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严歌苓是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也是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的新移民文学作家。不论是移民前的军旅小说，还是移民后被称为处于边缘的留学生小说，在作品中始终透漏着她对人性的思考，对女性生存状态变化的关注，敏感而细腻的跨文化写作中突显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本文试将探讨严歌苓小说中具有特殊意蕴的身体意象——辫子、眼睛和腿等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不同身体意象中蕴含的深刻含义和在不同时期、地域、文化中体现出的人性的变化、扭曲与新发现。
　　关键词：严歌苓；身体意象；辫子；腿
　　作者简介：张艳平（1990.6-），女，汉，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大陆的纯文学逐渐处于边缘地位，读者缺乏阅读兴趣，作家也缺少创作激情，这种情况下，“身体写作”营运而生。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开始热衷于身体写作，通过纯粹的女性身体书写——感官的享受与刺激，欲望的满足，来表达对女性处于支配被动地位的反抗，要求取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严歌苓也关注身体写作，但不同于卫慧、棉棉等人的“私人写作”，她的身体书写则侧重精神，尤其是民族国家之下的身体意象表征。
　　在被称为“鲁迅辫子三部曲” [1]的《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多次以如何看待剪辫子为中心，思考满汉之间的矛盾，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对辛亥革命的批判与反思。《风波》里，张勋复辟，皇帝重坐龙庭，要求辫子，使七斤一家惶恐不安甚至绝望，最后这场复辟闹剧转化成一场转瞬而逝的风波。《头发的故事》里第一个双十节前后没有人记得这个节日，N先生谈着他的“无辫之灾”，中国像一沟绝望的死水，辛亥革命这样的地动山摇的革命也不能在群众心中引起丝毫涟漪。《阿Q正传》中，未庄的人对革命畏惧惊慌，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场革命除了剪了一条辫子，赶走了一个皇帝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影响。革命后的中国“内骨子是依旧的”。[2]这三部小说延续了鲁迅一贯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与反思，为了唤醒铁屋子里在沉睡中死去的中国人，只有改造国民性，只有民众觉醒思想启蒙和暴力行动相结合时，中国的革命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裕泰茶馆的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还有他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3]
　　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成为他们被异族嘲讽与鄙夷的把柄，落后的东方人身份让他们难以被接纳，融入西方社会成为奢侈的梦想。辫子是海外华工的唯一文化认同，有了这辫子他们便会有更多亲戚朋友，有了同胞内心便有了一种安慰。这种心理认同也使他们常常安于被凌辱和压迫的状态，无能为力地承受着白人给他们制造的一切痛苦。在小说《扶桑》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华工大罢工，一个拖着白花辫子的中国老伙夫被白种工友围住，“等人群散开时那老伙夫趴在地上，花白的辫子也断了”。 [4]
　　在《橙血》中所有华人都剪掉辫子时，阿贤却不得不继续留着，因为玛丽喜欢他的长辫子，把辫子当作古典东方神秘之物。“多么典雅的丝網衣饰，多美俊美的发辫。他们在橙园中架起相机，众星捧月一样与阿贤合影。……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在阿贤身左身右摆着姿势，阿贤成了一个著名的固定景物。”[5]阿贤俊美的辫子成为与人成为合影的道具，没有任何人格可言，精神极度匮乏，犹如手中的玩偶一样被玛丽主宰着，摆弄着。叫银好的女人的出现把阿贤从行尸走肉的边缘拉了回来，唤起了他对异性的渴望与追求，他有了正常人的情感，阿贤开始觉醒。当阿贤决心剪掉辫子，摆脱玛丽的控制，寻找精神上的满足，他“不幸地”被当作盗贼杀了，“玛丽凝望着阿贤歪在汉斯怀里的头，那根古典的辫子被齐根剪去了” [6]。但是与老伙夫相对比，阿贤有了一定的反抗压迫与控制的觉醒意识，并积极展开了行动，剪掉了象征被奴役的辫子，舍弃玛丽病态的爱护，尽管最终的结局仍然是不幸的——辫子剪了，命也丢了——但这预示着华人开始觉醒。
　　严歌苓对辫子描写最多的莫过于大勇那根粗极的长辫，“人们很快发现这辫子之所以粗得不近情理，是因为他的头发顺着他颈后一直长到上半个脊背上，如同马鬃或鬃。”[7]大勇与书中出现过的所有人的辫子都不同，他的辫子在这里象征着英勇与反抗。尽管大勇恶迹斑斑，甚至连仅有五个月大的女婴也不放过，但读者并不会感到痛恨他，因为他代表着对白人歧视华人的抗争。面对白人的欺负压迫，大勇会毫不犹豫地还击，因而大勇成了白人不敢随意招惹的对象，大勇又粗又长的辫子成了力量与勇气的象征，使白人见了也心生畏惧。与鲁迅、老舍、冯骥才等作家在辫子上赋予的含义不同，在严歌苓这里，辫子不再是革命或改良不成功不彻底的标志。她对大勇的辫子赋予了更深刻的寓意，她希望通过大勇这根有着神奇力量的辫子唤醒外海华人的意识，想让处在美国社会缘边的华人移民产生自我保护意识与团结一致的集体意识。从大勇的反复“死去”与再次出现，最后还是逃不过被美国法庭宣判并执行死刑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反抗都是昙花一现，处于弱势群体的华人移民只有在忍让与妥协中苟且活下去，离不开那里，也再回不到祖国去，充满了无奈与伤感。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体最灵动和最敏感的器官。语言和行动可能会掩饰人的内心情感，眼睛却无法替人撒谎。人在不同时候的不同思绪都会通过眼睛变现出来。因此“眼睛”也是作家们创作中常用常新的意象之一。残雪在《山上的小屋》里描绘了一双无处不在，且时刻窥视着他人的眼睛。叙述者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隐秘的威胁：“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妈妈老在暗中与我作对”，“她正恶狠狠第盯着我的后脑勺，我感觉得出来。每次她盯着我的后脑勺，我头皮上被她盯的那块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8]小说把内心体验的阴暗面极端化地表现出来，显示出对人性近乎残酷和阴鸷的透视力。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对“黑夜”即文化大革命带给几代人痛苦与摧残的控诉，希望用这“黑色的眼睛”来寻求光明的前途与未来的道路。在爱伦·坡哥特风格的小说《泄密的心》中，叙述者因为害怕老人鹰一样的眼睛，“不错，正是那只眼睛作祟！他张了一只鹰眼——浅蓝色的，蒙着层薄膜。只要瞅我一眼，我就浑身发毛。”[9]于是下定决心取了老头的性命。从这个由“眼睛”引发的凶案中，可以等多地看到人性额疯狂。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将眼睛与腿相结合而进行的刻画，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是神来之笔。女人王葡萄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成为九个寡妇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之后王葡萄又经历了政治运动不断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般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将在土改中被错划成恶霸的公公孙怀清从刑场上救回家，藏在红薯窖中三十余年，直至孙怀清安然离去，其中也交织着王葡萄和七个男人的暧昧关系。如此大跨度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历史，但严歌苓并不是将过往的历史事件一一摆开来在小说中慢慢呈现，而是通过王葡萄的眼睛从门缝中窥探门外“腿”的变化来刻画历史的变迁与更迭。历史被写成了王葡萄眼中各种各样的“腿”：十四军的腿，老八的腿，红卫兵的腿，甚至到了七十年代末推广计划生育中，年近五十的王葡萄还要与门外医生护士们的腿较量一番，竭力保护要被拉去做结扎的年轻媳妇们。王葡萄的眼睛像六七岁儿童的眼睛一样不成熟，眼睛不会避人，没有胆怯，不知轻重。”[10]没有恐惧的眼睛看到的门外各式各样的“腿”当然也是没有威胁的，所有的腿都是一样的，都没能真正跨入葡萄的家中，没有真正侵入过她生活的领地，这些“过客”来来往往最后都是要走的，“躲一步是一步，这里什么事都发生过：兵荒、粮荒、虫荒、人荒，躲一躲，就躲过去了。”这就是王葡萄的生存哲学，“门缝里的扁食和红薯是轮替亘古的，丝毫不会随门缝儿外腿的变化而变化。”时间在葡萄那里是停滞的，尽管门外的腿变来变去“有时是灰色，有时是黄色，有时不灰不黄，和这里的泥土一个色”，这丝毫不会影响她的生活。她永远没有长大，儿童般的思维和善恶标准让她快乐而本真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觉悟，也不会先进，只做她认为对的事情，养活好公爹、儿子和自己就是生活的唯一目标。
　　陈思和先生将王葡萄喻作“民间地母之神”，认为“地母是柔弱的，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但她因为慈悲和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的真正强者，她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却保护和孕育了鲜活的生命源头，她是以沉重的垂泪姿态指点给你看，身边那些沐猴而冠的‘大王们’正在那儿打来打去，乱作一团庄严与轻浮，同时呈现在历史性的场面里”。[11]《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天然本真的性格，混沌蒙昧的意识，不知畏惧的原始野性，正体现了她“大慈大悲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的地母形象，而这种美学原则是“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的，内在的生命能量和艺术美”。具体表现为“母性”和“雌性”的“人性”正是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要表达的深刻内涵。天然，蒙昧，原初的超脱，人性开始恢复到原始本真状态，东方的混沌与神秘，女性的柔弱与坚强，严歌苓的创作回归向民族，开始更加重视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中美好的品质逐渐被挖掘出来，展示给读者。
　　由身体入手，严歌苓对其小说中典型人物身上表现出的独特内涵进行了挖掘。大勇拖着象征力量、生命甚至死亡的辫子穿梭于在旧金山的华人区与白人区，王葡萄瞪着天真淡出的圆碌碌的大眼睛看门外来来往往的腿。前者体现了男性的阳刚之美与华人移民不屈的抗争精神，后者呈现了女性的母性美，再艰苦的岁月也压不垮母亲坚实的肩膀与顽强的毅力。
　　参考文献：
　　[1]王建平：《论鲁迅的“辫子三部曲”》，南宁，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2]鲁迅：《鲁迅散文诗歌全集·范爱农》，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3]谢冕，钱理群主编：《百年文学经典·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4页。
　　[4]严歌苓：《扶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5]严歌苓：《严歌苓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6]严歌苓：《严歌苓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7]严歌苓：《扶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8]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2》，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9]爱伦·坡著，陈良廷等译：《爱伦·坡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10]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11]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