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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国的方法”是王德威先生的提法，但是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要讲述中国的故事，仅仅有叙事层面的“想象”是不够的。对于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现实的考察，都是用文学表现中国所不必可少的储备，对于表现宏阔历史篇幅的长篇小说尤其如此。如何表达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不断更新的经验，与此同时公正地处理历史，不仅仅关乎作家个人的眼光与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的智慧与自觉。近年来文坛涌现了不少反思共和国历史的长篇小说，大多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持讽刺、否定的姿态，渐渐形成一种常规性的意识形态，很难说没有概念化和新的固化之嫌。这与198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主流思潮有关，在当代文学的谱系里，建构起与认同革命、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十七年文学截然不同的叙述范式，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和柳青的《创业史》正是分别处于两个文学阵营之中的作品，农村题材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今天看来，《创业史》仍然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之作，《生死疲劳》则大体未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兴起的新历史小说的脉络，两部作品乍看之下各自泾渭分明，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可比性，但若简单地以“左”/“右”论之，或以一句标签化的“政治图解”“宏大叙事”或“告别革命”“反历史”打发，难免挂一漏万。在对比的视野里重读《创业史》与《生死疲劳》，是因为两部作品涉及了一个共同的对象：农业合作化运动①，这个对象可以放入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进行总体性的思考。“过去”与“当下”两个观察视点互通有无，或许可以找到不乏价值的真正“对话”，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以及讨论中国农村的命运。
两部作品的前后创作间隔了近50年，比较二者历时性的差异，需放在一个共时性的框架中才能确立比较的合理性。因此本文拟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入口，以“主人公形象”“叙事矩阵”“父子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之争”等作为探讨对象，最后将思考回归到如何理解“历史”本身上来。理解与观照历史，并且保持对现实的切实关怀，是“讲述中国故事”不可缺失的文学品质，无论是十七年文学，还是新历史小说，都只是一种讲述故事的范式，而唯有“跳出”某一意识形态控制和概念化的束缚，才能够给予更加公正的对待历史、书写历史。
一、从“英雄”到“反英雄”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到1954年，《生死疲劳》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史，两个小说文本书写的历史篇幅不同，在19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段是重合的，因此本文将以此为讨论历史的聚焦点。“‘历史’与‘英雄’一直是两个被捆绑在一起的概念”②，在这样两部书写宏阔历史的长篇小说中，寻找“英雄”是一种不自觉的阅读期待，在合作化运动中浮出历史地表的两位“英雄”的形象落差值得关注，作为叙事元素的小说主人公也确实可以提供比较空间。
蛤蟆滩年轻的党员，互助组带头人梁生宝，是典型的十七年文学的正面人物。小说通过梁生宝建立互助小组、帮助贫农解决活跃借贷困难、买稻种、办新式育秧、率领小组成员进终南山、办灯塔社等一系列事件，塑造了一个目光远大，谦虚能干，吃苦耐劳的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最关键的是，梁生宝是共产党员，坚定地跟党走，有着明确的阶级斗争意识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政治上的先进性注定了梁生宝要成为蛤蟆滩合作化运动的“英雄”。《创业史》一面世即广受好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③。虽然在六十年代文坛关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优劣有过长时间的争论，也曾有批评家指出梁生宝的塑造太过于图解政治，缺少艺术上的饱满性与真实性④。但是无论怎么说，梁生宝作为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理想人物是确凿无疑的，“他（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不管带不带所谓的‘理念化’，都不可否认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成功形象”⑤。梁生宝与刘雨生（《山乡巨变》）、朱老忠（《红旗谱》）、卢嘉川、江华（《青春之歌》）等处于同一个英雄人物序列中，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意志、神圣品格、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积极配合政治意识形态号召，多少有些“概念化”的产物。
梁生宝的“英雄”形象是在与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树立的。有学者提出可以按照格雷马斯的叙事矩阵来剖析《创业史》的人物关系，而这一文本内部结构几乎完全参照了毛泽东1955年所做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对于贫下中农、中农和富农入社的战略性部署：
梁生宝，高增福，欢喜——公有化/正面人物
王佐民，杨副书记——帮手/正面人物
蛤蟆滩三大能人——反公有化/反面人物
梁三老汉——非公有化/中间人物⑥
梁生宝互助小组最终证明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成功地建立起灯塔社，将代表了广大贫农犹豫不决心理的梁三老汉拉入走公有化道路的阵营中。社会主义公有化借助“英雄”之力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性与必然性，也在《创业史》历史本质主义的阐释中获得了权威。
《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作为全中国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单干户，如果出现在《创业史》中肯定是反动阶级阵营里的一个“敌人”。如果同样以格雷马斯叙事矩阵分析《生死疲劳》中的人物关系，大概如下：
蓝脸——反公有化/正面人物
陈县长（后被打倒）——帮手/正面人物
洪泰岳，西门金龙——公有化/反面人物
蓝解放——非公有化/中间人物
蓝脸可谓蛤蟆滩三大能人的投胎转世，但是在莫言的笔下，曾经的“敌人”却变成了“英雄”。一个通常认识中的反面人物变成了正面人物，且被赋予了英雄的品质、行为与地位，因此不同于传统的英雄，笔者在这个意义上将蓝脸命名为“反英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反英雄”和西方文论上的“反英雄”（antihero）以及新时期以来文学中出现的“非英雄化”现象都不同。⑦蓝脸曾是地主西门闹家的长工，贫农的身份却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毛泽东期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反，他坚持单干到底，以“入社自由”原则为护身符，坚决与合作化道路斗争。与此同时，作为共产党员的村长洪泰岳和革命小将西门金龙在推行合作化时，却被描绘成了蛮横暴虐，强拉人入社的“左”倾问题严重的反面形象。“反英雄”蓝脸的英雄气概，在几次拒绝入社直至妻离子散，宁死不屈，一人独守着最后的土地这环环相扣的情节中展露无余，戏剧性的情节层面也有意突显蓝脸和他的土地的意义——合作化运动最终失败落幕，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官商勾结，将西门屯的土地开发成商业用地，许多人成了失地农民，只有蓝脸的一亩六分地屹立不倒，坚守着几千年农村土地的本色：种粮食、埋尸骨。而所有曾经迷失在历史浪潮中的人，西门闹和蓝脸的子孙后代，都在故事的最后明白了蓝脸和他的土地的珍贵价值。莫言有意与十七年文学“正史”式的话语系统唱反调，用荒诞、戏谑的叙事声音将《创业史》中旗帜高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处理为一出闹剧，将最后一个坚守土地私有制的农民蓝脸塑造成“反英雄”。从“英雄”到“反英雄”，莫言反其道而行之的“底气”来自于其“后来者”的时间差，“反英雄”的话语权是借助了更长的历史视野而获得的。但除此以外，选择梁生宝或选择蓝脸作为“英雄”，也与两人对土地所有制以及中国农村命运的不同认识有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参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区分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精神。阿波罗式的精神是古典的，认定宇宙的安排遵从一个完整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的创造，人只能接受和维持它；浮士德式的精神则属于现代社会，将冲突看作存在的基础，生命的意义来自于不断的对阻碍的克服，所谓前途，就是不断的创造与变。⑧借鉴这两种精神，来观照柳青与莫言对农村命运的理解也未尝不可。如果说“变”与“斗”是浮士德式的核心精神，那么“静”与“守”则是阿波罗式的价值皈依，梁生宝与蓝脸，显然一个是浮士德式的英雄，一个是阿波罗式的英雄，两个“英雄”是有各自的语境和对历史的认识的。
柳青所认识的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旧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场域，旧有的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格局不能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更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累积的巨大需求，因此必须走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生产力。但是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旧的方法格局有它的惰性，新方法不是现成的，需要有人发明和试验，才能被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时，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此时“文化英雄”应运而生，“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⑨1953年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启动，党中央的有明确的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的支持：“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及其生产的革命。”⑩在这样风云激荡的社会转型关头，新旧交替的农村需要“浮士德式”的变革精神，梁生宝正是挑起了“文化英雄”的大梁，领导的蛤蟆滩合作化道路，虽然此处难以回避柳青对主流政治话语的附庸之嫌，其过分乐观的理想化立场也掩盖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
反观《生死疲劳》，西门屯五十年的历史也是“变”与“斗”的历史，土地革命、互助合作、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体而微着共和国农村变迁的西门屯一样也没有错过。但是蓝脸和他一亩六分地自留地，实则与被讽刺手法过滤过的僵硬意识形态话语形成复调，张扬的是几千年中国乡土社会的主体意识，“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乡土中国最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种地谋生的乡下人，因此深知土地的可贵，将“土地”奉为数量上占最高地位的神明。正因为附着在土地上，流动性低，农民聚村而居，进行封闭隔膜的小农经营，由血缘关系和传统的社会习俗礼节维持乡土文明，因此中国的乡土社会格局大体属于“阿波罗式”的模式。蓝脸基本延续了农民在乡土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始终以土地为生命，在合作化的疯狂浪潮中，他与残废了的西门驴在自留地上耕种的情景悲壮不已，与西门牛在月光下孤独劳动的画面被莫言描写得神圣而庄严，而随着改革开放，建文化旅游村和现代享乐场所让农民失去了耕地，金钱与欲望在西门屯大行其道，也逐步赋予了蓝脸的土地类似“最后一块净土”的崇高性，传统意义上的“故土/故乡”的价值亦被莫言无限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采用的六道轮回的佛家想象、章回体的古典笔法，虽然流于表面化，但作为莫言的一种叙事策略，都暗合了莫言在重述土地故事时回归传统的立场。他基本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也无法认同邓小平时代的金钱资本逻辑，虽然他对中国农村的问题缺乏深刻的、有诚意的思考，但其写作的症候性是值得关注的。莫言倾尽笔墨渲染最后一块私有土地的荣耀，强调蓝脸是“全中国唯一坚持到底的单干户”，这位反现代历史—回归传统的“静”与“守”的“英雄”，提供了“正史”叙述之外另一种讲述农村故事的方法。
二、指认父亲：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裂隙”
《创业史》与《生死疲劳》对于合作化运动的认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与作者各自所处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合作化运动从根本上是将土地个人所有制转换成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小说的分歧由此而来，公/私土地所有制因此值得进一步讨论。梁生宝和蓝脸这一正一反两位“英雄”，其实还处在另一重相同的身份结构中，就是父子关系。比较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西门闹与蓝脸的父子关系，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异同，其中隐藏着各自对土地所有制的认同。因此本节拟从两对父子关系入手，尝试结合当代史探讨他们对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思考。
首先，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西门闹与蓝脸都不是亲生父子。贫苦的庄稼汉梁三中年丧妻，在饥荒年间“捡”来了渭北高原逃难出来的宝娃母子，宝娃从此随继父姓梁，长成了日后的梁生宝。蓝脸也是被捡回来的，地主西门闹救了快要冻死的蓝脸一命，收留他并认了干儿子，不同的是蓝脸并没有随西门闹姓，而是成了西门闹家的长工。两对父子都是继父子/养父子，这种非亲生的关系就割断了农村社会一以贯之的“血缘”纽带。梁三老汉一直怀抱着创家立业的理想，土改后分得了田地，本以为终于可以父子联手创立一番事业，但梁生宝让他的期望落空。梁生宝以一个地缘上的“外来者”身份，成为了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他选择的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与继父梁三老汉个人发家的“创业”理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父子矛盾贯穿《创业史》第一部的始终，成为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事实上，作为一个儿子，梁生宝一直对父亲非常尊重孝顺，但在私有/公有的原则性的问题上坚决地忤逆了父亲的意志；而蓝脸作为西门闹捡来的义子，不仅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继承西门闹的姓氏（相比于梁家父子“有名无实”，蓝脸连“名”都没有），只是做了西门闹家的长工。西门闹在解放前的土地革命中被枪杀。但就是这样一个在血缘、名分、身份上都与西门闹亲疏有别的“义子”，却始终保持了对“老掌柜的”的敬重，念念不忘，这一点，从蓝脸与西门闹转世的驴、马、狗的灵犀相通即可见。蓝脸继承了西门闹“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信条，至死捍卫自己的土地，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在所谓的“两条道路”的选择中，蓝脸和西门闹同在反社会主义的阵营里，他在私有土地上单干到底的选择，可以说是大体上对“父亲”意志的继承。 其次，不难看出，在小说中，梁生宝和蓝脸都是具有鲜明坚定的意志和极强行动力的人，再大的困难和挑战都没有动摇他们各自走公有化/私有化道路的决心。这样的意志力并非凭空产生，需要强大的信仰支撑，这就涉及到这两对父子关系中相似的第二点。同为非亲生的儿子，继父/养父的影响并不能满足梁生宝和蓝脸的信仰需求，这样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精神寻父”的行为。想要对两人纯粹而坚定的意志力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就要找到他们内心认同、皈依的对象。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可以说，在继父/养父之外，他们其实都找到了各自内心认定的“生父”。
梁生宝找到的“生父”是共产党。柳青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明确解释了自己的创作意旨：“《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作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个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12}。其实在小说的最开始，年轻的梁生宝也曾与梁三老汉一样想要走个人创业之路，但是随着共产党力量渗入农村，梁生宝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觉醒，开始一步步向社会主义理想靠拢，这个时候就是他指认“生父”的关键时刻。随着梁生宝无条件地接受、信赖共产党输入的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他也就逐步在实践中完成了疏离养父—指认“生父”—借助对“生父”的认同建立自身主体性的“成人仪式”。“忠实儿子”的形象，从他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有党领导，我慌啥了？”中得到最直观的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梁三老汉与愈来愈自行其事的梁生宝的冲突，是已去势的母亲权威对新兴父亲权威的最无力抵抗，在大多数冲突场合，与梁生宝的坚定、富于朝气相反，梁三老汉总显得怯懦（如第十七章里只能去独自哭坟）。最后，梁三老汉心悦诚服地支持儿子，表明作为父亲形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正式赢得合法权威地位”{13}。
梁生宝的“成人仪式”是由指认“生父”而完成的，与养父梁三老汉血缘关系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作为“外来者”的梁生宝一个向共产党“效忠”的结构性的空位之便。作者想要通过梁生宝的成长说明，作为解放后翻身做主的贫农，旧有的私人发家创业已经不符合历史潮流，而“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党的忠诚儿子”，就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战胜阶级敌人，成长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梁生宝对党的认同和对梁三老汉的疏离，就是向公有化的合法权威的认同与向私有化的不合法权威的疏离。土地公有制的合法性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
作为一部持有非常彻底的反历史、告别革命立场的作品，《生死疲劳》却对两种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区别于与梁生宝和养父出身相同而志向不同，蓝脸虽然是地主西门闹家的长工，与养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在小说中阶级意识已被模糊，“长工”与“地主”混溶在一起，蓝脸与西门闹转世投胎的牲畜亲密合作，他们共同信仰的“生父”是超越了阶级的“土地”本身。蓝脸的一亩六分地是他用生命捍卫而得以存留的，他是小说中对土地价值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一人，土地就是他的信仰本身——无疑，莫言不仅要把蓝脸塑造成“全中国最后一个单干户”，也要把他塑造成“全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脉和不可动摇的根基；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土地资源的稀缺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孕育了普遍的小农思想，而小农思想的核心就是珍视土地和“私”的精神。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乡村的基层结构——无论是生产，还是伦理道德——是一个“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再像水纹波浪一样层层外推的，因此，“私”精神驱动的私有制心理由来已久，而私有制最重要的收编对象就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正是因为准确地抓住了农民对“耕者有其田”的渴望，共产党成功地在革命年代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戴，并在建国后通过土地改革一举在农村真正扎稳了政权。其实蓝脸、梁三老汉、富裕中农郭世富、共产党员郭振山在拥有土地后试图走个人发家之路的思维古已有之：“绝大多数农民都深深地依附于自己的土地，传统的劳作习惯、宗教活动和社会价值观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土地改革的绝大多数受益者都期望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能给他们带来相对富裕的生活。”{14}显然，共产党只把土地改革当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手段，土地私有制是要被逐步消灭的，但是“长期以来对‘农民的个人主义’十分敏感的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土地改革强化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依附性”{15}，这样，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的意愿与农民的意愿之间就产生了“裂隙”。这个裂隙后来为共产党政权所不能容忍，一举加快了原来较为稳健的集体化进度，这才有了后来的人民公社的神话及其破灭。两部小说的对立正是在这“裂隙”之中孕育而出的，毛泽东“坚信大多数农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贫农和下中农——将会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余农民在看到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后，也会走上这条道路”{16}，这是《创业史》叙事逻辑，但是《生死疲劳》将曾经在十七年中被压抑、遮蔽的农民“私”精神的一面放大到极致，展现出农民中还有以土地而非共产党为“生父”，对土地抱有绝对信仰的一支，他们并不像毛泽东言之凿凿的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狂热的乌托邦追求和个人崇拜的神话中，其实也隐藏着一群始终头脑清醒，勤勉劳动，没有“忘本”的人。
在指认“生父”的过程里，莫言重述了合作化运动中当代农村与当代农民，要处理的是曾经被遮蔽了的历史褶皱中的遗迹。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在这里更像是一个被共产党建构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它的破产足以说明典型革命话语体系的虚伪和失败。而在《生死疲劳》中被倾注了“认祖归宗”式的情感认同的土地，就更见出了对“革命”的厌恶，以及对乡土社会的怀念。农民私有化的意愿，与千年乡土中国的生态、社会格局和思想习性密切相关，并非简单的阶级话语、“自发的资本主义腐朽势力”可以概括，而且也没有轻易被公有化浪潮吞没。它是漫长的革命岁月底下的暗流，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语境中重见天日，也在新的历史际遇中遭遇了新的土地私有和合作劳动的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要处理的话题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都与土地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的功能地位和权力格局被打破、重构，农民经历了与土地关系的几度起落。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得到普遍关注，农村凋敝、小农破产、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化的问题，无一不与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私有制和合作化的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从《创业史》到《生死疲劳》，两个不同的“生父”的话语更替，自公/私之间共产党与农民的意愿“裂隙”而起，可从中窥得共和国几十年来农村变迁的一角。两部小说采用了两种叙述范式，本文并不想要对两种范式作出价值判断，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与视野，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情感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向度。
三、历史的多重面孔
“创业”和“伸冤”分别是两部小说的叙事动力，梁生宝所追求的“创业”，创的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业”，与梁三老汉、“蛤蟆滩三大能人”代表的个人“创业”之间的矛盾形成文本结构内部的张力，推动故事发展，最终以前者对后者的胜利（暂时胜利）告结。这与柳青作为历史的“在场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一方面，“在场者”的诚恳与真切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历史目光的局限性。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取得的公认的显著成绩：“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历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运动开始时宣布的目标，即消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阶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预期中更多的暴力和恐怖手段。”{17}但作为小说叙事者之一的地主西门闹，是一个完全与普遍历史想象相抵牾的地主——西门闹一生勤劳，和农民一样坚持劳动，而且以德服人，乐善好施，不符合我们常描述的地主阶级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形象，也与毛泽东时代要打倒的残酷的封建剥削者相去甚远。西门闹投胎转世作驴、牛、猪、狗、猴直至大头婴儿蓝千岁，就因为他的灵魂在阴曹地府不断“伸冤”所致，他要申的“冤”，是一个无辜的人，仅仅因为被划分的“地主”身份而被杀之冤。莫言选择了完全与历史对立的叙述立场，讽刺历史与革命，基本承续了1980年代以来余英时否定“激进的革命”，李泽厚和刘再复“告别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就小说本身也有概念化的倾向，“缺乏对历史的同情与理解，也缺乏与中国民众的血肉联系”是小说为人诟病之处。{18}但是无论怎么说，“创业”与“伸冤”确实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结构和历史面孔。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创业史》中柳青的进化论的史观是将目光投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而莫言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他认为共和国五十年的建设是失败的，似乎更加认同过去/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准则。两部小说在许多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截然相反。在这样的对读中，柳青站在1960年代将目光投向“未来”，莫言站在新世纪却将目光回溯到“过去”——他们的目光在历史之维中相遇了，认同的时代对象却完成了一个“颠倒”，这个画面感很强且略显吊诡的情境，既能在我们理解农村土地所有制、农业合作化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过程中给予启发，也对如何理解“历史”本身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入口。
理解历史是我们如何“想象中国”的起点，如何公正地对待农业合作化运动史，进一步说，如何公正地对待共和国史，是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课题。“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还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无论是梁生宝这样的农民党员，还是地主西门闹，还是单干户蓝脸，都只是作者建构出来的艺术符号，不能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因此，说柳青的写作太过于“理念化”也好，说莫言缺乏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也罢，他们都是在使用文学超越了历史本身的艺术性，尝试揭示历史地表下潜藏的种种可能性——是被呈现出的历史本身的可能性，也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可能性。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始终具有“回顾”的性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的含义。一个现象的来生（afterlife）乃是其意义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却是“在场者”很难看透的意义。“如果历史是向前运动的，关于他的知识就是向后运动的，所以在写我们自己的不久的过去之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另一条路上遇到向我们走来的自己”{19}。其实讲述历史又何尝不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来者”的出现，讲述历史的话语权就要在“在场者”和“后来者”之间形成互补与对抗，“后来者”能够提供解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孰优孰劣并不完全以讲述时间的先后为标准。此时，理解历史的人，就更需要具有不被任何一方局限的独立与清醒。进一步说，在我们习惯了批评十七年文学是一种被“旧”的、“左”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文学时，或许也应该警惕落入新时期以来“新”的、“右”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局限之中。历史具有多重面孔，在回顾和展望之中常常更新自己观察历史的“眼镜”，也是重读《创业史》和《生死疲劳》带来的一种启示。
注释：
①农业合作化运动又称农村集体化运动。经过了建国初期三年的恢复，党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一化三改造”——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开始。与此同时，在农村，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农村合作化运动在1953年步入正轨。所谓的农村集体化，就是要逐步废除土地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过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党的计划，先后依次要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三个阶段。
②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③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④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⑤阎纲：《致函<创业史>及农村题材创作讨论会》，转引自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⑥此处参考王一川对《创业史》所做的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见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一）——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⑦“反英雄指的是现代小说或戏剧中其品行与严肃文学作品中传统的主角或英雄形象相去甚远的主要角色。与伟大、高尚、威严或英勇的英雄形象相反，反英雄体现的是卑鄙、下流、消沉、无能或奸诈的人物品行。”（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与词典》（第七版））而笔者此处使用的“反英雄”虽然也不同于传统英雄形象，但在作品中依然是正面人物，仍具有一般意义上英雄的气质与品行。而新时期文学以来的“非英雄化”倾向，更多的侧重于取消“英雄”的存在，恢复人物的平民化与日常性书写，也不同于本文中的“反英雄”。
⑧⑨{1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第72页、第6页。
⑩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
{12}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598页。
{13}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镜（一）——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14}{15}{16}{17}[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版），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第124页、第131页、第92页。
{18}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关于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上海文学》2006年第11期。
{19}[英]特里·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马新亚
今天看来，《创业史》仍然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之作，《生死疲劳》则大体未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兴起的新历史小说的脉络，两部作品乍看之下各自泾渭分明，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可比性，但若简单地以“左”/“右”论之，或以一句标签化的“政治图解”“宏大叙事”或“告别革命”“反历史”打发，难免挂一漏万。在对比的视野里重读《创业史》与《生死疲劳》，是因为两部作品涉及了一个共同的对象：农业合作化运动①，这个对象可以放入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进行总体性的思考。“过去”与“当下”两个观察视点互通有无，或许可以找到不乏价值的真正“对话”，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以及讨论中国农村的命运。
两部作品的前后创作间隔了近50年，比较二者历时性的差异，需放在一个共时性的框架中才能确立比较的合理性。因此本文拟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入口，以“主人公形象”“叙事矩阵”“父子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之争”等作为探讨对象，最后将思考回归到如何理解“历史”本身上来。理解与观照历史，并且保持对现实的切实关怀，是“讲述中国故事”不可缺失的文学品质，无论是十七年文学，还是新历史小说，都只是一种讲述故事的范式，而唯有“跳出”某一意识形态控制和概念化的束缚，才能够给予更加公正的对待历史、书写历史。
一、从“英雄”到“反英雄”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到1954年，《生死疲劳》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史，两个小说文本书写的历史篇幅不同，在19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段是重合的，因此本文将以此为讨论历史的聚焦点。“‘历史’与‘英雄’一直是两个被捆绑在一起的概念”②，在这样两部书写宏阔历史的长篇小说中，寻找“英雄”是一种不自觉的阅读期待，在合作化运动中浮出历史地表的两位“英雄”的形象落差值得关注，作为叙事元素的小说主人公也确实可以提供比较空间。
蛤蟆滩年轻的党员，互助组带头人梁生宝，是典型的十七年文学的正面人物。小说通过梁生宝建立互助小组、帮助贫农解决活跃借贷困难、买稻种、办新式育秧、率领小组成员进终南山、办灯塔社等一系列事件，塑造了一个目光远大，谦虚能干，吃苦耐劳的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最关键的是，梁生宝是共产党员，坚定地跟党走，有着明确的阶级斗争意识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政治上的先进性注定了梁生宝要成为蛤蟆滩合作化运动的“英雄”。《创业史》一面世即广受好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③。虽然在六十年代文坛关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优劣有过长时间的争论，也曾有批评家指出梁生宝的塑造太过于图解政治，缺少艺术上的饱满性与真实性④。但是无论怎么说，梁生宝作为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理想人物是确凿无疑的，“他（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不管带不带所谓的‘理念化’，都不可否认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成功形象”⑤。梁生宝与刘雨生（《山乡巨变》）、朱老忠（《红旗谱》）、卢嘉川、江华（《青春之歌》）等处于同一个英雄人物序列中，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意志、神圣品格、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积极配合政治意识形态号召，多少有些“概念化”的产物。
梁生宝的“英雄”形象是在与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树立的。有学者提出可以按照格雷马斯的叙事矩阵来剖析《创业史》的人物关系，而这一文本内部结构几乎完全参照了毛泽东1955年所做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对于贫下中农、中农和富农入社的战略性部署：
梁生宝，高增福，欢喜——公有化/正面人物
王佐民，杨副书记——帮手/正面人物
蛤蟆滩三大能人——反公有化/反面人物
梁三老汉——非公有化/中间人物⑥
梁生宝互助小组最终证明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成功地建立起灯塔社，将代表了广大贫农犹豫不决心理的梁三老汉拉入走公有化道路的阵营中。社会主义公有化借助“英雄”之力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性与必然性，也在《创业史》历史本质主义的阐释中获得了权威。
《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作为全中国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单干户，如果出现在《创业史》中肯定是反动阶级阵营里的一个“敌人”。如果同样以格雷马斯叙事矩阵分析《生死疲劳》中的人物关系，大概如下：
蓝脸——反公有化/正面人物
陈县长（后被打倒）——帮手/正面人物
洪泰岳，西门金龙——公有化/反面人物
蓝解放——非公有化/中间人物
蓝脸可谓蛤蟆滩三大能人的投胎转世，但是在莫言的笔下，曾经的“敌人”却变成了“英雄”。一个通常认识中的反面人物变成了正面人物，且被赋予了英雄的品质、行为与地位，因此不同于传统的英雄，笔者在这个意义上将蓝脸命名为“反英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反英雄”和西方文论上的“反英雄”（antihero）以及新时期以来文学中出现的“非英雄化”现象都不同。⑦蓝脸曾是地主西门闹家的长工，贫农的身份却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毛泽东期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反，他坚持单干到底，以“入社自由”原则为护身符，坚决与合作化道路斗争。与此同时，作为共产党员的村长洪泰岳和革命小将西门金龙在推行合作化时，却被描绘成了蛮横暴虐，强拉人入社的“左”倾问题严重的反面形象。“反英雄”蓝脸的英雄气概，在几次拒绝入社直至妻离子散，宁死不屈，一人独守着最后的土地这环环相扣的情节中展露无余，戏剧性的情节层面也有意突显蓝脸和他的土地的意义——合作化运动最终失败落幕，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官商勾结，将西门屯的土地开发成商业用地，许多人成了失地农民，只有蓝脸的一亩六分地屹立不倒，坚守着几千年农村土地的本色：种粮食、埋尸骨。而所有曾经迷失在历史浪潮中的人，西门闹和蓝脸的子孙后代，都在故事的最后明白了蓝脸和他的土地的珍贵价值。莫言有意与十七年文学“正史”式的话语系统唱反调，用荒诞、戏谑的叙事声音将《创业史》中旗帜高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处理为一出闹剧，将最后一个坚守土地私有制的农民蓝脸塑造成“反英雄”。从“英雄”到“反英雄”，莫言反其道而行之的“底气”来自于其“后来者”的时间差，“反英雄”的话语权是借助了更长的历史视野而获得的。但除此以外，选择梁生宝或选择蓝脸作为“英雄”，也与两人对土地所有制以及中国农村命运的不同认识有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参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区分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精神。阿波罗式的精神是古典的，认定宇宙的安排遵从一个完整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的创造，人只能接受和维持它；浮士德式的精神则属于现代社会，将冲突看作存在的基础，生命的意义来自于不断的对阻碍的克服，所谓前途，就是不断的创造与变。⑧借鉴这两种精神，来观照柳青与莫言对农村命运的理解也未尝不可。如果说“变”与“斗”是浮士德式的核心精神，那么“静”与“守”则是阿波罗式的价值皈依，梁生宝与蓝脸，显然一个是浮士德式的英雄，一个是阿波罗式的英雄，两个“英雄”是有各自的语境和对历史的认识的。
柳青所认识的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旧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场域，旧有的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格局不能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更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累积的巨大需求，因此必须走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生产力。但是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旧的方法格局有它的惰性，新方法不是现成的，需要有人发明和试验，才能被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时，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此时“文化英雄”应运而生，“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⑨1953年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启动，党中央的有明确的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的支持：“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及其生产的革命。”⑩在这样风云激荡的社会转型关头，新旧交替的农村需要“浮士德式”的变革精神，梁生宝正是挑起了“文化英雄”的大梁，领导的蛤蟆滩合作化道路，虽然此处难以回避柳青对主流政治话语的附庸之嫌，其过分乐观的理想化立场也掩盖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
反观《生死疲劳》，西门屯五十年的历史也是“变”与“斗”的历史，土地革命、互助合作、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体而微着共和国农村变迁的西门屯一样也没有错过。但是蓝脸和他一亩六分地自留地，实则与被讽刺手法过滤过的僵硬意识形态话语形成复调，张扬的是几千年中国乡土社会的主体意识，“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乡土中国最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种地谋生的乡下人，因此深知土地的可贵，将“土地”奉为数量上占最高地位的神明。正因为附着在土地上，流动性低，农民聚村而居，进行封闭隔膜的小农经营，由血缘关系和传统的社会习俗礼节维持乡土文明，因此中国的乡土社会格局大体属于“阿波罗式”的模式。蓝脸基本延续了农民在乡土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始终以土地为生命，在合作化的疯狂浪潮中，他与残废了的西门驴在自留地上耕种的情景悲壮不已，与西门牛在月光下孤独劳动的画面被莫言描写得神圣而庄严，而随着改革开放，建文化旅游村和现代享乐场所让农民失去了耕地，金钱与欲望在西门屯大行其道，也逐步赋予了蓝脸的土地类似“最后一块净土”的崇高性，传统意义上的“故土/故乡”的价值亦被莫言无限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采用的六道轮回的佛家想象、章回体的古典笔法，虽然流于表面化，但作为莫言的一种叙事策略，都暗合了莫言在重述土地故事时回归传统的立场。他基本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也无法认同邓小平时代的金钱资本逻辑，虽然他对中国农村的问题缺乏深刻的、有诚意的思考，但其写作的症候性是值得关注的。莫言倾尽笔墨渲染最后一块私有土地的荣耀，强调蓝脸是“全中国唯一坚持到底的单干户”，这位反现代历史—回归传统的“静”与“守”的“英雄”，提供了“正史”叙述之外另一种讲述农村故事的方法。
二、指认父亲：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裂隙”
《创业史》与《生死疲劳》对于合作化运动的认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与作者各自所处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合作化运动从根本上是将土地个人所有制转换成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小说的分歧由此而来，公/私土地所有制因此值得进一步讨论。梁生宝和蓝脸这一正一反两位“英雄”，其实还处在另一重相同的身份结构中，就是父子关系。比较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西门闹与蓝脸的父子关系，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异同，其中隐藏着各自对土地所有制的认同。因此本节拟从两对父子关系入手，尝试结合当代史探讨他们对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思考。
首先，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西门闹与蓝脸都不是亲生父子。贫苦的庄稼汉梁三中年丧妻，在饥荒年间“捡”来了渭北高原逃难出来的宝娃母子，宝娃从此随继父姓梁，长成了日后的梁生宝。蓝脸也是被捡回来的，地主西门闹救了快要冻死的蓝脸一命，收留他并认了干儿子，不同的是蓝脸并没有随西门闹姓，而是成了西门闹家的长工。两对父子都是继父子/养父子，这种非亲生的关系就割断了农村社会一以贯之的“血缘”纽带。梁三老汉一直怀抱着创家立业的理想，土改后分得了田地，本以为终于可以父子联手创立一番事业，但梁生宝让他的期望落空。梁生宝以一个地缘上的“外来者”身份，成为了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他选择的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与继父梁三老汉个人发家的“创业”理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父子矛盾贯穿《创业史》第一部的始终，成为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事实上，作为一个儿子，梁生宝一直对父亲非常尊重孝顺，但在私有/公有的原则性的问题上坚决地忤逆了父亲的意志；而蓝脸作为西门闹捡来的义子，不仅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继承西门闹的姓氏（相比于梁家父子“有名无实”，蓝脸连“名”都没有），只是做了西门闹家的长工。西门闹在解放前的土地革命中被枪杀。但就是这样一个在血缘、名分、身份上都与西门闹亲疏有别的“义子”，却始终保持了对“老掌柜的”的敬重，念念不忘，这一点，从蓝脸与西门闹转世的驴、马、狗的灵犀相通即可见。蓝脸继承了西门闹“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信条，至死捍卫自己的土地，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在所谓的“两条道路”的选择中，蓝脸和西门闹同在反社会主义的阵营里，他在私有土地上单干到底的选择，可以说是大体上对“父亲”意志的继承。 其次，不难看出，在小说中，梁生宝和蓝脸都是具有鲜明坚定的意志和极强行动力的人，再大的困难和挑战都没有动摇他们各自走公有化/私有化道路的决心。这样的意志力并非凭空产生，需要强大的信仰支撑，这就涉及到这两对父子关系中相似的第二点。同为非亲生的儿子，继父/养父的影响并不能满足梁生宝和蓝脸的信仰需求，这样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精神寻父”的行为。想要对两人纯粹而坚定的意志力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就要找到他们内心认同、皈依的对象。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可以说，在继父/养父之外，他们其实都找到了各自内心认定的“生父”。
梁生宝找到的“生父”是共产党。柳青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明确解释了自己的创作意旨：“《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作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个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12}。其实在小说的最开始，年轻的梁生宝也曾与梁三老汉一样想要走个人创业之路，但是随着共产党力量渗入农村，梁生宝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觉醒，开始一步步向社会主义理想靠拢，这个时候就是他指认“生父”的关键时刻。随着梁生宝无条件地接受、信赖共产党输入的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他也就逐步在实践中完成了疏离养父—指认“生父”—借助对“生父”的认同建立自身主体性的“成人仪式”。“忠实儿子”的形象，从他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有党领导，我慌啥了？”中得到最直观的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梁三老汉与愈来愈自行其事的梁生宝的冲突，是已去势的母亲权威对新兴父亲权威的最无力抵抗，在大多数冲突场合，与梁生宝的坚定、富于朝气相反，梁三老汉总显得怯懦（如第十七章里只能去独自哭坟）。最后，梁三老汉心悦诚服地支持儿子，表明作为父亲形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正式赢得合法权威地位”{13}。
梁生宝的“成人仪式”是由指认“生父”而完成的，与养父梁三老汉血缘关系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作为“外来者”的梁生宝一个向共产党“效忠”的结构性的空位之便。作者想要通过梁生宝的成长说明，作为解放后翻身做主的贫农，旧有的私人发家创业已经不符合历史潮流，而“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党的忠诚儿子”，就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战胜阶级敌人，成长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梁生宝对党的认同和对梁三老汉的疏离，就是向公有化的合法权威的认同与向私有化的不合法权威的疏离。土地公有制的合法性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
作为一部持有非常彻底的反历史、告别革命立场的作品，《生死疲劳》却对两种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区别于与梁生宝和养父出身相同而志向不同，蓝脸虽然是地主西门闹家的长工，与养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在小说中阶级意识已被模糊，“长工”与“地主”混溶在一起，蓝脸与西门闹转世投胎的牲畜亲密合作，他们共同信仰的“生父”是超越了阶级的“土地”本身。蓝脸的一亩六分地是他用生命捍卫而得以存留的，他是小说中对土地价值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一人，土地就是他的信仰本身——无疑，莫言不仅要把蓝脸塑造成“全中国最后一个单干户”，也要把他塑造成“全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脉和不可动摇的根基；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土地资源的稀缺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孕育了普遍的小农思想，而小农思想的核心就是珍视土地和“私”的精神。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乡村的基层结构——无论是生产，还是伦理道德——是一个“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再像水纹波浪一样层层外推的，因此，“私”精神驱动的私有制心理由来已久，而私有制最重要的收编对象就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正是因为准确地抓住了农民对“耕者有其田”的渴望，共产党成功地在革命年代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戴，并在建国后通过土地改革一举在农村真正扎稳了政权。其实蓝脸、梁三老汉、富裕中农郭世富、共产党员郭振山在拥有土地后试图走个人发家之路的思维古已有之：“绝大多数农民都深深地依附于自己的土地，传统的劳作习惯、宗教活动和社会价值观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土地改革的绝大多数受益者都期望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能给他们带来相对富裕的生活。”{14}显然，共产党只把土地改革当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手段，土地私有制是要被逐步消灭的，但是“长期以来对‘农民的个人主义’十分敏感的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土地改革强化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依附性”{15}，这样，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的意愿与农民的意愿之间就产生了“裂隙”。这个裂隙后来为共产党政权所不能容忍，一举加快了原来较为稳健的集体化进度，这才有了后来的人民公社的神话及其破灭。两部小说的对立正是在这“裂隙”之中孕育而出的，毛泽东“坚信大多数农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贫农和下中农——将会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余农民在看到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后，也会走上这条道路”{16}，这是《创业史》叙事逻辑，但是《生死疲劳》将曾经在十七年中被压抑、遮蔽的农民“私”精神的一面放大到极致，展现出农民中还有以土地而非共产党为“生父”，对土地抱有绝对信仰的一支，他们并不像毛泽东言之凿凿的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狂热的乌托邦追求和个人崇拜的神话中，其实也隐藏着一群始终头脑清醒，勤勉劳动，没有“忘本”的人。
在指认“生父”的过程里，莫言重述了合作化运动中当代农村与当代农民，要处理的是曾经被遮蔽了的历史褶皱中的遗迹。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在这里更像是一个被共产党建构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它的破产足以说明典型革命话语体系的虚伪和失败。而在《生死疲劳》中被倾注了“认祖归宗”式的情感认同的土地，就更见出了对“革命”的厌恶，以及对乡土社会的怀念。农民私有化的意愿，与千年乡土中国的生态、社会格局和思想习性密切相关，并非简单的阶级话语、“自发的资本主义腐朽势力”可以概括，而且也没有轻易被公有化浪潮吞没。它是漫长的革命岁月底下的暗流，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语境中重见天日，也在新的历史际遇中遭遇了新的土地私有和合作劳动的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要处理的话题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都与土地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的功能地位和权力格局被打破、重构，农民经历了与土地关系的几度起落。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得到普遍关注，农村凋敝、小农破产、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化的问题，无一不与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私有制和合作化的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从《创业史》到《生死疲劳》，两个不同的“生父”的话语更替，自公/私之间共产党与农民的意愿“裂隙”而起，可从中窥得共和国几十年来农村变迁的一角。两部小说采用了两种叙述范式，本文并不想要对两种范式作出价值判断，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与视野，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情感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向度。
三、历史的多重面孔
“创业”和“伸冤”分别是两部小说的叙事动力，梁生宝所追求的“创业”，创的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业”，与梁三老汉、“蛤蟆滩三大能人”代表的个人“创业”之间的矛盾形成文本结构内部的张力，推动故事发展，最终以前者对后者的胜利（暂时胜利）告结。这与柳青作为历史的“在场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一方面，“在场者”的诚恳与真切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历史目光的局限性。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取得的公认的显著成绩：“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历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运动开始时宣布的目标，即消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阶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预期中更多的暴力和恐怖手段。”{17}但作为小说叙事者之一的地主西门闹，是一个完全与普遍历史想象相抵牾的地主——西门闹一生勤劳，和农民一样坚持劳动，而且以德服人，乐善好施，不符合我们常描述的地主阶级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形象，也与毛泽东时代要打倒的残酷的封建剥削者相去甚远。西门闹投胎转世作驴、牛、猪、狗、猴直至大头婴儿蓝千岁，就因为他的灵魂在阴曹地府不断“伸冤”所致，他要申的“冤”，是一个无辜的人，仅仅因为被划分的“地主”身份而被杀之冤。莫言选择了完全与历史对立的叙述立场，讽刺历史与革命，基本承续了1980年代以来余英时否定“激进的革命”，李泽厚和刘再复“告别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就小说本身也有概念化的倾向，“缺乏对历史的同情与理解，也缺乏与中国民众的血肉联系”是小说为人诟病之处。{18}但是无论怎么说，“创业”与“伸冤”确实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结构和历史面孔。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创业史》中柳青的进化论的史观是将目光投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而莫言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他认为共和国五十年的建设是失败的，似乎更加认同过去/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准则。两部小说在许多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截然相反。在这样的对读中，柳青站在1960年代将目光投向“未来”，莫言站在新世纪却将目光回溯到“过去”——他们的目光在历史之维中相遇了，认同的时代对象却完成了一个“颠倒”，这个画面感很强且略显吊诡的情境，既能在我们理解农村土地所有制、农业合作化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过程中给予启发，也对如何理解“历史”本身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入口。
理解历史是我们如何“想象中国”的起点，如何公正地对待农业合作化运动史，进一步说，如何公正地对待共和国史，是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课题。“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还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无论是梁生宝这样的农民党员，还是地主西门闹，还是单干户蓝脸，都只是作者建构出来的艺术符号，不能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因此，说柳青的写作太过于“理念化”也好，说莫言缺乏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也罢，他们都是在使用文学超越了历史本身的艺术性，尝试揭示历史地表下潜藏的种种可能性——是被呈现出的历史本身的可能性，也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可能性。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始终具有“回顾”的性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的含义。一个现象的来生（afterlife）乃是其意义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却是“在场者”很难看透的意义。“如果历史是向前运动的，关于他的知识就是向后运动的，所以在写我们自己的不久的过去之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另一条路上遇到向我们走来的自己”{19}。其实讲述历史又何尝不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来者”的出现，讲述历史的话语权就要在“在场者”和“后来者”之间形成互补与对抗，“后来者”能够提供解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孰优孰劣并不完全以讲述时间的先后为标准。此时，理解历史的人，就更需要具有不被任何一方局限的独立与清醒。进一步说，在我们习惯了批评十七年文学是一种被“旧”的、“左”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文学时，或许也应该警惕落入新时期以来“新”的、“右”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局限之中。历史具有多重面孔，在回顾和展望之中常常更新自己观察历史的“眼镜”，也是重读《创业史》和《生死疲劳》带来的一种启示。
注释：
①农业合作化运动又称农村集体化运动。经过了建国初期三年的恢复，党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一化三改造”——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开始。与此同时，在农村，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农村合作化运动在1953年步入正轨。所谓的农村集体化，就是要逐步废除土地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过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党的计划，先后依次要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三个阶段。
②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③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④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⑤阎纲：《致函<创业史>及农村题材创作讨论会》，转引自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⑥此处参考王一川对《创业史》所做的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见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一）——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⑦“反英雄指的是现代小说或戏剧中其品行与严肃文学作品中传统的主角或英雄形象相去甚远的主要角色。与伟大、高尚、威严或英勇的英雄形象相反，反英雄体现的是卑鄙、下流、消沉、无能或奸诈的人物品行。”（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与词典》（第七版））而笔者此处使用的“反英雄”虽然也不同于传统英雄形象，但在作品中依然是正面人物，仍具有一般意义上英雄的气质与品行。而新时期文学以来的“非英雄化”倾向，更多的侧重于取消“英雄”的存在，恢复人物的平民化与日常性书写，也不同于本文中的“反英雄”。
⑧⑨{1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第72页、第6页。
⑩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
{12}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598页。
{13}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镜（一）——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14}{15}{16}{17}[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版），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第124页、第131页、第92页。
{18}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关于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上海文学》2006年第11期。
{19}[英]特里·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