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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希特勒德国的种族政策对德国人才的保有产生了毁灭性作用。但是，在德国人才流失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德国重建工作依旧非常迅速，很快恢复了元气，进而成为整个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这其中的奥妙不仅仅源自我们熟知的那些知识精英，更在于德国庞大的以市民工匠为代表的德国国民。
一个强大的联邦德国很快就屹立在曾经的废墟之上，这显然要归功于德国人民的勤劳与坚忍。因此一个国家的性格并不会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同样一个国家的性格也要依靠长久的教育制度去养成。
瓦砾女人与德国重建
许多人说战后德国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的，从德国经济史学家的大量描述来看，纳粹德国的穷兵黩武，尤其是战争结束之前盟军的大量空袭，确实给德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我们可以从德国经济史学家卡尔哈达赫教授对交通运输系统遭到破坏情况的描述，想象战争结束时的景象：
“铁路运输几乎完全瘫痪……大约有70%架设在水道上的铁路桥已经倒塌。……帝国总计至少有四分之一住宅被炸毁，而在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住宅被炸毁，成百万人在轰炸中失去他们所有的财产，只得在防空壕、难民营、碉堡以及地窖中生活。失去四分之三住宅的柏林市成为‘死亡的城市’。”
由于男丁数目大量减少，因此军事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允许让当地权威部门雇佣女性清理废墟。这就是所谓“Trummerfrauen”或是“瓦砾女人”（rubblewomen）的由来。在重建的某个阶段，大多数德国城市的废墟都要花上若干年才能清理完毕。但现实总是出入意料，到1949年为止，慕尼黑已经清理了80%的废墟。到1952年为止，斯图加特已经完成了88%。换言之，瓦砾女人们凭借着自己的一双手，用上她们可以找到的任何工具，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完成了德国重建的第一步。
德国诗人君特格拉斯曾在一首诗里赞美了“瓦砾女人”，其中一个诗节是这样写的： “柏林城市如此之大，飞尘扬起，后又归于平静，伟大的瓦砾女人将被永载史册。”可以说，她们为战后德国重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也受到广泛的尊敬，多个城市都为她们树立了纪念碑。
工匠与Bildung
“瓦砾女人”其实是一种象征，她们的存在意味着德国整体国民素质的高度和德国国家性格的刚毅。这些女人显然不是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但是她们作为一个整体拯救了德国，这其实才是一个国家的脊梁。
《泰晤士报》最早在1959年使用了德国经济奇迹一词，是指战后西德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这固然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政府的施政方向，但是西德本身所保留下来的相当可观的生产能力以及德国市民阶层中大量的工匠及其精神也是德国经济奇迹的决定性因素。
笔者仅以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所著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来为大家展示德国工匠的特点。它是瓦格纳唯一的喜剧作品，并以真实历史为舞台写作而成。从13世纪开始，德国的工匠除了要手艺了得，还必须兼备作诗和歌唱才能，这就成了“名歌手（Meistersinger）”。而且，名歌手们认为他们的歌曲，是在学会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等七种学科的基础下产生的，只有具备这种高度教养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各行各业的老大。这也就是笔者为何要用歌剧来解析德国工匠的原因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工匠与个人素养之间的密切联系。
《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剧情并不复杂，即在16世纪前后，纽伦堡出现了一个名叫汉斯萨克斯（ Hans Sachs）的名歌手。他创作了6000多首诗歌，题材从现实到神话都有，从而成为“富有艺术创造力的德意志精神的最后一位代表”。在这部歌剧中，他帮助一个年轻的乐手冲破社会规则的枷锁，娶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子。而在所有出场的人物中，十有八九都是前文提及的高素质工匠，包括金匠、锡匠、铜匠、鞋匠、肥皂商、面包商、袜商等等。
在高素质工匠的基础上，德国关于教养的标准很早就已经成为了国民标准，包含了一些传统被认为属于德国国民性的特征，如秩序、守时、清洁、节约、能干、勤奋、严肃、彻底、职责、忠诚和正直、保护和捍卫、热忱、单纯等。
在德语中，美德（ Tugend）和能干（ Tuchtigkeit）的词源相同，兼具伦理价值，包含对一个人出色才干的肯定，个人的表现也就同时具有了社会评判的意义和关联。德国的教养概念体系中有一个最为核心却也是难以翻译成其他语言，因此不具普世性的词：Bildung。它可能是德语中一个最难以捉摸，却最有德国文化特色，也能代表德国制度真实概念的单词。譬如，该词加上前缀Aus构成的Ausbildung，是泛称学历教育的意思。这是德语口语中的常用词，却可以包含中文语境下学历教育之外的自学和其他学习方式。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虽然早早就因家境原因脱离了学历教育而分流在职业教育轨道，但是18岁后他一边干着地盘工人和销售职员的工作，一边同时坚持上夜校，1966年22岁时他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并取得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的资格，十年后通过了第二次法律国家考试，开始了律师之后的政客生涯。施罗德如此漫长的学习过程，堪称Bildu ng理念的化身，也能代表典型德国人的成长历程。德国有许多在大学里一泡就是十几年的学生，而社会对大学生的宽容和优待也来源于此。
对德国人来说，在教养的意义上，Bildung是有着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它包含着个人应当努力去完善自我的目标。换言之，它不同于通常的教育，因为它是不可见的、严格个人化的，意味着一种异质性的教育，而非标准化的、可以客观标准衡量的教育。也与通常的父母和教师教育相反，这些家庭教育或者学校教育的工作多少都是可替代的，可以由他人取代。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
施罗德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得益于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德国的基础教育体系有三类中学，分别为5年制普通中学，称主体中学（Hauptschule），6年制普通中学，称实科中学（ Realschule），以及9年制完全中学，称文理中学（ Gymnasium）。文理中学以直接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为升学目标，实际上每年仅有约1/3的小学毕业生能进入文理中学，另外2/3的小学毕业生进入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他们的未来选择则大多为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全日制职业专科学校（ Berufsfachschule）和专科高中（ Fachoberschule），后者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进行深造。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文理中学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进入雙元制培训体系，然后再决定是否进入大学深造。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其双轨并行，互相促进职业教育的质量。企业承担起职业教育中的贴近实践部分，被培训者每周通常在企业中工作3-4个工作日，在工作中体验日后真实的职业生活。与此同时职业学校承担与职业有关的理论知识系统传授，学生每周学习约2个整天，学习内容与企业培训内容补充，同步进行。时间分配上被培训者大约70%在企业，30%在学校。
综上所述，德国的国民性和教育体系是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基础，以德国工匠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知识丰富、精于制造、诚实可靠，他们始终是德国能够迅速发展的中流砥柱，同时德国又通过特有的二元制职业教育来保持和强化了这种优势，这就是德国能够在废墟中重新崛起为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国民基础。
一个强大的联邦德国很快就屹立在曾经的废墟之上，这显然要归功于德国人民的勤劳与坚忍。因此一个国家的性格并不会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同样一个国家的性格也要依靠长久的教育制度去养成。
瓦砾女人与德国重建
许多人说战后德国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的，从德国经济史学家的大量描述来看，纳粹德国的穷兵黩武，尤其是战争结束之前盟军的大量空袭，确实给德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我们可以从德国经济史学家卡尔哈达赫教授对交通运输系统遭到破坏情况的描述，想象战争结束时的景象：
“铁路运输几乎完全瘫痪……大约有70%架设在水道上的铁路桥已经倒塌。……帝国总计至少有四分之一住宅被炸毁，而在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住宅被炸毁，成百万人在轰炸中失去他们所有的财产，只得在防空壕、难民营、碉堡以及地窖中生活。失去四分之三住宅的柏林市成为‘死亡的城市’。”
由于男丁数目大量减少，因此军事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允许让当地权威部门雇佣女性清理废墟。这就是所谓“Trummerfrauen”或是“瓦砾女人”（rubblewomen）的由来。在重建的某个阶段，大多数德国城市的废墟都要花上若干年才能清理完毕。但现实总是出入意料，到1949年为止，慕尼黑已经清理了80%的废墟。到1952年为止，斯图加特已经完成了88%。换言之，瓦砾女人们凭借着自己的一双手，用上她们可以找到的任何工具，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完成了德国重建的第一步。
德国诗人君特格拉斯曾在一首诗里赞美了“瓦砾女人”，其中一个诗节是这样写的： “柏林城市如此之大，飞尘扬起，后又归于平静，伟大的瓦砾女人将被永载史册。”可以说，她们为战后德国重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也受到广泛的尊敬，多个城市都为她们树立了纪念碑。
工匠与Bildung
“瓦砾女人”其实是一种象征，她们的存在意味着德国整体国民素质的高度和德国国家性格的刚毅。这些女人显然不是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但是她们作为一个整体拯救了德国，这其实才是一个国家的脊梁。
《泰晤士报》最早在1959年使用了德国经济奇迹一词，是指战后西德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这固然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政府的施政方向，但是西德本身所保留下来的相当可观的生产能力以及德国市民阶层中大量的工匠及其精神也是德国经济奇迹的决定性因素。
笔者仅以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所著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来为大家展示德国工匠的特点。它是瓦格纳唯一的喜剧作品，并以真实历史为舞台写作而成。从13世纪开始，德国的工匠除了要手艺了得，还必须兼备作诗和歌唱才能，这就成了“名歌手（Meistersinger）”。而且，名歌手们认为他们的歌曲，是在学会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等七种学科的基础下产生的，只有具备这种高度教养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各行各业的老大。这也就是笔者为何要用歌剧来解析德国工匠的原因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工匠与个人素养之间的密切联系。
《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剧情并不复杂，即在16世纪前后，纽伦堡出现了一个名叫汉斯萨克斯（ Hans Sachs）的名歌手。他创作了6000多首诗歌，题材从现实到神话都有，从而成为“富有艺术创造力的德意志精神的最后一位代表”。在这部歌剧中，他帮助一个年轻的乐手冲破社会规则的枷锁，娶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子。而在所有出场的人物中，十有八九都是前文提及的高素质工匠，包括金匠、锡匠、铜匠、鞋匠、肥皂商、面包商、袜商等等。
在高素质工匠的基础上，德国关于教养的标准很早就已经成为了国民标准，包含了一些传统被认为属于德国国民性的特征，如秩序、守时、清洁、节约、能干、勤奋、严肃、彻底、职责、忠诚和正直、保护和捍卫、热忱、单纯等。
在德语中，美德（ Tugend）和能干（ Tuchtigkeit）的词源相同，兼具伦理价值，包含对一个人出色才干的肯定，个人的表现也就同时具有了社会评判的意义和关联。德国的教养概念体系中有一个最为核心却也是难以翻译成其他语言，因此不具普世性的词：Bildung。它可能是德语中一个最难以捉摸，却最有德国文化特色，也能代表德国制度真实概念的单词。譬如，该词加上前缀Aus构成的Ausbildung，是泛称学历教育的意思。这是德语口语中的常用词，却可以包含中文语境下学历教育之外的自学和其他学习方式。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虽然早早就因家境原因脱离了学历教育而分流在职业教育轨道，但是18岁后他一边干着地盘工人和销售职员的工作，一边同时坚持上夜校，1966年22岁时他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并取得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的资格，十年后通过了第二次法律国家考试，开始了律师之后的政客生涯。施罗德如此漫长的学习过程，堪称Bildu ng理念的化身，也能代表典型德国人的成长历程。德国有许多在大学里一泡就是十几年的学生，而社会对大学生的宽容和优待也来源于此。
对德国人来说，在教养的意义上，Bildung是有着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它包含着个人应当努力去完善自我的目标。换言之，它不同于通常的教育，因为它是不可见的、严格个人化的，意味着一种异质性的教育，而非标准化的、可以客观标准衡量的教育。也与通常的父母和教师教育相反，这些家庭教育或者学校教育的工作多少都是可替代的，可以由他人取代。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
施罗德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得益于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德国的基础教育体系有三类中学，分别为5年制普通中学，称主体中学（Hauptschule），6年制普通中学，称实科中学（ Realschule），以及9年制完全中学，称文理中学（ Gymnasium）。文理中学以直接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为升学目标，实际上每年仅有约1/3的小学毕业生能进入文理中学，另外2/3的小学毕业生进入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他们的未来选择则大多为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全日制职业专科学校（ Berufsfachschule）和专科高中（ Fachoberschule），后者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进行深造。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文理中学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进入雙元制培训体系，然后再决定是否进入大学深造。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其双轨并行，互相促进职业教育的质量。企业承担起职业教育中的贴近实践部分，被培训者每周通常在企业中工作3-4个工作日，在工作中体验日后真实的职业生活。与此同时职业学校承担与职业有关的理论知识系统传授，学生每周学习约2个整天，学习内容与企业培训内容补充，同步进行。时间分配上被培训者大约70%在企业，30%在学校。
综上所述，德国的国民性和教育体系是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基础，以德国工匠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知识丰富、精于制造、诚实可靠，他们始终是德国能够迅速发展的中流砥柱，同时德国又通过特有的二元制职业教育来保持和强化了这种优势，这就是德国能够在废墟中重新崛起为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国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