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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地名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语言学（语音和语词构成演变）、 传播学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地名在这两门学科中的重要研究价值; 分析了地名与地理风貌、 宗教文化、 社会心理、 民族文化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地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从地名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心理，最后对地名中的修辞现象加以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 地名;社会语言学;社会传播学
1. 序论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称， 它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地域特色。 本文以地名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语言学（语音和语词构成演变）、 传播学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地名在这两门学科中的重要研究价值; 分析了地名与地理风貌、 宗教文化、 社会心理、 民族文化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地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从地名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心理; 最后对地名中的修辞现象加以分析和阐述， 从某种角度说， 命名也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 命名过程往往渗入人的主观意愿、 情感、 态度和审美， 修辞方法的运用把人的这种主观感情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使地名带上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2. 本论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地名称， 它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地域特色。 如龙在其《汉语地名学论稿》的自序中说：“只有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才能建立科学的地名学。”
2.1 地名在语音方面上的演变
《马氏文通》中说：“古籍中诸名， 往往取双字同义者， 或两字对峙者， 较单辞支字， 其辞气稍觉浑厚” 。 由此可见， 前辈学者已体会到双音化与辞气有关。 游汝杰曾指出：“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占优势的， 但是从历史上看却有一个从单音节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历史地名也可见一斑”， 也就是说随着汉语词汇这种双音节化的变化， 地名的音节构成也从单音节向双音节方向发展。 商周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 如商代七次迁都， 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 嚣、 相、 邢、 庇、 奄、 殷。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 但到了汉代， 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 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 至少是双音节的， 甚至也不乏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 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 如石家庄、 羊肠子沟、 大秃顶子山、 一三五食宿站。 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符合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
2.2 地名在语词构成方面的演变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中说：早期形成的原生地名只有专名没有通名， 但这类专名中往往会有通名语素， 最常见的是通名语素和方位词、 数量词、 形容词或一般名词格的组合。
例如我国历史上“河”和“江”起初专指黄河和长江， 后来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的深化， 看到了别处也有类似的河和江， 于是就用河或江给它们命名， 同时加上一定的限制词与原来的河和江相区别， 如淮河、 塔里木河、 松花江、 乌苏里江等。
虽然早期地名并没有固定的语词结构形式， 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 社会的发展， 现在的地名语词结构出现了最流行也是最理想的“专名+通名” 的结构形式。 这是因为这种语词结构的出现， 地名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区别和识别不同地理实体的作用， 而这里的专名就是地名中充当指出具体位置角色的部分， 而通名则是地名中充当指类角色的部分。
2.3 从传播学角度对地名的研究
主流学术界分传播学为五大部分：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公众传播、 大众传播。 在我国， 传播学约等于大众传播学。 根据符号学理论， 符号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组成。 能指是符号的物质载体， 所指即是符号的意义。 地名， 正是一种被大众广泛地、 持续地、 高频率地运用的人类生活文化符号。 地名其能指， 自然是当时当地所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地点; 其所指则是体现了当时当地所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内容。
人们在开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 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不断为环境中的地理实体命名，地名是人们认识地理环境的成果和标志。 地名的形式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 是一定地域的语言、 文字标志， 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给予一定地理实体、 行政区域或居民点的名称。 地名传播必须尊重历史和文化， 不能无中生有、 肆意捏造、 欺骗旅游消费者; 地名传播也要遵守各项地名管理法规和条例， 传播规范地名形式和地名用字， 不随意更改地名。 创造良好传播环境， 多媒介、 全方位地提高地名文化的传播效果。
2.4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地名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及地名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地名与地理地貌、 宗教信仰等六个方面的关系是在词汇的选择方面，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则是考虑地名词的生动 、形象、 让人印象深刻， 利于传播等方面。 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 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
2.4.1 地名与地貌
地名的社会语言学、 传播学考察， 首先要研究的是地名与地理风貌。 一方面因为在远古时期大部分的地名命取都取决于地理风貌， 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看， 一个城市的大体格局也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 人们为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依据往往憑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如海南的五指山，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山有五峰， 极高大， 屹立如人指” ， “贺兰山盘踞数百里，上多青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 。 这类地名在我国相当普遍， 如七星岩、 日月潭、 峨眉山、 神女峰、 伏牛山等， 人们把山水的外部特征和自己熟悉的动物、 使用的物件、 天上的月亮星星， 甚至连自身的器官联系起来了， 都是为了达到形象化的目的。 地名通过广泛使用颜色词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 如红水河、 长白山。 地名中还有的是因声音而得名的， 如铜锣峡（江水声如铜锣的声音）、 鸣沙山（山间有飞沙响）、响堂山（山洞中因回音而鸣响）， 这些名称都能在听觉上给人以较为具体直接的听感。 宁夏的苦水沟、 甘肃的酒泉（泉味似酒）、 陕西的甘泉突出了水的味觉特征。 冷水江、 泉则通过对水温的描述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 2.4.2 地名与信仰
信仰分为实物信仰即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 重慶市巴县， 古时为巴国，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 有黑蛇， 青首， 食象。”可见巴国的名称也来源于对蛇的祟拜。 虎和狮一向被称作“兽中之王”。 但在汉民族的心目中， 老虎才是百兽之王。 人们在画虎时往往要在虎的额头上描画一个“王”的字样， 人们在为地方命名时也多用“虎”字， 如虎门（广东省珠江口）、 龙虎山（江西省贵溪县）、 虎牢关（河南荣阳）等。 宗教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 不论是其精神方面还是物质形式方面都对社会生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在地名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宗教信仰文化对地名的影响， 地名中活跃着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 如南京市的清凉山来自佛教的教义（佛教把断除各种烦恼而获得安适、 宁静的境界称为清凉）， 和尚源（陕）， 阿育王山（浙）是以佛教信徒或僧侣命名的。 道教产生于中国， 它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而长生不老， 得道成仙。 道教崇拜仙人在地名中也有反映， 如九仙山、 万仙山、 仙居山等。 成都的鹤鸣山、青城山为道教发祥地和道教圣地。 道教秉承老庄思想， 崇尚自然， 以自由逍遥为价值取向， 主张人的自由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对成都文化影响深远， 使成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4.3 地名与审美
如成都的九如村： 《《诗经·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 如冈如陵， 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 无不尔或承。” 诗中连用九个“如”字， 旋律优美， 后来就以“天保九如”表达福寿绵延之意。 成都人借用《天保》中的“九如”命名街道， 体现了古人好文尚雅的审美情趣。
汉民族常常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把原来俗陋不堪的地名改得比较文雅。 据明、 清有关史料记载， 北京一些胡同是以生理缺陷的人的特征、 牲畜的某个部位、 服饰、 器物等命名的人们利用谐音， 使原来地名获得了新义， 上述胡同分别发生了如下变化： 狗尾巴胡同—高义伯胡同， 小羊圈胡同—小杨家胡同， 大墙缝胡同—大翔凤胡同， 母猪胡同—墨竹胡同。
2.4.4 地名与重方位心理
东、 西、 南、 北、 中是确定四至的基本方位词。 中国这个名称本身的由来就带有方位的含义， 意为“中央之国”、 “天下之中”。 古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 因此自称中国， 而把周围其他地区叫做“四方”。 我国的省名、 市名、 县名中常常带有方位词， 如河南与河北分别因大部分省域位于黄河以南、 以北而得名， 山东、 山西因分居太行山东西而得名。
在市、 县名中， 用得最多、 最能体现方位文化的莫过于“阴”、 “阳”二字。 “山南属阳， 山北属阴; 水南属阴， 水北属阳” 用“阴”、 “阳”二字为地方命名。 在《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 其中第二个字用“阳”的有100多个， 而与之相对应的“阴”字不足10个，如淮阴、 江阴。 古人认为， “阳”字是个好字眼儿。 在大千世界里， “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 ，阳喻暖， 阴喻寒， 阳主明， 阴主暗， 人们喜暖避寒、 喜明厌暗的心理正是“阳”字较多地用于地名的一个原因。
2.4.5 地名与重宗族观念
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 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 诸如王庄、李家村、 王家屯、 郭家营、 安家堡、 张营、 齐家集等地名遍及全国各地。
地名和姓的关系非常密切， 许多地名来源于姓， 同时， 一些姓则来自于地名，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姓来自国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国名如齐、 鲁、赵、魏、郑等都成了今天常见的姓。
（2）姓来自邑名， 邑即采邑， 是帝王及其各诸侯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 如屈原的屈， 则是由于楚武王熊通之子瑕， 受封于屈邑， 子孙因以屈为姓。
（3）姓来自乡名。 齐宣王少子通封于陆乡（今山东平原县一带）， 后代因乡名而姓陆。
（4）姓来自山、 河名。 如济姓来自济水， 老姓来自劳山（今山东唠山）。
无论是以姓作为地名， 还是以地名作为姓， 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把姓看作宗族的标志， 想光宗耀祖， 与江山同在的心理。
2.4.6 地名反映人们求安定、吉祥、幸福的心理特征
历史上的中国， 战乱不断， 烽火连绵， 加上洪水、 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对人民的生命、 财产形成巨大的威胁。 于是， 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求天下太平、 安定的心态。 这种心态在地名中表露出来。
我国还有大量以祈祷河、 海安定为特色的地名。 如北京的永定河， 从前叫无定河， 常常泛滥成灾， 人民深受其害， 为使它安定下来， 康熙皇帝把无定河封为永定河。 又如， 河北有一条瀑河， 河水湍急， 对当地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人们希望河水能流得缓慢一些， 因此把“瀑河”改名为“徐水”。 类似这样的地名很多， 如宁波（浙）、镇海（浙）等。
吉祥、 幸福的生活是人们的追求， 并把这种愿望显露于语言符号上。 地名便承载了人们的这种期望。 人们在地名中广泛使用“吉”、 “寿”、 “康”、 “福”、 “禄”、 “昌”等字眼儿， 寄寓良好的心愿。 这类地名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 比如带“寿”字的地名有：寿宁县、 永寿镇、 长寿路、 万寿山等。
3. 结论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 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地名。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称， 它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地域特色。 本文以地名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语言学（语音和语词构成演变）、 传播学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地名在这两门学科中的重要研究价值; 分析了地名与地理风貌、 宗教文化、 社会心理、 民族文化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地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从地名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 [英]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J].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83
[2] 李如龙. 《汉语地名学论稿》[J].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3] 牛汝辰. 《中国地名文化》[J]. 北京华侨大学出版社， 1993
[4] 王国安. 《汉语词汇的文化透析》[J]. 汉语大辞典出版设， 2003
[5] 游汝杰.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J].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关键词】： 地名;社会语言学;社会传播学
1. 序论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称， 它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地域特色。 本文以地名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语言学（语音和语词构成演变）、 传播学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地名在这两门学科中的重要研究价值; 分析了地名与地理风貌、 宗教文化、 社会心理、 民族文化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地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从地名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心理; 最后对地名中的修辞现象加以分析和阐述， 从某种角度说， 命名也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 命名过程往往渗入人的主观意愿、 情感、 态度和审美， 修辞方法的运用把人的这种主观感情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使地名带上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2. 本论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地名称， 它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地域特色。 如龙在其《汉语地名学论稿》的自序中说：“只有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才能建立科学的地名学。”
2.1 地名在语音方面上的演变
《马氏文通》中说：“古籍中诸名， 往往取双字同义者， 或两字对峙者， 较单辞支字， 其辞气稍觉浑厚” 。 由此可见， 前辈学者已体会到双音化与辞气有关。 游汝杰曾指出：“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占优势的， 但是从历史上看却有一个从单音节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历史地名也可见一斑”， 也就是说随着汉语词汇这种双音节化的变化， 地名的音节构成也从单音节向双音节方向发展。 商周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 如商代七次迁都， 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 嚣、 相、 邢、 庇、 奄、 殷。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 但到了汉代， 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 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 至少是双音节的， 甚至也不乏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 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 如石家庄、 羊肠子沟、 大秃顶子山、 一三五食宿站。 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符合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
2.2 地名在语词构成方面的演变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中说：早期形成的原生地名只有专名没有通名， 但这类专名中往往会有通名语素， 最常见的是通名语素和方位词、 数量词、 形容词或一般名词格的组合。
例如我国历史上“河”和“江”起初专指黄河和长江， 后来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的深化， 看到了别处也有类似的河和江， 于是就用河或江给它们命名， 同时加上一定的限制词与原来的河和江相区别， 如淮河、 塔里木河、 松花江、 乌苏里江等。
虽然早期地名并没有固定的语词结构形式， 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 社会的发展， 现在的地名语词结构出现了最流行也是最理想的“专名+通名” 的结构形式。 这是因为这种语词结构的出现， 地名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区别和识别不同地理实体的作用， 而这里的专名就是地名中充当指出具体位置角色的部分， 而通名则是地名中充当指类角色的部分。
2.3 从传播学角度对地名的研究
主流学术界分传播学为五大部分：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公众传播、 大众传播。 在我国， 传播学约等于大众传播学。 根据符号学理论， 符号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组成。 能指是符号的物质载体， 所指即是符号的意义。 地名， 正是一种被大众广泛地、 持续地、 高频率地运用的人类生活文化符号。 地名其能指， 自然是当时当地所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地点; 其所指则是体现了当时当地所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内容。
人们在开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 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不断为环境中的地理实体命名，地名是人们认识地理环境的成果和标志。 地名的形式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 是一定地域的语言、 文字标志， 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给予一定地理实体、 行政区域或居民点的名称。 地名传播必须尊重历史和文化， 不能无中生有、 肆意捏造、 欺骗旅游消费者; 地名传播也要遵守各项地名管理法规和条例， 传播规范地名形式和地名用字， 不随意更改地名。 创造良好传播环境， 多媒介、 全方位地提高地名文化的传播效果。
2.4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地名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及地名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地名与地理地貌、 宗教信仰等六个方面的关系是在词汇的选择方面，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则是考虑地名词的生动 、形象、 让人印象深刻， 利于传播等方面。 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 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
2.4.1 地名与地貌
地名的社会语言学、 传播学考察， 首先要研究的是地名与地理风貌。 一方面因为在远古时期大部分的地名命取都取决于地理风貌， 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看， 一个城市的大体格局也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 人们为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依据往往憑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如海南的五指山，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山有五峰， 极高大， 屹立如人指” ， “贺兰山盘踞数百里，上多青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 。 这类地名在我国相当普遍， 如七星岩、 日月潭、 峨眉山、 神女峰、 伏牛山等， 人们把山水的外部特征和自己熟悉的动物、 使用的物件、 天上的月亮星星， 甚至连自身的器官联系起来了， 都是为了达到形象化的目的。 地名通过广泛使用颜色词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 如红水河、 长白山。 地名中还有的是因声音而得名的， 如铜锣峡（江水声如铜锣的声音）、 鸣沙山（山间有飞沙响）、响堂山（山洞中因回音而鸣响）， 这些名称都能在听觉上给人以较为具体直接的听感。 宁夏的苦水沟、 甘肃的酒泉（泉味似酒）、 陕西的甘泉突出了水的味觉特征。 冷水江、 泉则通过对水温的描述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 2.4.2 地名与信仰
信仰分为实物信仰即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 重慶市巴县， 古时为巴国，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 有黑蛇， 青首， 食象。”可见巴国的名称也来源于对蛇的祟拜。 虎和狮一向被称作“兽中之王”。 但在汉民族的心目中， 老虎才是百兽之王。 人们在画虎时往往要在虎的额头上描画一个“王”的字样， 人们在为地方命名时也多用“虎”字， 如虎门（广东省珠江口）、 龙虎山（江西省贵溪县）、 虎牢关（河南荣阳）等。 宗教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 不论是其精神方面还是物质形式方面都对社会生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在地名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宗教信仰文化对地名的影响， 地名中活跃着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 如南京市的清凉山来自佛教的教义（佛教把断除各种烦恼而获得安适、 宁静的境界称为清凉）， 和尚源（陕）， 阿育王山（浙）是以佛教信徒或僧侣命名的。 道教产生于中国， 它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而长生不老， 得道成仙。 道教崇拜仙人在地名中也有反映， 如九仙山、 万仙山、 仙居山等。 成都的鹤鸣山、青城山为道教发祥地和道教圣地。 道教秉承老庄思想， 崇尚自然， 以自由逍遥为价值取向， 主张人的自由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对成都文化影响深远， 使成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4.3 地名与审美
如成都的九如村： 《《诗经·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 如冈如陵， 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 无不尔或承。” 诗中连用九个“如”字， 旋律优美， 后来就以“天保九如”表达福寿绵延之意。 成都人借用《天保》中的“九如”命名街道， 体现了古人好文尚雅的审美情趣。
汉民族常常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把原来俗陋不堪的地名改得比较文雅。 据明、 清有关史料记载， 北京一些胡同是以生理缺陷的人的特征、 牲畜的某个部位、 服饰、 器物等命名的人们利用谐音， 使原来地名获得了新义， 上述胡同分别发生了如下变化： 狗尾巴胡同—高义伯胡同， 小羊圈胡同—小杨家胡同， 大墙缝胡同—大翔凤胡同， 母猪胡同—墨竹胡同。
2.4.4 地名与重方位心理
东、 西、 南、 北、 中是确定四至的基本方位词。 中国这个名称本身的由来就带有方位的含义， 意为“中央之国”、 “天下之中”。 古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 因此自称中国， 而把周围其他地区叫做“四方”。 我国的省名、 市名、 县名中常常带有方位词， 如河南与河北分别因大部分省域位于黄河以南、 以北而得名， 山东、 山西因分居太行山东西而得名。
在市、 县名中， 用得最多、 最能体现方位文化的莫过于“阴”、 “阳”二字。 “山南属阳， 山北属阴; 水南属阴， 水北属阳” 用“阴”、 “阳”二字为地方命名。 在《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 其中第二个字用“阳”的有100多个， 而与之相对应的“阴”字不足10个，如淮阴、 江阴。 古人认为， “阳”字是个好字眼儿。 在大千世界里， “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 ，阳喻暖， 阴喻寒， 阳主明， 阴主暗， 人们喜暖避寒、 喜明厌暗的心理正是“阳”字较多地用于地名的一个原因。
2.4.5 地名与重宗族观念
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 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 诸如王庄、李家村、 王家屯、 郭家营、 安家堡、 张营、 齐家集等地名遍及全国各地。
地名和姓的关系非常密切， 许多地名来源于姓， 同时， 一些姓则来自于地名，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姓来自国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国名如齐、 鲁、赵、魏、郑等都成了今天常见的姓。
（2）姓来自邑名， 邑即采邑， 是帝王及其各诸侯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 如屈原的屈， 则是由于楚武王熊通之子瑕， 受封于屈邑， 子孙因以屈为姓。
（3）姓来自乡名。 齐宣王少子通封于陆乡（今山东平原县一带）， 后代因乡名而姓陆。
（4）姓来自山、 河名。 如济姓来自济水， 老姓来自劳山（今山东唠山）。
无论是以姓作为地名， 还是以地名作为姓， 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把姓看作宗族的标志， 想光宗耀祖， 与江山同在的心理。
2.4.6 地名反映人们求安定、吉祥、幸福的心理特征
历史上的中国， 战乱不断， 烽火连绵， 加上洪水、 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对人民的生命、 财产形成巨大的威胁。 于是， 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求天下太平、 安定的心态。 这种心态在地名中表露出来。
我国还有大量以祈祷河、 海安定为特色的地名。 如北京的永定河， 从前叫无定河， 常常泛滥成灾， 人民深受其害， 为使它安定下来， 康熙皇帝把无定河封为永定河。 又如， 河北有一条瀑河， 河水湍急， 对当地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人们希望河水能流得缓慢一些， 因此把“瀑河”改名为“徐水”。 类似这样的地名很多， 如宁波（浙）、镇海（浙）等。
吉祥、 幸福的生活是人们的追求， 并把这种愿望显露于语言符号上。 地名便承载了人们的这种期望。 人们在地名中广泛使用“吉”、 “寿”、 “康”、 “福”、 “禄”、 “昌”等字眼儿， 寄寓良好的心愿。 这类地名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 比如带“寿”字的地名有：寿宁县、 永寿镇、 长寿路、 万寿山等。
3. 结论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 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地名。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称， 它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地域特色。 本文以地名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语言学（语音和语词构成演变）、 传播学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地名在这两门学科中的重要研究价值; 分析了地名与地理风貌、 宗教文化、 社会心理、 民族文化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地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从地名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 [英]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J].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83
[2] 李如龙. 《汉语地名学论稿》[J].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3] 牛汝辰. 《中国地名文化》[J]. 北京华侨大学出版社， 1993
[4] 王国安. 《汉语词汇的文化透析》[J]. 汉语大辞典出版设， 2003
[5] 游汝杰.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J].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