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杨/水瓶座,前科学记者。在烟台海边度过大学四年,2006年毕业于环境工程专业。现为松鼠会编辑。
“我们内心的冲突开始变得清晰,与世界的紧张关系有了具体的呈现,个人化立场得到强化。”
在某位已经忘记名字的作家语录面前,有两件事显然具备了一些共性:写作、说脏话。
不信?那假设这是道选择题吧:
“灵与肉的争战折磨着我们,我们只有XX。XX成了化解我们与世界紧张关系的武器,成了化解我们内心冲突的有力出口。这样的XX不再无关痛痒,它成了力量与精神的象征。”
有人选了“写作”,当然了,他是个作家。我的耳边却回荡起台湾主持人小S在她的一档节目中坦诚的声音,她被问到了“如果看到媒体捏造你的负面新闻会怎样”:
“就……飙脏话啊!”
她身边的另一位主持人蔡康永连同现场观众爆笑这句话一定有点儿颠覆性,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准则,比如,这是在正式播出的电视节目现场,而且,它出自一位女性主持人之口。
说脏话的权利
无独有偶。不久前,在一档谈话节目的现场,一度被誉为“少男杀手”的台湾女艺人蔡依林被问到如何缓解压力时语出惊人:“我会回家对着墙飙脏话。”
普通的观念里,在说脏话方面,男性总是比女性表现得更踊跃。例如,男性们第一次说脏话的时间更早、说脏话的频率更高、使用的咒骂词更具侵犯性……在一项跨度长达10年的对脏话及其社会效应的科学研究中,美国语言心理学家蒂莫西·杰(Timothy Jay)发现,作为脏话的一种发布平台,“男厕中的涂鸦文字比女厕中的更具性意味、更令人难以接受。”
然而,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网络计量学专家迈克·塞沃尔(Mike Thelwall)的研究结果却表明,随着时代演进,脏话的主要发布平台已由厕所移至网络,而今的年轻人在说脏话这回事上,“男女平等”。
2006年的夏天,新出炉的长沙赛区十强超女去为接下来的赛事拍摄外景宣传短片。后来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厉娜,就在这次拍摄中爆出了“脏话门”:“我操,我晕船晕得紧!”这一幕出现在一段视频的33秒钟左右,在网络上传播得沸沸扬扬。
“刹那间,我感到世界是如此的美好,我活的太有意义了,靠!”就在厉娜遭遇“脏话门”大约3个月前,在北京,供职于一家著名电视媒体的王小猪(网名)突发奇想,发起成立了“糙女俱乐部”,倡导女人可以敞开怀来说脏字儿骂人,让女人发泄私愤进入空前绝后的新时代。“刹那间……靠!”是她们最广为人知的代表句。 用王小猪自己的话说:“糙女既不是玩女权,却又颠覆了男权。”
构造平等,男女平等
和迈克·塞沃尔遥相呼应的是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他曾记录下了4000名男女学生的谈话,结果发现,不管男生女生,脏话从他们嘴里蹿出来的频率一样高。在畅销书《脏话文化史》中,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也发布了这样的观点:“女性没有任何不利于说脏话的天生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或生理机能来说,说脏话的构造都是两性相同的。”
这个构造的核心,便是我们大脑中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名为“边缘”,却是影响控制情绪的重要部分,环绕在大脑两半球的内侧,形成一个闭合的环状部分,将大脑的中心的空腔——脑室包裹起来。
虽然直到1952年,麦克莱恩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边缘系统”的概念,但其实,早在五千多万年前,爬虫类生物称霸大陆的时候,边缘系统就开始进化了。因此,在边缘系统中,还保留了生物进化成人类之前的特性,或者说,为了生存所必需的原始本能和感情功能。
时光倒流到1885年。法国医师图雷特发现,一些边缘系统受损的病人,会出现罕见的精神失调。这种疾病后来被命名为“图雷特综合症”。患者有的会脸部抽搐,或发出清喉咙的怪声,还有10%—20%的患者则会出现“秽语癖”的症状,他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脏话如溃堤的江水连绵不绝。
这就不难理解了——控制核心的构造平等,说脏话的频率自然平等。至于为什么大家普遍误会“男性更爱说脏话”?露丝·韦津利的分析或许可以做个解答——“男性咒骂大多在公共场合”。
说脏话,有福利
“我他妈真想抽你!”2004年10月,电影《天下无贼》的发布会上,导演冯小刚吼向一位记者,后者所在的媒体不久前曝光了冯家的住宅地址。“现在天天有一个神经病在我家楼下截我,你们有什么权力打扰我的正常生活?”
冯小刚当然没有真的动手。不得不承认,总有一些时候,我们很想把某人结结实实地痛扁一顿,但理智又告诉你,这不可以。怎么办?露丝认为说脏话的好处正在于此:“你可以在象征层面上行使暴力,达成目的,又避免了违反伤害人身的规定——这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美国心理学家莱因霍尔德·阿曼这样描述咒骂的发泄机制:“人一旦火冒三丈,就会变得亢奋。脏话和污辱性手势则能缓解人的激动情绪。”打嘴仗会降低人的攻击性——骂人者把污言秽语当作武器,被骂者则会在言语恐吓之下变得气馁,肢体冲突因此得以避免。
动口总是比动手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谅解,但说脏话的好处并不仅限于此。荷兰人做过一项研究,将一份证词记录中的脏话全部删除,然后和原文一起分别给人阅读。哪一份看起来更可信?答案是“未删节的足本”。想要获取信任吗?说脏话吧。
在朋友或者一个团队之间,“被许可的脏话”甚至可以充当增进感情的纽带,使成员产生“我们是一伙的”认同感;或者,你可以称它为“社交咒骂”。钱钟书在代表作《围城》中刻画过一位校长高松年,他能对政治系的师生畅谈国际关系,能和文学系探讨“诗歌是民族的灵魂”,和军事教官闲谈,也能说一两个“他妈的!”惊喜得那教官刮目相看,引为同道。
大多数男性对这种社交方式并不陌生,尤其是在酒馆、更衣室或运动场——这些地点象征着逃离了批评说脏话的人(主要是母亲、妻子或小学老师)的限制,在这里,脏话是男性之间关系的润滑剂。
不过,也许英国基尔大学心理系教授理查德·斯蒂芬斯博士(Richard Stephens)对运动场上的脏话,有着其他角度的认同。
他本来是带着两位同事和67位志愿者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让他们将手浸在冰水中,能忍多久忍多久,不同的是,其中一组可以不停骂脏话,另一组只能描述一张桌子。“脏话组”明显占了上风,男生的平均成绩是191秒,“桌子组”男生只有147秒;女生忍耐差一点点,分别是120秒和83秒。
在斯蒂芬斯博士看来,咒骂可以使人心跳加快,对疼痛的感知也会减轻,所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运动场上教练常用咒骂来激励运动员。
脏话也有界限
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
想想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马特拉奇对齐达内做了什么。关于那句谜样的骂词,英国唇语专家杰西卡·里斯曾在意大利语翻译的帮助下得出结果,马特拉奇说齐达内是“一个恐怖主义娼妓的儿子”,而另一番更简明、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你姐姐是妓女。”齐达内在意甲踢球多年,对意大利语不会陌生。他后来曾对公众解释,马特拉奇侮辱了他的母亲和姐妹。于是有了他的惊世一撞,葬送了离法国队咫尺之遥的金杯。
有人总结过,在脏话用语中,美国人更偏好排泄物,荷兰人则专攻病痛,而俄罗斯人的脏话则全部与性有关。但是,无论哪一种语言,“家人”都往往是脏话攻击绕不开的标靶。
以中国人为例,进行人身攻击时喜欢从祖上找原因,一代一代向上追溯。《围城》中,主人公乘坐的长途汽车途中发生了事故,急火攻心的司机便一路骂骂咧咧,中心思想无非是“愿意和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关系”。中国人喜欢将对“他人”的定位放在整个群体中考察,骂起人来也是“意左右而言他”。相比起来,生活在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上的波士尼亚人,围绕对方家人的脏话就诙谐多了——“愿你的小孩在电路里玩”、“愿你妈在学校会议上放屁”。
除了母亲等直系亲属,露丝·韦津利在她的《脏话文化史》还特意提到了“保加利亚会特别在咒骂中提到对方的阿姨”。保加利亚的阿姨有什么特别的吗?一个保加利亚人说,“阿姨”之所以列入咒骂单词,不在它的意义,而在于它的发音“pichkata”,一连串的爆破音,既宣泄了咒骂者的情绪,又以“阿姨”替代了直系亲属“母亲”从而降低了辱骂的刺激性,比较不会直逼对方内心——其实,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对于习惯以母语审视世界的我们来说,要说脏话发泄同时还想降低负罪感?不妨躲到外语的租界去。
“我们内心的冲突开始变得清晰,与世界的紧张关系有了具体的呈现,个人化立场得到强化。”
在某位已经忘记名字的作家语录面前,有两件事显然具备了一些共性:写作、说脏话。
不信?那假设这是道选择题吧:
“灵与肉的争战折磨着我们,我们只有XX。XX成了化解我们与世界紧张关系的武器,成了化解我们内心冲突的有力出口。这样的XX不再无关痛痒,它成了力量与精神的象征。”
有人选了“写作”,当然了,他是个作家。我的耳边却回荡起台湾主持人小S在她的一档节目中坦诚的声音,她被问到了“如果看到媒体捏造你的负面新闻会怎样”:
“就……飙脏话啊!”
她身边的另一位主持人蔡康永连同现场观众爆笑这句话一定有点儿颠覆性,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准则,比如,这是在正式播出的电视节目现场,而且,它出自一位女性主持人之口。
说脏话的权利
无独有偶。不久前,在一档谈话节目的现场,一度被誉为“少男杀手”的台湾女艺人蔡依林被问到如何缓解压力时语出惊人:“我会回家对着墙飙脏话。”
普通的观念里,在说脏话方面,男性总是比女性表现得更踊跃。例如,男性们第一次说脏话的时间更早、说脏话的频率更高、使用的咒骂词更具侵犯性……在一项跨度长达10年的对脏话及其社会效应的科学研究中,美国语言心理学家蒂莫西·杰(Timothy Jay)发现,作为脏话的一种发布平台,“男厕中的涂鸦文字比女厕中的更具性意味、更令人难以接受。”
然而,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网络计量学专家迈克·塞沃尔(Mike Thelwall)的研究结果却表明,随着时代演进,脏话的主要发布平台已由厕所移至网络,而今的年轻人在说脏话这回事上,“男女平等”。
2006年的夏天,新出炉的长沙赛区十强超女去为接下来的赛事拍摄外景宣传短片。后来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厉娜,就在这次拍摄中爆出了“脏话门”:“我操,我晕船晕得紧!”这一幕出现在一段视频的33秒钟左右,在网络上传播得沸沸扬扬。
“刹那间,我感到世界是如此的美好,我活的太有意义了,靠!”就在厉娜遭遇“脏话门”大约3个月前,在北京,供职于一家著名电视媒体的王小猪(网名)突发奇想,发起成立了“糙女俱乐部”,倡导女人可以敞开怀来说脏字儿骂人,让女人发泄私愤进入空前绝后的新时代。“刹那间……靠!”是她们最广为人知的代表句。 用王小猪自己的话说:“糙女既不是玩女权,却又颠覆了男权。”
构造平等,男女平等
和迈克·塞沃尔遥相呼应的是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他曾记录下了4000名男女学生的谈话,结果发现,不管男生女生,脏话从他们嘴里蹿出来的频率一样高。在畅销书《脏话文化史》中,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也发布了这样的观点:“女性没有任何不利于说脏话的天生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或生理机能来说,说脏话的构造都是两性相同的。”
这个构造的核心,便是我们大脑中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名为“边缘”,却是影响控制情绪的重要部分,环绕在大脑两半球的内侧,形成一个闭合的环状部分,将大脑的中心的空腔——脑室包裹起来。
虽然直到1952年,麦克莱恩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边缘系统”的概念,但其实,早在五千多万年前,爬虫类生物称霸大陆的时候,边缘系统就开始进化了。因此,在边缘系统中,还保留了生物进化成人类之前的特性,或者说,为了生存所必需的原始本能和感情功能。
时光倒流到1885年。法国医师图雷特发现,一些边缘系统受损的病人,会出现罕见的精神失调。这种疾病后来被命名为“图雷特综合症”。患者有的会脸部抽搐,或发出清喉咙的怪声,还有10%—20%的患者则会出现“秽语癖”的症状,他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脏话如溃堤的江水连绵不绝。
这就不难理解了——控制核心的构造平等,说脏话的频率自然平等。至于为什么大家普遍误会“男性更爱说脏话”?露丝·韦津利的分析或许可以做个解答——“男性咒骂大多在公共场合”。
说脏话,有福利
“我他妈真想抽你!”2004年10月,电影《天下无贼》的发布会上,导演冯小刚吼向一位记者,后者所在的媒体不久前曝光了冯家的住宅地址。“现在天天有一个神经病在我家楼下截我,你们有什么权力打扰我的正常生活?”
冯小刚当然没有真的动手。不得不承认,总有一些时候,我们很想把某人结结实实地痛扁一顿,但理智又告诉你,这不可以。怎么办?露丝认为说脏话的好处正在于此:“你可以在象征层面上行使暴力,达成目的,又避免了违反伤害人身的规定——这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美国心理学家莱因霍尔德·阿曼这样描述咒骂的发泄机制:“人一旦火冒三丈,就会变得亢奋。脏话和污辱性手势则能缓解人的激动情绪。”打嘴仗会降低人的攻击性——骂人者把污言秽语当作武器,被骂者则会在言语恐吓之下变得气馁,肢体冲突因此得以避免。
动口总是比动手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谅解,但说脏话的好处并不仅限于此。荷兰人做过一项研究,将一份证词记录中的脏话全部删除,然后和原文一起分别给人阅读。哪一份看起来更可信?答案是“未删节的足本”。想要获取信任吗?说脏话吧。
在朋友或者一个团队之间,“被许可的脏话”甚至可以充当增进感情的纽带,使成员产生“我们是一伙的”认同感;或者,你可以称它为“社交咒骂”。钱钟书在代表作《围城》中刻画过一位校长高松年,他能对政治系的师生畅谈国际关系,能和文学系探讨“诗歌是民族的灵魂”,和军事教官闲谈,也能说一两个“他妈的!”惊喜得那教官刮目相看,引为同道。
大多数男性对这种社交方式并不陌生,尤其是在酒馆、更衣室或运动场——这些地点象征着逃离了批评说脏话的人(主要是母亲、妻子或小学老师)的限制,在这里,脏话是男性之间关系的润滑剂。
不过,也许英国基尔大学心理系教授理查德·斯蒂芬斯博士(Richard Stephens)对运动场上的脏话,有着其他角度的认同。
他本来是带着两位同事和67位志愿者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让他们将手浸在冰水中,能忍多久忍多久,不同的是,其中一组可以不停骂脏话,另一组只能描述一张桌子。“脏话组”明显占了上风,男生的平均成绩是191秒,“桌子组”男生只有147秒;女生忍耐差一点点,分别是120秒和83秒。
在斯蒂芬斯博士看来,咒骂可以使人心跳加快,对疼痛的感知也会减轻,所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运动场上教练常用咒骂来激励运动员。
脏话也有界限
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
想想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马特拉奇对齐达内做了什么。关于那句谜样的骂词,英国唇语专家杰西卡·里斯曾在意大利语翻译的帮助下得出结果,马特拉奇说齐达内是“一个恐怖主义娼妓的儿子”,而另一番更简明、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你姐姐是妓女。”齐达内在意甲踢球多年,对意大利语不会陌生。他后来曾对公众解释,马特拉奇侮辱了他的母亲和姐妹。于是有了他的惊世一撞,葬送了离法国队咫尺之遥的金杯。
有人总结过,在脏话用语中,美国人更偏好排泄物,荷兰人则专攻病痛,而俄罗斯人的脏话则全部与性有关。但是,无论哪一种语言,“家人”都往往是脏话攻击绕不开的标靶。
以中国人为例,进行人身攻击时喜欢从祖上找原因,一代一代向上追溯。《围城》中,主人公乘坐的长途汽车途中发生了事故,急火攻心的司机便一路骂骂咧咧,中心思想无非是“愿意和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关系”。中国人喜欢将对“他人”的定位放在整个群体中考察,骂起人来也是“意左右而言他”。相比起来,生活在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上的波士尼亚人,围绕对方家人的脏话就诙谐多了——“愿你的小孩在电路里玩”、“愿你妈在学校会议上放屁”。
除了母亲等直系亲属,露丝·韦津利在她的《脏话文化史》还特意提到了“保加利亚会特别在咒骂中提到对方的阿姨”。保加利亚的阿姨有什么特别的吗?一个保加利亚人说,“阿姨”之所以列入咒骂单词,不在它的意义,而在于它的发音“pichkata”,一连串的爆破音,既宣泄了咒骂者的情绪,又以“阿姨”替代了直系亲属“母亲”从而降低了辱骂的刺激性,比较不会直逼对方内心——其实,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对于习惯以母语审视世界的我们来说,要说脏话发泄同时还想降低负罪感?不妨躲到外语的租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