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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能无诗，童年更不能无诗。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注意对孩子专门的选读和辅导，差一点的也会教一些俚语儿歌。这是一种审美启蒙，情感培养和音乐训练。
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开始背古诗，中学开始读词。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最早的读本是《千家诗》，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唐诗100首》《宋诗100首》及《唐诗选》《唐诗三百首》，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学时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价格却十分低廉，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几角钱一本；中华书局的《中华活叶文选》，几分钱一张。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单页，文化含金量却很高，润物无声，一点一滴给青少年“滴灌”着传统文化，培养着文化基因。这是我到了后来才回头感知到的。说到阅读，我是吃着普及读物的奶水长大的。
和一般小孩子一样，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觉得很兴奋，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并不懂这是浪漫，只觉得美。后来读到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又觉得这个好，是在歌唱中讲故事，也不懂这是叙述的美，现实主义风格。总之是在朦胧中接受美的训练，就像现在幼儿学钢琴，学跳舞。后来读元曲，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不说人，不说事，只说景，推出9个镜头，就制造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就是王国维讲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要想后来能够领悟，就要预先播下一些种子，这就是小时候的阅读。一说古诗词，人们可能就想到深奥难懂。其实古人的好作品恰恰是最通俗易懂的。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明白如话，但又不只是“白话”，这里面又有音乐、有图画。因为诗的功能是审美，并不是难为人，好诗人是在美感上争风流的。倒是今人学诗、作赋，食古不化，以僻为荣，不美反涩。
古诗词的阅读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二是意境的美；三是音韵的美。后两个都是审美训练。这是每个人的写作都要用到的。我们常说，文章美得像诗一样，就是指文章的意境和韵味。在所有文字写作中，只有诗词，特别是古典诗词是专门来表现意境和韵律的美感的。为什么强调背诗词，就是让这种美感一遍又一遍地濡染自己的心灵，浸透到血液里，到后来提笔写作时就会自然地涌流出来。现在一般人家节衣缩食给孩子买钢琴，倒不如备一本精选的古诗词。因为成人后，一万个孩子也不一定出一个钢琴家，倒是有一千个要写文案，一百个会当作家，而且在成人前每个人都得先当学生，人人都要写作文。
诗歌阅读对我后来写散文帮助很大。当碰到某个感觉、某种心情无法用具像的手法和散体的句式来准确表达时，就要向诗借他山之石，以造成一种意境、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所谓模糊比准确更准确，绘画比摄影更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时我发表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是顺着毛泽东自己曾五次提出要骑马走江河的思路，假设他在“文革”前的1965年到全国去考察（当时中央已列入计划），沿途对一些人事的重新认识。是对毛泽东后期错误的反思，是对“文革”教训的沉痛思考和历史的复盘。通篇表现一种反思、悔恨、无奈的惋惜之情。有许多地方一言难尽，只有借诗意笔法。
设想毛泽东在三线与被贬到这里的彭德怀见面：“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却相会在金沙江畔，在这个30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何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这里借了有苏东坡词《江城子》与杜甫诗《春望》的意境。而写毛再登庐山想起1959庐山会议批彭的失误，写道“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安得依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在诗意的写景后又代主人拟了一首诗。毛本来就是诗人，其胸怀非诗难以表达。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邓小平“文革”中被贬到江西强制劳动。“他每天循环往复地走在这条远离京城的小路上，来时二十分钟，去时还是二十分钟，秋风乍起，衰草连天，田园将芜。”这里借秋景来营造一个意境，抒写他忧郁的心情。都是古诗里的句子。
回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百年明镜季羡老》中有这样一段：“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他有一文专记此事。于是，北大这处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时间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花胜花枯，前后不同的诗意。
有时文章到了结尾处情绪激昂无以言表，只好用诗了，如《梁思成落户大同》一文的结尾：“我手抚这似古而新的城墙垛口，远眺古城内外，在心中哦吟着这样的句子：大同之城，世界大同。哲人之爱，无复西东。古城巍巍，朔风阵阵。先生安矣！在天之魂。”这种效果有如“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非诗不能表达。
我在中学时开始读新诗，断断续续订阅《诗刊》直到工作后多少年。新诗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审美，而是激情，虽然我后来几乎不寫诗，但这种激情一直贯穿到我的散文写作、新闻采写和其他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的诗人偶像是贺敬之、郭小川。他们的诗我都抄过、背过。《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响彻在各种场合。他们的诗挟裹着时代的风雷有万钧之力，是那个时代的进行曲，能让人血液沸腾。它的主要作用不是艺术，而是号角。如郭小川的诗句“我要号召你们，凭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毛泽东说：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我都看了，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他竟敢说‘我号召！’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写过‘我号召！’”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现在做不到了。现在思想多元化，诗歌当不了号角，不能再起动员作用，它又回归到审美，但是小众的孱弱的美。那时还出版过一本《朗诵诗选》，精选名家诗作，还有《革命烈士诗抄》都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还保存有几本当年抄诗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抄自书报刊的无名好诗。1968年12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先要在农村劳动一年。村里没有什么书可读，塞外的数九寒冬四个大学生挤在一盘火炕上念诗，互相回忆过去读过的好诗。从北京带去的《朗诵诗选》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冬之夜。现在想来是有点幼稚，但却留住了一点激情的火苗，受用一生。我见到好诗就抄就背，这种爱好持续到40岁左右。后来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见到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我说我背过你的《日出》《黄山松》，“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一次全国作协开会我与诗人严阵坐在一起，我说，我现在还保存有你的诗集《竹矛》。他们没想到在二三十年前还有我这样一个“粉丝”，大家都很激动，谈起那个诗的时代“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都快要退休了，带着采访组到贵州采访。路上，贵州山水如诗如画，我想起了贵州老诗人廖弓弦的一首诗，背出了第一段：“雨不大细如麻，断断续续随风刮。东飘，西洒，才见住了，又说还下，莽莽苍苍，山寨一幅淡墨画。”同行的年轻人都很惊奇，他们不知道当地还有这样一个诗人，可惜诗人已经过世。这是我高二时在中学简陋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在《人民文学》的封底上，印象很深。少年时的记忆真是宝贵。那时阅览室里杂志不多，怕人拿走，每个刊物都用一根粗白线拴在桌子上。我不但背诗，也写诗，20多岁时在河套平原劳动，一年后又当记者，夏收季节800里河套金黄的麦浪一直涌到天边，十分壮观。就不自量力写了一首几百行的长诗《麦浪滚滚》，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当然也没有刊物可发。我第一次得到的稿费不是因为散文，而是诗歌。1975年我调回山西，到大寨下乡，写了一首诗，发在《北京文学》上，稿费14元。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46元，稿费单插在省委传达室的窗户上，让很多人眼红，我也自豪了一阵子。1988年我将自己多年读、背、抄的诗选了56首，按内容和体例分为写人、写景、抒情、词曲体、古风体、短句体、长句体等11类，加了40条点评，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新诗56首点评》。 但我终究没有成为诗人。 新诗阅读对我写作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是激情，二是炼字。
旧诗给人意境，新詩直接点燃人的是激情。在各种文体中，诗歌的分工主要是抒情。散文抒情不如诗歌，叙事不如小说，说理不如论文，但他的长处是综合。如果能将每种文体之长都拿来嫁接在散文中，这就出新了。我后来总结“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这个“情”字就要靠读诗来培养。诗陶冶人性，让人变得热情，可以改变你的性格，你的人生态度。我后来当记者，直至退休多年，每见一新事，就想动笔，甚至一人看电视看到好的节目，听到一首好曲子都会流泪，与读诗有关。 当你胸中鼓荡、翻腾，如风如火，如潮如浪，想喊想叫时，这就是诗的感觉，但是不去写诗，移来为文，就是好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文第一要激动》谈的就是这个体会。青年时期关于诗的训练并不吃亏，都无形地融入了文章中。1984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夏感》，选入中学课本，使用至今。全文只有666个字，歌颂生命，抒发一种激昂向上、拼搏奋斗的情绪。其实这就是十年前那首数百行长诗的转世。那首诗我现在连一个完整句也想不出来了，但那种情绪总在心中鼓荡。诗歌所给予的感情上的律动在我后来的散文中都能找见。阅读诗，但写出来的是散文，正如鲁迅说的，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
读诗对写作的另一帮助是炼字、炼句。诗要押韵，就逼得你选字，本来中国字很多，但这时只许你使用一小部分。如果碰上窄韵字更是走钢丝，冒风险。李清照所谓的“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写文章，就像会走钢丝的人走平地，可以从容应对了。下笔时经常一处换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字，这就是诗的推敲功夫。从字义、字音、字数上推敲。比如，我在《秋风桐槐说项羽》中说到项羽故里的一棵梧桐和一棵古槐，人们在树下“轻手轻脚，给围栏系上一条条红色的绸带，表达对项王的敬仰并为自己祈福。于是这两个红色的围栏便成了园子里最显眼的，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秋风乍起，红色的方舟上托着两棵苍翠的古树”。这里是该用“布带”“丝带”还是“绸带”。现场实际情况是什么都有，但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要找意境效果。“丝”的质感华贵纤细，与项羽扛鼎拔山的形象不合；“布”更接近项羽朴实的气质，但飘动感不如“绸”。因为文近尾声，这里强调的是“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隐喻两千年来在历史的天空，在人们的心头飘动着的一种思绪。所以还是选“绸带”好一些。还有诗歌常用叠字，特别是民歌。如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中的“山丹丹”“背洼洼”“半炕炕”等，自带三分乡土味。我在《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中，写到毛回到陕北，就是用的当地的这种民歌口语“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而写到他内心的自责时，则用古典体“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二十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借了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意。
诗歌因为与音乐相连，所以最讲节奏。节奏感主要由句式、章节、平仄构成。我在《新诗56首点评》的研究中专门分了长句类、短句类。指出：“短句体借鉴词曲手法和口语句式，节奏强烈，如鼓点，如短笛，如竹筒倒豆。出语就打在你的心上，不另求弦外之音。”如郭小川的《祝酒歌》“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我读过的印象最深的短句诗是一首《同志墓前》，作者叫丹正贡布，并不出名，注明1963年创作于阿米欧拉山下。当时我手抄在一个本子上，第一节是这样的：
五里外，
滚滚黄河，
高唱着
不回头的歌，
五步内，
三尺土下，
炽燃着
不息的火。
朝朝暮暮，
悼念苦我心，
走近墓前，
泪往草上落……
“五里外、五步内、三尺土”锤锤落地，寸寸剁下。最后的“落”字又落在一个仄声上，节奏更短促急迫。
在散文中，当有需要强调的地方我就多用短句，如敲鼓、钉钉。如在《把栏杆拍遍》中写辛弃疾“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而长句体“它不是打击乐，不求鼓点式的节奏，而是管弦乐曲，收悠长、浑厚、深沉之美”。还以郭小川为例，他的《团泊洼的秋天》：“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这是长句，适宜舒缓的描述。我在《草原八月末》中写对草原的感受就是用的长句：“看着这无垠的草原和无穷的蓝天，你突然会感到自己身体的四壁已豁然散开，所有的烦恼连同所有的雄心、理想都一下逸散得无影无踪。你已经被融化在这透明的天地间。”而有时又要长短结合。如《红毛线，蓝毛线》中：“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
（节选自《我的阅读与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开始背古诗，中学开始读词。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最早的读本是《千家诗》，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唐诗100首》《宋诗100首》及《唐诗选》《唐诗三百首》，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学时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价格却十分低廉，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几角钱一本；中华书局的《中华活叶文选》，几分钱一张。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单页，文化含金量却很高，润物无声，一点一滴给青少年“滴灌”着传统文化，培养着文化基因。这是我到了后来才回头感知到的。说到阅读，我是吃着普及读物的奶水长大的。
和一般小孩子一样，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觉得很兴奋，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并不懂这是浪漫，只觉得美。后来读到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又觉得这个好，是在歌唱中讲故事，也不懂这是叙述的美，现实主义风格。总之是在朦胧中接受美的训练，就像现在幼儿学钢琴，学跳舞。后来读元曲，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不说人，不说事，只说景，推出9个镜头，就制造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就是王国维讲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要想后来能够领悟，就要预先播下一些种子，这就是小时候的阅读。一说古诗词，人们可能就想到深奥难懂。其实古人的好作品恰恰是最通俗易懂的。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明白如话，但又不只是“白话”，这里面又有音乐、有图画。因为诗的功能是审美，并不是难为人，好诗人是在美感上争风流的。倒是今人学诗、作赋，食古不化，以僻为荣，不美反涩。
古诗词的阅读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二是意境的美；三是音韵的美。后两个都是审美训练。这是每个人的写作都要用到的。我们常说，文章美得像诗一样，就是指文章的意境和韵味。在所有文字写作中，只有诗词，特别是古典诗词是专门来表现意境和韵律的美感的。为什么强调背诗词，就是让这种美感一遍又一遍地濡染自己的心灵，浸透到血液里，到后来提笔写作时就会自然地涌流出来。现在一般人家节衣缩食给孩子买钢琴，倒不如备一本精选的古诗词。因为成人后，一万个孩子也不一定出一个钢琴家，倒是有一千个要写文案，一百个会当作家，而且在成人前每个人都得先当学生，人人都要写作文。
诗歌阅读对我后来写散文帮助很大。当碰到某个感觉、某种心情无法用具像的手法和散体的句式来准确表达时，就要向诗借他山之石，以造成一种意境、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所谓模糊比准确更准确，绘画比摄影更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时我发表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是顺着毛泽东自己曾五次提出要骑马走江河的思路，假设他在“文革”前的1965年到全国去考察（当时中央已列入计划），沿途对一些人事的重新认识。是对毛泽东后期错误的反思，是对“文革”教训的沉痛思考和历史的复盘。通篇表现一种反思、悔恨、无奈的惋惜之情。有许多地方一言难尽，只有借诗意笔法。
设想毛泽东在三线与被贬到这里的彭德怀见面：“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却相会在金沙江畔，在这个30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何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这里借了有苏东坡词《江城子》与杜甫诗《春望》的意境。而写毛再登庐山想起1959庐山会议批彭的失误，写道“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安得依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在诗意的写景后又代主人拟了一首诗。毛本来就是诗人，其胸怀非诗难以表达。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邓小平“文革”中被贬到江西强制劳动。“他每天循环往复地走在这条远离京城的小路上，来时二十分钟，去时还是二十分钟，秋风乍起，衰草连天，田园将芜。”这里借秋景来营造一个意境，抒写他忧郁的心情。都是古诗里的句子。
回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百年明镜季羡老》中有这样一段：“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他有一文专记此事。于是，北大这处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时间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花胜花枯，前后不同的诗意。
有时文章到了结尾处情绪激昂无以言表，只好用诗了，如《梁思成落户大同》一文的结尾：“我手抚这似古而新的城墙垛口，远眺古城内外，在心中哦吟着这样的句子：大同之城，世界大同。哲人之爱，无复西东。古城巍巍，朔风阵阵。先生安矣！在天之魂。”这种效果有如“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非诗不能表达。
我在中学时开始读新诗，断断续续订阅《诗刊》直到工作后多少年。新诗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审美，而是激情，虽然我后来几乎不寫诗，但这种激情一直贯穿到我的散文写作、新闻采写和其他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的诗人偶像是贺敬之、郭小川。他们的诗我都抄过、背过。《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响彻在各种场合。他们的诗挟裹着时代的风雷有万钧之力，是那个时代的进行曲，能让人血液沸腾。它的主要作用不是艺术，而是号角。如郭小川的诗句“我要号召你们，凭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毛泽东说：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我都看了，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他竟敢说‘我号召！’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写过‘我号召！’”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现在做不到了。现在思想多元化，诗歌当不了号角，不能再起动员作用，它又回归到审美，但是小众的孱弱的美。那时还出版过一本《朗诵诗选》，精选名家诗作，还有《革命烈士诗抄》都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还保存有几本当年抄诗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抄自书报刊的无名好诗。1968年12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先要在农村劳动一年。村里没有什么书可读，塞外的数九寒冬四个大学生挤在一盘火炕上念诗，互相回忆过去读过的好诗。从北京带去的《朗诵诗选》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冬之夜。现在想来是有点幼稚，但却留住了一点激情的火苗，受用一生。我见到好诗就抄就背，这种爱好持续到40岁左右。后来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见到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我说我背过你的《日出》《黄山松》，“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一次全国作协开会我与诗人严阵坐在一起，我说，我现在还保存有你的诗集《竹矛》。他们没想到在二三十年前还有我这样一个“粉丝”，大家都很激动，谈起那个诗的时代“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都快要退休了，带着采访组到贵州采访。路上，贵州山水如诗如画，我想起了贵州老诗人廖弓弦的一首诗，背出了第一段：“雨不大细如麻，断断续续随风刮。东飘，西洒，才见住了，又说还下，莽莽苍苍，山寨一幅淡墨画。”同行的年轻人都很惊奇，他们不知道当地还有这样一个诗人，可惜诗人已经过世。这是我高二时在中学简陋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在《人民文学》的封底上，印象很深。少年时的记忆真是宝贵。那时阅览室里杂志不多，怕人拿走，每个刊物都用一根粗白线拴在桌子上。我不但背诗，也写诗，20多岁时在河套平原劳动，一年后又当记者，夏收季节800里河套金黄的麦浪一直涌到天边，十分壮观。就不自量力写了一首几百行的长诗《麦浪滚滚》，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当然也没有刊物可发。我第一次得到的稿费不是因为散文，而是诗歌。1975年我调回山西，到大寨下乡，写了一首诗，发在《北京文学》上，稿费14元。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46元，稿费单插在省委传达室的窗户上，让很多人眼红，我也自豪了一阵子。1988年我将自己多年读、背、抄的诗选了56首，按内容和体例分为写人、写景、抒情、词曲体、古风体、短句体、长句体等11类，加了40条点评，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新诗56首点评》。 但我终究没有成为诗人。 新诗阅读对我写作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是激情，二是炼字。
旧诗给人意境，新詩直接点燃人的是激情。在各种文体中，诗歌的分工主要是抒情。散文抒情不如诗歌，叙事不如小说，说理不如论文，但他的长处是综合。如果能将每种文体之长都拿来嫁接在散文中，这就出新了。我后来总结“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这个“情”字就要靠读诗来培养。诗陶冶人性，让人变得热情，可以改变你的性格，你的人生态度。我后来当记者，直至退休多年，每见一新事，就想动笔，甚至一人看电视看到好的节目，听到一首好曲子都会流泪，与读诗有关。 当你胸中鼓荡、翻腾，如风如火，如潮如浪，想喊想叫时，这就是诗的感觉，但是不去写诗，移来为文，就是好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文第一要激动》谈的就是这个体会。青年时期关于诗的训练并不吃亏，都无形地融入了文章中。1984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夏感》，选入中学课本，使用至今。全文只有666个字，歌颂生命，抒发一种激昂向上、拼搏奋斗的情绪。其实这就是十年前那首数百行长诗的转世。那首诗我现在连一个完整句也想不出来了，但那种情绪总在心中鼓荡。诗歌所给予的感情上的律动在我后来的散文中都能找见。阅读诗，但写出来的是散文，正如鲁迅说的，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
读诗对写作的另一帮助是炼字、炼句。诗要押韵，就逼得你选字，本来中国字很多，但这时只许你使用一小部分。如果碰上窄韵字更是走钢丝，冒风险。李清照所谓的“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写文章，就像会走钢丝的人走平地，可以从容应对了。下笔时经常一处换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字，这就是诗的推敲功夫。从字义、字音、字数上推敲。比如，我在《秋风桐槐说项羽》中说到项羽故里的一棵梧桐和一棵古槐，人们在树下“轻手轻脚，给围栏系上一条条红色的绸带，表达对项王的敬仰并为自己祈福。于是这两个红色的围栏便成了园子里最显眼的，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秋风乍起，红色的方舟上托着两棵苍翠的古树”。这里是该用“布带”“丝带”还是“绸带”。现场实际情况是什么都有，但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要找意境效果。“丝”的质感华贵纤细，与项羽扛鼎拔山的形象不合；“布”更接近项羽朴实的气质，但飘动感不如“绸”。因为文近尾声，这里强调的是“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隐喻两千年来在历史的天空，在人们的心头飘动着的一种思绪。所以还是选“绸带”好一些。还有诗歌常用叠字，特别是民歌。如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中的“山丹丹”“背洼洼”“半炕炕”等，自带三分乡土味。我在《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中，写到毛回到陕北，就是用的当地的这种民歌口语“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而写到他内心的自责时，则用古典体“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二十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借了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意。
诗歌因为与音乐相连，所以最讲节奏。节奏感主要由句式、章节、平仄构成。我在《新诗56首点评》的研究中专门分了长句类、短句类。指出：“短句体借鉴词曲手法和口语句式，节奏强烈，如鼓点，如短笛，如竹筒倒豆。出语就打在你的心上，不另求弦外之音。”如郭小川的《祝酒歌》“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我读过的印象最深的短句诗是一首《同志墓前》，作者叫丹正贡布，并不出名，注明1963年创作于阿米欧拉山下。当时我手抄在一个本子上，第一节是这样的：
五里外，
滚滚黄河，
高唱着
不回头的歌，
五步内，
三尺土下，
炽燃着
不息的火。
朝朝暮暮，
悼念苦我心，
走近墓前，
泪往草上落……
“五里外、五步内、三尺土”锤锤落地，寸寸剁下。最后的“落”字又落在一个仄声上，节奏更短促急迫。
在散文中，当有需要强调的地方我就多用短句，如敲鼓、钉钉。如在《把栏杆拍遍》中写辛弃疾“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而长句体“它不是打击乐，不求鼓点式的节奏，而是管弦乐曲，收悠长、浑厚、深沉之美”。还以郭小川为例，他的《团泊洼的秋天》：“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这是长句，适宜舒缓的描述。我在《草原八月末》中写对草原的感受就是用的长句：“看着这无垠的草原和无穷的蓝天，你突然会感到自己身体的四壁已豁然散开，所有的烦恼连同所有的雄心、理想都一下逸散得无影无踪。你已经被融化在这透明的天地间。”而有时又要长短结合。如《红毛线，蓝毛线》中：“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
（节选自《我的阅读与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