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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义作家可运用解构手段以颠覆父权语言成规，消解男性中心主义和男女对立与冲突；汤亭亭的《女勇士》通过运用干预性转换的女性主义书写策略，书写一个多元共生、相互依存的理想语境，最后构建女性身份诗学。
【关键词】解构 女性主义 书写策略 《女勇士》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3C－0090－03
女性曾经在人类历史上主导过整个人类社会。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当人类发现两性关系与生儿育女之间的必然联系时，并且由于男性生理条件更容易获得生产及生活资料并承担家族责任时，男性就逐渐担负起当家做主的责任，母系氏族社会就逐渐消亡了。但是，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转换的过程中，母系氏族并非完全听从父系氏族的压制和摆布，而是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在这长期且复杂的斗争中，女性从未放弃争取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写作就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Robinson指出：“就像男人给女人写故事一样，女性自己也可以写故事。”尤其在后现代语境，女性主义作家运用独特的书写策略，通过颠覆父权语言成规和描写女性主体意识，为妇女表达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父权社会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没有史料能证明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是否如在父权社会男性压迫女性一样压迫男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以父亲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女性是以“第二性”、“他者”身份处于被决定和被领导的边缘地位的。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而男性则将女性的边缘地位用父权语言长期地固定下来，形成了刻板的女性印象，也体现了男，女二元对立的基本特征。比如，在用男性话语编写的《圣经》里，上帝通常只对男人说话，女性没有言说的权利。基督教不仅视女性为男性的派生与附庸，而且视为人类原罪的根源。Kristeva指出：“原罪是从一个女人開始的，由于她，人类都得完蛋”。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希腊神话。潘多拉是宙斯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而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她出于好奇打开了装满邪恶的盒子。邪恶是装在盒子里，打开盒子却是女人。其意不言而喻：女人是人类的祸害。可见，在父权制社会，女性不仅被边缘化，甚至被丑恶化和妖魔化。在东方，中国的儒家奉行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标准使妇女沦为男性的奴隶和附庸。虽然长辈妇女在儒教家庭中具有一定权力，比如“孟母三迁”典故中的孟子的母亲，《红楼梦》中的贾母，但是这种权力必须是在丈夫死后通过长子获得的，而且，母亲的权力只代表父权和夫权，她本人没有任何权力。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亦是如此，她是以男儿身份代表父亲出征的，而且是为代表父权制的皇帝而战，这恰恰说明了妇女在父权社会中的“隐形”地位，也说明了男性在父权社会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后现代主义运动与解构主义
后现代思潮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于大西洋两岸的文学艺术运动，其本质是以消解和批判为特点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逆动，即对现代性采取反省甚至反叛的态度，从各个角度揭示现代主义种种矛盾和缺陷。后现代主义主张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拒绝现代主义强调的统一性、权威性和确定性。在文学中，后现代主义反对文本的形式与意义固定不变的观念，尤其反对二元对立和等级划分，比如理性／感性、男性，女性、形式，意义。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则表现为德里达的“解构”概念。基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从最初的文学和艺术，延伸到政治、权力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可以说，“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解构”一词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哲学家德里达，是一种哲学和文学分析方法。它通过严格审视文本的语言与逻辑，质疑那些基本的概念化的对立。这些概念化的对立是二元的，有等级关系的；每一个对立中的一个成员被认为是主要的、根本的，而另一成员则是次要的，派生的。二元对立典型的例子，是理性与感性的二分，在西方哲学中，理性一向比感性获得更高的评价。类似的二元对立还有文明，野蛮、西方，东方、男性／女性、在场(presence)，缺席(absence)、说话能力(speech)，写作能力(writing)的对立。而且前者的地位都远高于后者。解构二元对立，就是揭示二元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自相矛盾，证明二元之间没有哪一方优于另一方，或比另一方重要。一般说来，解构二元对立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拆解”(disman-tling)和“颠覆”(subversion)：拆解那些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毫无疑问的概念和假设；颠覆传统或传统的思维模式。“解构”是20世纪晚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因为无休止的解构往往意味着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在解构对立和传统时应当审慎之处。
三、女性主义写作与解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始终围绕着对男性中心主义，即父权制的消解。可以说，解构思想是女性主义的一个理论依据，是女性主义者消除对立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成了女性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基础与主题。而女性主义的发展自然影响到了女性主义作家的思想与情感，这种基于解构的女性主义写作手段使得对父权制的颠覆与男／女对立的消解以实现两性平等在她们的作品中得以彰显。
(一)父权语言与女性身份
中西方有着惊人相似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在中国，妇女被看做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把妇女看做只是孕育男性的后代的营养媒介；女性是身体而不是头脑，是非理性的，女性只是男人及其理性活动的他者。当然，作为男性他者的女性身份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即女人是父权制下用父权语言教化出来的产物。父权语言指传统上教习与使用的语言，它有三个特点：第一，男性制造，并受制于男性主导的机构，比如学校，出版社，词典、语法及参考书的编纂单位；第二，只描写和反映男性的生活、实际及思想，将女性的实际置于无言状态；第三，排斥或贬低与女性有关的事物，比如妇女的活动、利益和经验。西蒙说过，“如果语言不能为两性提供同等的应言说和增强自尊的机会，它就只能是一个性别压制另一个性别的工具”。父权语言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受到压迫的重要原因，因为通过语言媒介，妇女们被教育并认识到自己的从属地位，这对妇女的自信、自尊、创造性与心理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着眼于语言，以解构为手段，通过女性主义书写，构建女性身份诗学。
(二)女性主义写作与《圣经》诠释
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圣经》其实是“一部男性作者的书”，其作者是站在男性立场上规范并操纵女性的。《圣经》是 用父权语言编写而成的宗教经典，女性在这部经典里完全被边缘化，置于从属地位。女性主义者要剖析女性作为“第二性”地位低下的根源，必须先从《圣经》着手。由于《圣经》在基督教牢不可破的地位，重新编写女性版本的《圣经》是不现实的，因此，女性主义写作往往采用迂回方式，以诠释《圣经》为切入点，颠覆基督教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消解男女对立。首先，由于《圣经》是父权制下的产物，这使得《圣经》里虽然也有女性故事，但这些女性故事并没有真正承载女性的主体意识，而只是为男性意志作见证。因此，女性主义者必然会对这些故事进行新的诠释。比如，夏娃首先偷吃了禁果，这恰恰表明女人比男人更主动地追求智慧，而拥有智慧乃是人类优越于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此外，双性同体概念也被女性主义者用来解构男女对立。双性指的是对多元的包容性，意味着两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更不互相排斥；相反，二者还能相互依存，在交流中形成生机活力。双性同体概念被引入《圣经》批评，用以论证上帝具有双性特征。比如，从词源学角度看，希伯来语的上帝是“Elohim”，其中“E1”指闪族男神，“Eloah”指闪族女神，im则表示复数，因而Elo-him泛指男神和女神，即上帝是雌雄同体。女性主义学者还用双性同体概念分析耶稣的性格特征，例如面对罪孽深重的耶路撒冷城，他曾以母鸡爱护小鸡的比喻抒發自己对它的关怀呵护之情：“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马太福音》，第23章)。这就是女性主义者诠释出来的新型的上帝形象：雌雄同体，不仅有男性特质，而且有女性特质。
(三)女性主义写作与古希腊神话的改写
女性主义学者通过女性主义视角的诠释，不仅揭示了《圣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也使原本被压抑和遮蔽的女性主体意识得到了体现。此外，对于那些有损女性形象和品质的神话故事，女性主义写作则可以采取改写(rewriting)的方法，即“以女性化的方式改写父权语言或男性修辞的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体现男尊女卑的男性修辞是无处不在的，比如代表男性的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而代表女性的潘多拉却给人类带来是痛苦和灾难。于是，在女性主义者笔下，潘多拉带给人类的不再是装满邪恶的盒子，而是装着滋养人类的粮食的“丰饶之角”(cornucopia)。“丰饶之角”意为丰富、盈实和多产。这样，经过改写，原来的男性隐喻变成了女性隐喻，潘多拉不再是人类苦难和罪孽的根源，而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天使。另外，解构个别词汇、句法和其他常规性元索，也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征。女性主义写作意在为女性培植新的思想，发展新的语言。女性主义作家一直在试用新词、新的拼写方法、新的语法结构、新的形象和隐喻，以超越父权语言的种种限制。西蒙曾经说过：“女性主义写作和翻译一样。都极想在意义生产中突出女性的主体性”。经过女性主义改写，原本被贬损的女性更换为富有积极意义的新形象，并在意义的生产中不仅消解了男性中心主义，还突出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改写”因此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女性主义写作方法。总而言之，女性主义写作意在颠覆父权语言的成规并创建新的文学乌托邦，而华裔美国人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可以说是这个女性主义文学乌托邦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四、《女勇士》的女性主义书写策略
发表于1976年的《女勇士》是华裔美国人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处女作，该作于当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批评界非小说奖，并多次被节选为中学和大学的教材。
与大多数女性主义作家一样，汤亭亭也采用了干预性转化的写作策略。“干预性转化”(interventionist transformation)指女性主义作家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纠正或改写对女性不利的文本(如神话和传说)，并从女性的视角书写女性自身经验。“干预性转化”的策略除了“诠释”和“改写”，还包括“移植”(transplant)、“曲解”(perversion)和“杂糅”(blending)等，其目的是要颠覆传统、权威和中心，消解对立与冲突。
在由五个独立篇章构成《女勇士》中，女儿一边听母亲讲故事，一边以新的视角重述或改写母亲所讲的故事。重述或改写母亲所讲的故事以及有关中国的历史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因为在女儿眼里，母亲并非代表女性，而是代表父权制的中国文化。母亲给她讲的故事大都是三从四德、女人对男人顺从，而汤亭亭认为正是这样的中国传统给女性造成了巨大伤害，比如在“无名女子”章节，她的姑姑本来是受害者(被强奸并怀孕)，却遭到本村男女老少的群体袭击，最后绝望投井而死。因此改写母亲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颠覆传统和权威。
在“白虎山学道”章节，汤亭亭根据母亲所讲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运用移植和杂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女勇士花木兰，并在塑造这个人物过程中加入了多个颠覆男性中心、消解两性对立的隐喻。第一，故事中的小女孩遇到了教她武艺的一对老夫妇。这对夫妇之间没有主次和尊卑之分，没有对立和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和谐共存，犹如道家太极图的阴和阳，二者相互包含，互为显隐，但不分主次和尊卑。这一象征意味着汤亭亭对男女二元对立的否定和对父权中心的消解，同时也表明作者在消解男女二元对立之后实现两性平等与和谐的理想。第二，这个小女孩经过15年的武艺学习，终于成为一个拥有超人本领的女勇士，22岁时她替父征战。出征前，父母在她背上刻下了复仇的誓言和所受的冤屈。这是“岳母刺字”典故的移植。只不过刻在女勇士背上的不是“精忠报国”，而是中国妇女所忍受的歧视。性别歧视是男女二元对立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作者在这里植入“岳母刺字”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第三，北朝民歌《木兰诗》中的花木兰替父从军是为了使年老父亲免于劳役之苦，是出于对父亲的孝顺，这象征着服从男性家长制；而且民歌中的花木兰还效忠于君王，她英勇战斗、奋勇杀敌都是为了皇上，为了维护这个封建的父权统治。而汤亭亭版的女勇士不仅不效忠于皇上，反而与皇帝的军队作战，她率军赶走了皇太子，还亲手砍下了皇帝的脑袋。皇帝是封建父权制的终极代表，砍掉皇帝脑袋意味着彻底否定父权制。此外，被女勇士解救过的妇女们加入了娘子军(witch arnazons)，“她们收买女婴……见到男人或男孩子就杀”。亚马逊(Amazon)是古希腊传说中女权至上的民族，据说每一个亚马逊女战士长大时都会烧掉或切去右边的乳房，以便拉弓射箭或投掷标枪，与男子拼斗。但“我本人从未遇见过娘子军，不敢妄言其真伪”。显然，汤亭亭并不赞同激进的女权主义，因为这是用一个极端替代另一个极端，其结果是男女的对立 与冲突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会加剧甚至恶化。相反，汤亭亭塑造的女勇士不仅骁勇善战，也能生儿育女，温柔贤惠，孝敬公婆。可以说，汤亭亭用双性同体的概念书写了一个全新的花木兰：不仅有女性特质，而且有男性特质。这是一个杂糅而成、包容性极强的多元化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很多的对立与冲突消失了，代之以丰富、多元与和谐，因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在《女勇士》中，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有时是以男女对立的形式来体现的。在书中最后一章“羌笛野曲”，汤亭亭有意曲解了蔡琰的故事，她根据自己的想象，并结合自己身处世界之间的经历，刻画了一个不一样的蔡琰。“原版”的蔡琰故事体现了种族歧视(大汉主义)和文化障碍(语言不通)。而汤亭亭版的蔡琰不仅能适应环境的变迁，也不反感胡族的衣食习惯，她对掳她的丈夫及其部落也没什么不适。在汤亭亭的笔下，蔡琰、胡族、两个儿子、笛声、歌声构成了一幅完美和谐的画面，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了一个巧妙的隐喻。蔡琰‘代表女性)与胡族丈夫(代表男性)可以和睦相處，胡族(异族文化)也能理解蔡琰的歌词(中原文化)。在这两个版本的故事中，蔡琰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人和事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心态。原版的蔡琰心里只有怨恨和伤感，而汤亭亭版的蔡琰则以包容的心态，通过相互理解和情感交流，平息了心中的怨恨，化解了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这正是身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汤亭亭自身的写照。
总之，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卢梭，女性从未被写进社会契约里。柏拉图认为妇女自身存在具体的性别缺陷，他们必须改正这些缺陷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亚里士多德和卢梭则认为女性应被排除在公共场合之外，不许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女性从未放弃争取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与文化活动的权力，写作就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女性主义学者可以通过写作书写女性自身经验，彰显女性主体意识，构建女性身份。但由于女性主义自身的局限性，过分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会导致激进的女权主义。因此女性主义必须与解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避免一种对立代替另一种对立，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时，为了防止解构落人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泥潭，女性主义学者应回避盲目、无限制的解构，而注重有限度、有节制的解构。也就是说，对于女性主义写作，“解构”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和男女对立与冲突，通过运用干预性转换的女性主义书写策略，书写一个多元共生、相互依存的理想语境，最后构建女性身份诗学。从这一方面看，作为女性主义文学乌托邦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汤亭亭的《女勇士》无疑就是基于解构的女性主义书写的成功典范。
(责编 黎原)
【关键词】解构 女性主义 书写策略 《女勇士》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3C－0090－03
女性曾经在人类历史上主导过整个人类社会。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当人类发现两性关系与生儿育女之间的必然联系时，并且由于男性生理条件更容易获得生产及生活资料并承担家族责任时，男性就逐渐担负起当家做主的责任，母系氏族社会就逐渐消亡了。但是，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转换的过程中，母系氏族并非完全听从父系氏族的压制和摆布，而是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在这长期且复杂的斗争中，女性从未放弃争取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写作就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Robinson指出：“就像男人给女人写故事一样，女性自己也可以写故事。”尤其在后现代语境，女性主义作家运用独特的书写策略，通过颠覆父权语言成规和描写女性主体意识，为妇女表达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父权社会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没有史料能证明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是否如在父权社会男性压迫女性一样压迫男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以父亲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女性是以“第二性”、“他者”身份处于被决定和被领导的边缘地位的。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而男性则将女性的边缘地位用父权语言长期地固定下来，形成了刻板的女性印象，也体现了男，女二元对立的基本特征。比如，在用男性话语编写的《圣经》里，上帝通常只对男人说话，女性没有言说的权利。基督教不仅视女性为男性的派生与附庸，而且视为人类原罪的根源。Kristeva指出：“原罪是从一个女人開始的，由于她，人类都得完蛋”。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希腊神话。潘多拉是宙斯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而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她出于好奇打开了装满邪恶的盒子。邪恶是装在盒子里，打开盒子却是女人。其意不言而喻：女人是人类的祸害。可见，在父权制社会，女性不仅被边缘化，甚至被丑恶化和妖魔化。在东方，中国的儒家奉行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标准使妇女沦为男性的奴隶和附庸。虽然长辈妇女在儒教家庭中具有一定权力，比如“孟母三迁”典故中的孟子的母亲，《红楼梦》中的贾母，但是这种权力必须是在丈夫死后通过长子获得的，而且，母亲的权力只代表父权和夫权，她本人没有任何权力。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亦是如此，她是以男儿身份代表父亲出征的，而且是为代表父权制的皇帝而战，这恰恰说明了妇女在父权社会中的“隐形”地位，也说明了男性在父权社会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后现代主义运动与解构主义
后现代思潮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于大西洋两岸的文学艺术运动，其本质是以消解和批判为特点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逆动，即对现代性采取反省甚至反叛的态度，从各个角度揭示现代主义种种矛盾和缺陷。后现代主义主张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拒绝现代主义强调的统一性、权威性和确定性。在文学中，后现代主义反对文本的形式与意义固定不变的观念，尤其反对二元对立和等级划分，比如理性／感性、男性，女性、形式，意义。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则表现为德里达的“解构”概念。基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从最初的文学和艺术，延伸到政治、权力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可以说，“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解构”一词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哲学家德里达，是一种哲学和文学分析方法。它通过严格审视文本的语言与逻辑，质疑那些基本的概念化的对立。这些概念化的对立是二元的，有等级关系的；每一个对立中的一个成员被认为是主要的、根本的，而另一成员则是次要的，派生的。二元对立典型的例子，是理性与感性的二分，在西方哲学中，理性一向比感性获得更高的评价。类似的二元对立还有文明，野蛮、西方，东方、男性／女性、在场(presence)，缺席(absence)、说话能力(speech)，写作能力(writing)的对立。而且前者的地位都远高于后者。解构二元对立，就是揭示二元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自相矛盾，证明二元之间没有哪一方优于另一方，或比另一方重要。一般说来，解构二元对立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拆解”(disman-tling)和“颠覆”(subversion)：拆解那些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毫无疑问的概念和假设；颠覆传统或传统的思维模式。“解构”是20世纪晚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因为无休止的解构往往意味着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在解构对立和传统时应当审慎之处。
三、女性主义写作与解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始终围绕着对男性中心主义，即父权制的消解。可以说，解构思想是女性主义的一个理论依据，是女性主义者消除对立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成了女性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基础与主题。而女性主义的发展自然影响到了女性主义作家的思想与情感，这种基于解构的女性主义写作手段使得对父权制的颠覆与男／女对立的消解以实现两性平等在她们的作品中得以彰显。
(一)父权语言与女性身份
中西方有着惊人相似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在中国，妇女被看做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把妇女看做只是孕育男性的后代的营养媒介；女性是身体而不是头脑，是非理性的，女性只是男人及其理性活动的他者。当然，作为男性他者的女性身份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即女人是父权制下用父权语言教化出来的产物。父权语言指传统上教习与使用的语言，它有三个特点：第一，男性制造，并受制于男性主导的机构，比如学校，出版社，词典、语法及参考书的编纂单位；第二，只描写和反映男性的生活、实际及思想，将女性的实际置于无言状态；第三，排斥或贬低与女性有关的事物，比如妇女的活动、利益和经验。西蒙说过，“如果语言不能为两性提供同等的应言说和增强自尊的机会，它就只能是一个性别压制另一个性别的工具”。父权语言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受到压迫的重要原因，因为通过语言媒介，妇女们被教育并认识到自己的从属地位，这对妇女的自信、自尊、创造性与心理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着眼于语言，以解构为手段，通过女性主义书写，构建女性身份诗学。
(二)女性主义写作与《圣经》诠释
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圣经》其实是“一部男性作者的书”，其作者是站在男性立场上规范并操纵女性的。《圣经》是 用父权语言编写而成的宗教经典，女性在这部经典里完全被边缘化，置于从属地位。女性主义者要剖析女性作为“第二性”地位低下的根源，必须先从《圣经》着手。由于《圣经》在基督教牢不可破的地位，重新编写女性版本的《圣经》是不现实的，因此，女性主义写作往往采用迂回方式，以诠释《圣经》为切入点，颠覆基督教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消解男女对立。首先，由于《圣经》是父权制下的产物，这使得《圣经》里虽然也有女性故事，但这些女性故事并没有真正承载女性的主体意识，而只是为男性意志作见证。因此，女性主义者必然会对这些故事进行新的诠释。比如，夏娃首先偷吃了禁果，这恰恰表明女人比男人更主动地追求智慧，而拥有智慧乃是人类优越于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此外，双性同体概念也被女性主义者用来解构男女对立。双性指的是对多元的包容性，意味着两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更不互相排斥；相反，二者还能相互依存，在交流中形成生机活力。双性同体概念被引入《圣经》批评，用以论证上帝具有双性特征。比如，从词源学角度看，希伯来语的上帝是“Elohim”，其中“E1”指闪族男神，“Eloah”指闪族女神，im则表示复数，因而Elo-him泛指男神和女神，即上帝是雌雄同体。女性主义学者还用双性同体概念分析耶稣的性格特征，例如面对罪孽深重的耶路撒冷城，他曾以母鸡爱护小鸡的比喻抒發自己对它的关怀呵护之情：“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马太福音》，第23章)。这就是女性主义者诠释出来的新型的上帝形象：雌雄同体，不仅有男性特质，而且有女性特质。
(三)女性主义写作与古希腊神话的改写
女性主义学者通过女性主义视角的诠释，不仅揭示了《圣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也使原本被压抑和遮蔽的女性主体意识得到了体现。此外，对于那些有损女性形象和品质的神话故事，女性主义写作则可以采取改写(rewriting)的方法，即“以女性化的方式改写父权语言或男性修辞的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体现男尊女卑的男性修辞是无处不在的，比如代表男性的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而代表女性的潘多拉却给人类带来是痛苦和灾难。于是，在女性主义者笔下，潘多拉带给人类的不再是装满邪恶的盒子，而是装着滋养人类的粮食的“丰饶之角”(cornucopia)。“丰饶之角”意为丰富、盈实和多产。这样，经过改写，原来的男性隐喻变成了女性隐喻，潘多拉不再是人类苦难和罪孽的根源，而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天使。另外，解构个别词汇、句法和其他常规性元索，也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征。女性主义写作意在为女性培植新的思想，发展新的语言。女性主义作家一直在试用新词、新的拼写方法、新的语法结构、新的形象和隐喻，以超越父权语言的种种限制。西蒙曾经说过：“女性主义写作和翻译一样。都极想在意义生产中突出女性的主体性”。经过女性主义改写，原本被贬损的女性更换为富有积极意义的新形象，并在意义的生产中不仅消解了男性中心主义，还突出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改写”因此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女性主义写作方法。总而言之，女性主义写作意在颠覆父权语言的成规并创建新的文学乌托邦，而华裔美国人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可以说是这个女性主义文学乌托邦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四、《女勇士》的女性主义书写策略
发表于1976年的《女勇士》是华裔美国人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处女作，该作于当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批评界非小说奖，并多次被节选为中学和大学的教材。
与大多数女性主义作家一样，汤亭亭也采用了干预性转化的写作策略。“干预性转化”(interventionist transformation)指女性主义作家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纠正或改写对女性不利的文本(如神话和传说)，并从女性的视角书写女性自身经验。“干预性转化”的策略除了“诠释”和“改写”，还包括“移植”(transplant)、“曲解”(perversion)和“杂糅”(blending)等，其目的是要颠覆传统、权威和中心，消解对立与冲突。
在由五个独立篇章构成《女勇士》中，女儿一边听母亲讲故事，一边以新的视角重述或改写母亲所讲的故事。重述或改写母亲所讲的故事以及有关中国的历史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因为在女儿眼里，母亲并非代表女性，而是代表父权制的中国文化。母亲给她讲的故事大都是三从四德、女人对男人顺从，而汤亭亭认为正是这样的中国传统给女性造成了巨大伤害，比如在“无名女子”章节，她的姑姑本来是受害者(被强奸并怀孕)，却遭到本村男女老少的群体袭击，最后绝望投井而死。因此改写母亲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颠覆传统和权威。
在“白虎山学道”章节，汤亭亭根据母亲所讲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运用移植和杂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女勇士花木兰，并在塑造这个人物过程中加入了多个颠覆男性中心、消解两性对立的隐喻。第一，故事中的小女孩遇到了教她武艺的一对老夫妇。这对夫妇之间没有主次和尊卑之分，没有对立和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和谐共存，犹如道家太极图的阴和阳，二者相互包含，互为显隐，但不分主次和尊卑。这一象征意味着汤亭亭对男女二元对立的否定和对父权中心的消解，同时也表明作者在消解男女二元对立之后实现两性平等与和谐的理想。第二，这个小女孩经过15年的武艺学习，终于成为一个拥有超人本领的女勇士，22岁时她替父征战。出征前，父母在她背上刻下了复仇的誓言和所受的冤屈。这是“岳母刺字”典故的移植。只不过刻在女勇士背上的不是“精忠报国”，而是中国妇女所忍受的歧视。性别歧视是男女二元对立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作者在这里植入“岳母刺字”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第三，北朝民歌《木兰诗》中的花木兰替父从军是为了使年老父亲免于劳役之苦，是出于对父亲的孝顺，这象征着服从男性家长制；而且民歌中的花木兰还效忠于君王，她英勇战斗、奋勇杀敌都是为了皇上，为了维护这个封建的父权统治。而汤亭亭版的女勇士不仅不效忠于皇上，反而与皇帝的军队作战，她率军赶走了皇太子，还亲手砍下了皇帝的脑袋。皇帝是封建父权制的终极代表，砍掉皇帝脑袋意味着彻底否定父权制。此外，被女勇士解救过的妇女们加入了娘子军(witch arnazons)，“她们收买女婴……见到男人或男孩子就杀”。亚马逊(Amazon)是古希腊传说中女权至上的民族，据说每一个亚马逊女战士长大时都会烧掉或切去右边的乳房，以便拉弓射箭或投掷标枪，与男子拼斗。但“我本人从未遇见过娘子军，不敢妄言其真伪”。显然，汤亭亭并不赞同激进的女权主义，因为这是用一个极端替代另一个极端，其结果是男女的对立 与冲突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会加剧甚至恶化。相反，汤亭亭塑造的女勇士不仅骁勇善战，也能生儿育女，温柔贤惠，孝敬公婆。可以说，汤亭亭用双性同体的概念书写了一个全新的花木兰：不仅有女性特质，而且有男性特质。这是一个杂糅而成、包容性极强的多元化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很多的对立与冲突消失了，代之以丰富、多元与和谐，因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在《女勇士》中，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有时是以男女对立的形式来体现的。在书中最后一章“羌笛野曲”，汤亭亭有意曲解了蔡琰的故事，她根据自己的想象，并结合自己身处世界之间的经历，刻画了一个不一样的蔡琰。“原版”的蔡琰故事体现了种族歧视(大汉主义)和文化障碍(语言不通)。而汤亭亭版的蔡琰不仅能适应环境的变迁，也不反感胡族的衣食习惯，她对掳她的丈夫及其部落也没什么不适。在汤亭亭的笔下，蔡琰、胡族、两个儿子、笛声、歌声构成了一幅完美和谐的画面，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了一个巧妙的隐喻。蔡琰‘代表女性)与胡族丈夫(代表男性)可以和睦相處，胡族(异族文化)也能理解蔡琰的歌词(中原文化)。在这两个版本的故事中，蔡琰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人和事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心态。原版的蔡琰心里只有怨恨和伤感，而汤亭亭版的蔡琰则以包容的心态，通过相互理解和情感交流，平息了心中的怨恨，化解了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这正是身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汤亭亭自身的写照。
总之，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卢梭，女性从未被写进社会契约里。柏拉图认为妇女自身存在具体的性别缺陷，他们必须改正这些缺陷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亚里士多德和卢梭则认为女性应被排除在公共场合之外，不许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女性从未放弃争取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与文化活动的权力，写作就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女性主义学者可以通过写作书写女性自身经验，彰显女性主体意识，构建女性身份。但由于女性主义自身的局限性，过分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会导致激进的女权主义。因此女性主义必须与解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避免一种对立代替另一种对立，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时，为了防止解构落人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泥潭，女性主义学者应回避盲目、无限制的解构，而注重有限度、有节制的解构。也就是说，对于女性主义写作，“解构”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和男女对立与冲突，通过运用干预性转换的女性主义书写策略，书写一个多元共生、相互依存的理想语境，最后构建女性身份诗学。从这一方面看，作为女性主义文学乌托邦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汤亭亭的《女勇士》无疑就是基于解构的女性主义书写的成功典范。
(责编 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