久苏联就决定反击并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东路战争在中苏边境全面展开后张学良孤军奋战，最后东北军全线失利。损失官兵4800人，尤其是张学良的心腹韩光弟旅全军覆没，旅长韩光弟战死。仗打不赢但蒋介石又不让东北军和谈，也没有为东北军提供前有力的援助，使东北军进退两难。最后张学良为保存东北军的兵力，排除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派交涉员蔡运升到伯力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冲突方告结束。中东路事件引起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对蒋介石的不满。也促使其在对外冲突中坚定“全国一致”，不再轻易仅仅依靠东北军单独对外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日]及川恒忠.中国政治组织的研究[M].1933.
[2]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3]胡玉海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外国军事势力研究[M].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
[4]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M].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5]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 (第一卷)[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李永锋（1987.8-），男，汉族，河南省永城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