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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朱元璋,乞丐出身,当上皇帝是在1368年。此前的200多年,汉人受尽了外族的压迫和侵略,先是南宋偏安百余年,再是蒙古人统治98年。所以,当上皇帝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国家稳定下来。
在物理学上,一个物体要达到“稳定”的状态,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在动态中实现,一是在静态中实现。朱先生向往的是第二种状态。
当一个统治者想要通过静止的方式实现稳定,他就会很自然地接着想—影响“稳定”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答案是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朱元璋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明朝从创建之初起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全线划分为9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直到1492年,明朝索性宣布“闭关锁国”,而正是在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在对内政策上,朱元璋大力倡导“男耕女织”。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他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
也是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而正是在这400多年里,西方社会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一场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朱元璋所追求的“稳定”,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
黄仁宇便论述说,“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之。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当然这些“后话”,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一定也不陌生。
(本专栏作者即将出版新著《浩荡两千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朱元璋,乞丐出身,当上皇帝是在1368年。此前的200多年,汉人受尽了外族的压迫和侵略,先是南宋偏安百余年,再是蒙古人统治98年。所以,当上皇帝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国家稳定下来。
在物理学上,一个物体要达到“稳定”的状态,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在动态中实现,一是在静态中实现。朱先生向往的是第二种状态。
当一个统治者想要通过静止的方式实现稳定,他就会很自然地接着想—影响“稳定”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答案是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朱元璋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明朝从创建之初起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全线划分为9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直到1492年,明朝索性宣布“闭关锁国”,而正是在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在对内政策上,朱元璋大力倡导“男耕女织”。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他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
也是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而正是在这400多年里,西方社会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一场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朱元璋所追求的“稳定”,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
黄仁宇便论述说,“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之。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当然这些“后话”,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一定也不陌生。
(本专栏作者即将出版新著《浩荡两千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