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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莫言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应是“写自我的写作”，这是对民间写作这一观念的进一步准确定位。莫言充分调动对农村生活的深切体验，描述他心目中民间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使民间呈现出别样的面貌。这样的书写使莫言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
关键词：民间立场 自我写作 新历史主义
莫言的作品充满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莫言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莫言通过对民间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追寻现实与历史的真相，思索人类的生存状态，探询人性的秘密，从中体现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莫言身为知识者、启蒙者的身份及立场也从中得以表现。但莫言又明确提出“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一观点，真正的民间写作是知识分子的写作？这一提法是否与莫言的知识分子立场形成矛盾呢？
一 民间写作与自我写作
“文革”之后，很多作家将写作视野转向了民间。侧重描写民间生活，在形式方面也积极汲取民间传统文学的营养。固然，向民间文化学习，这是文学发展中较自然的一种文学现象，但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表现较为突出，甚至成为一种潮流，则有时代因素的影响。这种转向是作家的一种主动选择，主要是为了避免政治因素的约束，表现自身的创作个性。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乡土小说、市井小说即是突出表现，莫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进入90年代后，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仍有作家坚持扎根民间，表现自我，如刘震云、阎连科等。莫言仍是其中一员，而且他对民间写作这一创作理念也更加清晰，民间创作姿态日益鲜明，这和莫言的农村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乡村记忆是他最主要的创作源泉。
2001年时，莫言明确提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知识分子立场，用老百姓的思维来写作”，这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观点。这是莫言对前期创作的总结，也是他之后创作的方向。当然，莫言不是真正放弃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这一说法恰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鲜明创作态度。写作时作家放低姿态，不带功利心，把自己当做百姓，讲述百姓生活，以冷峻而真诚的态度再现民间生活。作家不再承担启蒙者的角色，也不是道德评判者，不是医生，只是一个记录者。这是作家鲜明创作个性的体现。在民间写作这一创作姿态的引领下，莫言在创作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与尝试，这可以从他对现代叙事技巧的灵活使用看出，他并不是一味地以民间来框定自己。《檀香刑》被认为是向民间学习的典范，但频繁变化的叙述视角则是现代叙事技巧的使用，民间与现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正是自我写作的一种体现，这是民间写作这一观念的进一步准确定位。莫言在以后的谈话中，也不断提及民间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将写作视野锁定在民间，在民间土地上书写自己作为一个知识者的情怀，这是莫言真实的追求。莫言把回归民间当作了书写自我的手段，民间写作是种个性化写作。
准确地说，莫言的追求体现了难得的对文学阵地的坚守精神。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对生活的真实展现，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盛行的今天，不被政治左右，不被金钱玷污，满怀真诚，书写人文关怀。莫言越来越明确的民间写作、自我写作的创作取向，正是这种追求的体现。当下中国文坛，有一批作家这样寂寞地行走在路上。刘震云以普通百姓与官场小人物的故事审视着中国文化与人性；阎连科以他的耙耧系列揭示着农民的劣根性；莫言则以他对历史的体验式理解书写着民间百姓的苦难历史。
二 个性表现
就在莫言对文学与民间关系深入理性的思索中，他充分调动对农村生活的深切体验，描述他心目中民间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使民间呈现出别样的面貌。
1 以个人叙事取代宏大的历史叙事
《红高粱》中，莫言对抗日战争的独特展现令人耳目一新，为现代战争题材的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这是一个民间百姓自发的抗日故事，反抗者没有先进理念的领导，也不是苦大仇深的受苦农民，一个土匪头子率领任何方面都逊色敌人的一群乡民与强大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对抗。另类的抗日故事使人对历史教课书泾渭分明的历史书写产生了质疑。《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轮回》等作品都在延续这种感觉。
民间的历史有着自己的面貌，带着这样的历史记忆，莫言在书写民间历史时，采用了一种新的讲史方式，以家族史、野史等民间历史的叙事方式演绎故事，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叙事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书写历史的主流叙事中，采用的多是一种正史演绎的宏大叙事方式，首先会预设一种历史理性，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为每个人的行动提供动力和理由，从而使个人行动在历史中合理化、合法化，成功者则成为顺潮流而动的历史英雄。
莫言采用民间历史的叙事方式，背离了这一传统叙事模式，他以个人叙事取代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他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传统的英雄伟人，人物的行动及结果通常违背了人们的历史常识，人物的行动也不再受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如：余占鳌的日抗、蓝脸的单干，都是人物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发式抗争，看似特别的作为，源自农民最朴素的信念，如重视土地，重视血缘关系，具有坚忍不拔的韧性。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农业文明影响下的农民意识的反映。莫言实际以对“传统”的再现来反抗新的传统，尽力还原民间历史的真实面貌。
个人叙事模式使莫言的故事及人物总是逸出人们在主流叙事影响下形成的审美期待，展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另一面。在文本中，他总是能超越阶级的局限，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与思索。《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的时代背景是“文革”。“文革”期间，全省的右派都集中下放在农场，他们生活清苦，精神乐观，虽都是犯了错误的人，却是村民眼中的能人；但政治上的打击也使他们随时可能被根正苗红的农民侮辱。这段生活来自莫言60年代的家乡记忆。那时，在莫言家村旁的农场，曾聚集过大批右派，他们是各行业的状元，村民对他们极为尊重。因此，出现在故事中的右派不是政治打击后愁苦忧思的悲剧形象。小说以孩子的视角回忆三十年前的乡村运动会，时光过滤掉了附着在人物身上的意识形态内容，使他们成为乡村的传奇；而质朴、幽默的语言，喜剧性手法的运用恰到好处地化解了生活的沉重，文本的整体情感基调是昂扬的。 2 “小说家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
莫言依靠对农村生活的深切体验书写着历史。莫言以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普通人物为主人公，描述时代演进中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在文本中，历史事件不再以整体性面貌呈现，不再遵循因果逻辑，历史呈现出偶然性的碎片表象，具有了个人化、世俗化的特点。作家根据自己的农村记忆理解改造了历史事件，历史已经被重新讲述。而不是像正史描述的那样展现历史事件。这种处理明确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特点。作家以对民间生活形态的关注取代了以往对政治历史生活的关注；以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取代了对历史事件的关注，历史已经被重新讲述，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创作疏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好地突出了作家的主体性，使作家更好地完成了对社会历史思考的传达。这样的历史书写使莫言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种与以往对历史的描绘方式不同的小说写作潮流。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图解，规避宏大叙事，把目光转向广大的民间，通过对民间普通百姓命运的关注，尽可能地书写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者往往采用较为冷峻的态度，尽量掩藏主观性，“如实”的进行描摹，但小说对历史事件的碎片化处理实际已暗示了作家的主观态度。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界定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主要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的小说。莫言对历史的书写与多数新历史小说的展现不尽相同。莫言的笔触从抗战延展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他并不规避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只不过这些事件往往是他故事中的一个模糊背景而已。莫言笔下的人物既有普通的乡野百姓，也有以往历史叙事中的主要人物，如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基层的乡村干部。讲史的方式也会采用具庄严格调的宏大叙事，但他的讲述融入了更多的民间记忆、生活体验。《丰乳肥臀》是莫言小说中时间跨度最长的小说，时间近一个世纪。小说的前半部以讲史式的庄严笔调讲述母亲的苦难日子，后半部则充满戏谑口吻。母亲所有苦难的生活状态都来源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更迭和权利角逐，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既定的某种历史理性，非理性的因素被置放在历史进程中，历史的发展呈现出荒诞性、无规律性。这是由民间视野直接决定的。
莫言以民间叙事延续着他对历史的理解，这既是对教科书上的历史进行着另一角度的补充，也是对教科书上的历史的一种质疑，从中折射出的是有关历史真实的问题。在颠覆以往历史的背后，潜藏着重新建构历史的某种真实性的企图。莫言一直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描写要比那些编撰的史料更能接近真实，因而也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小说的素材，如农民的经历、农村从过去到今天的沿革，多来源自祖父辈的口中，再凭借他农村生活得来的体验，他更相信自己的描写是真实的，他不过是以小说的方式描述一切而已。但是，当作家以“我”的主观感觉为基准，对历史采取主观化叙事的方式，取代以往传统历史事实自我呈现的客观化叙事方式时，历史在文本中已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呈现出碎片性甚至模糊性的特点，历史已丧失了追问真实的基础，历史真实很难寻觅。历史不过是作家主观性重组后的材料拼接，历史具有了荒诞性特点，而小说呈现出寓言化特征。《生死疲劳》即是一例。这部小说展现的是从1950年到2000年的中国历史，书中众多人物似乎都莫明地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另一方面，当莫言以民间视角、民间观点书写民间历史时，作品因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因莫言呈现出的是与正史不同的历史面貌，于是小说描述的民间历史与大的时代、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印象形成了对比，在这种对比中，在一种更完整的历史语境下，一种奇异的反讽效果出现，作品常常表现出文本表层意义之外的多重意义。如《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他守护土地、执着单干，表现了传统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他一个人无助的在土地耕作的身影，令人心生同情与敬意，但执着一念的作为却也有些滑稽，一切不过是源于“贪念”，就如书名出处所言“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所以，民间历史只是作家表现人生体验的一个载体而已。
参考文献：
[1]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2] 莫言：《我的〈丰乳肥臀〉》，《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陈思和：《关于新历史小说》，《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张艳红，赤峰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民间立场 自我写作 新历史主义
莫言的作品充满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莫言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莫言通过对民间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追寻现实与历史的真相，思索人类的生存状态，探询人性的秘密，从中体现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莫言身为知识者、启蒙者的身份及立场也从中得以表现。但莫言又明确提出“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一观点，真正的民间写作是知识分子的写作？这一提法是否与莫言的知识分子立场形成矛盾呢？
一 民间写作与自我写作
“文革”之后，很多作家将写作视野转向了民间。侧重描写民间生活，在形式方面也积极汲取民间传统文学的营养。固然，向民间文化学习，这是文学发展中较自然的一种文学现象，但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表现较为突出，甚至成为一种潮流，则有时代因素的影响。这种转向是作家的一种主动选择，主要是为了避免政治因素的约束，表现自身的创作个性。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乡土小说、市井小说即是突出表现，莫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进入90年代后，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仍有作家坚持扎根民间，表现自我，如刘震云、阎连科等。莫言仍是其中一员，而且他对民间写作这一创作理念也更加清晰，民间创作姿态日益鲜明，这和莫言的农村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乡村记忆是他最主要的创作源泉。
2001年时，莫言明确提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知识分子立场，用老百姓的思维来写作”，这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观点。这是莫言对前期创作的总结，也是他之后创作的方向。当然，莫言不是真正放弃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这一说法恰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鲜明创作态度。写作时作家放低姿态，不带功利心，把自己当做百姓，讲述百姓生活，以冷峻而真诚的态度再现民间生活。作家不再承担启蒙者的角色，也不是道德评判者，不是医生，只是一个记录者。这是作家鲜明创作个性的体现。在民间写作这一创作姿态的引领下，莫言在创作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与尝试，这可以从他对现代叙事技巧的灵活使用看出，他并不是一味地以民间来框定自己。《檀香刑》被认为是向民间学习的典范，但频繁变化的叙述视角则是现代叙事技巧的使用，民间与现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正是自我写作的一种体现，这是民间写作这一观念的进一步准确定位。莫言在以后的谈话中，也不断提及民间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将写作视野锁定在民间，在民间土地上书写自己作为一个知识者的情怀，这是莫言真实的追求。莫言把回归民间当作了书写自我的手段，民间写作是种个性化写作。
准确地说，莫言的追求体现了难得的对文学阵地的坚守精神。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对生活的真实展现，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盛行的今天，不被政治左右，不被金钱玷污，满怀真诚，书写人文关怀。莫言越来越明确的民间写作、自我写作的创作取向，正是这种追求的体现。当下中国文坛，有一批作家这样寂寞地行走在路上。刘震云以普通百姓与官场小人物的故事审视着中国文化与人性；阎连科以他的耙耧系列揭示着农民的劣根性；莫言则以他对历史的体验式理解书写着民间百姓的苦难历史。
二 个性表现
就在莫言对文学与民间关系深入理性的思索中，他充分调动对农村生活的深切体验，描述他心目中民间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使民间呈现出别样的面貌。
1 以个人叙事取代宏大的历史叙事
《红高粱》中，莫言对抗日战争的独特展现令人耳目一新，为现代战争题材的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这是一个民间百姓自发的抗日故事，反抗者没有先进理念的领导，也不是苦大仇深的受苦农民，一个土匪头子率领任何方面都逊色敌人的一群乡民与强大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对抗。另类的抗日故事使人对历史教课书泾渭分明的历史书写产生了质疑。《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轮回》等作品都在延续这种感觉。
民间的历史有着自己的面貌，带着这样的历史记忆，莫言在书写民间历史时，采用了一种新的讲史方式，以家族史、野史等民间历史的叙事方式演绎故事，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叙事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书写历史的主流叙事中，采用的多是一种正史演绎的宏大叙事方式，首先会预设一种历史理性，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为每个人的行动提供动力和理由，从而使个人行动在历史中合理化、合法化，成功者则成为顺潮流而动的历史英雄。
莫言采用民间历史的叙事方式，背离了这一传统叙事模式，他以个人叙事取代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他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传统的英雄伟人，人物的行动及结果通常违背了人们的历史常识，人物的行动也不再受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如：余占鳌的日抗、蓝脸的单干，都是人物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发式抗争，看似特别的作为，源自农民最朴素的信念，如重视土地，重视血缘关系，具有坚忍不拔的韧性。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农业文明影响下的农民意识的反映。莫言实际以对“传统”的再现来反抗新的传统，尽力还原民间历史的真实面貌。
个人叙事模式使莫言的故事及人物总是逸出人们在主流叙事影响下形成的审美期待，展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另一面。在文本中，他总是能超越阶级的局限，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与思索。《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的时代背景是“文革”。“文革”期间，全省的右派都集中下放在农场，他们生活清苦，精神乐观，虽都是犯了错误的人，却是村民眼中的能人；但政治上的打击也使他们随时可能被根正苗红的农民侮辱。这段生活来自莫言60年代的家乡记忆。那时，在莫言家村旁的农场，曾聚集过大批右派，他们是各行业的状元，村民对他们极为尊重。因此，出现在故事中的右派不是政治打击后愁苦忧思的悲剧形象。小说以孩子的视角回忆三十年前的乡村运动会，时光过滤掉了附着在人物身上的意识形态内容，使他们成为乡村的传奇；而质朴、幽默的语言，喜剧性手法的运用恰到好处地化解了生活的沉重，文本的整体情感基调是昂扬的。 2 “小说家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
莫言依靠对农村生活的深切体验书写着历史。莫言以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普通人物为主人公，描述时代演进中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在文本中，历史事件不再以整体性面貌呈现，不再遵循因果逻辑，历史呈现出偶然性的碎片表象，具有了个人化、世俗化的特点。作家根据自己的农村记忆理解改造了历史事件，历史已经被重新讲述。而不是像正史描述的那样展现历史事件。这种处理明确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特点。作家以对民间生活形态的关注取代了以往对政治历史生活的关注；以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取代了对历史事件的关注，历史已经被重新讲述，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创作疏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好地突出了作家的主体性，使作家更好地完成了对社会历史思考的传达。这样的历史书写使莫言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种与以往对历史的描绘方式不同的小说写作潮流。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图解，规避宏大叙事，把目光转向广大的民间，通过对民间普通百姓命运的关注，尽可能地书写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者往往采用较为冷峻的态度，尽量掩藏主观性，“如实”的进行描摹，但小说对历史事件的碎片化处理实际已暗示了作家的主观态度。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界定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主要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的小说。莫言对历史的书写与多数新历史小说的展现不尽相同。莫言的笔触从抗战延展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他并不规避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只不过这些事件往往是他故事中的一个模糊背景而已。莫言笔下的人物既有普通的乡野百姓，也有以往历史叙事中的主要人物，如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基层的乡村干部。讲史的方式也会采用具庄严格调的宏大叙事，但他的讲述融入了更多的民间记忆、生活体验。《丰乳肥臀》是莫言小说中时间跨度最长的小说，时间近一个世纪。小说的前半部以讲史式的庄严笔调讲述母亲的苦难日子，后半部则充满戏谑口吻。母亲所有苦难的生活状态都来源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更迭和权利角逐，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既定的某种历史理性，非理性的因素被置放在历史进程中，历史的发展呈现出荒诞性、无规律性。这是由民间视野直接决定的。
莫言以民间叙事延续着他对历史的理解，这既是对教科书上的历史进行着另一角度的补充，也是对教科书上的历史的一种质疑，从中折射出的是有关历史真实的问题。在颠覆以往历史的背后，潜藏着重新建构历史的某种真实性的企图。莫言一直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描写要比那些编撰的史料更能接近真实，因而也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小说的素材，如农民的经历、农村从过去到今天的沿革，多来源自祖父辈的口中，再凭借他农村生活得来的体验，他更相信自己的描写是真实的，他不过是以小说的方式描述一切而已。但是，当作家以“我”的主观感觉为基准，对历史采取主观化叙事的方式，取代以往传统历史事实自我呈现的客观化叙事方式时，历史在文本中已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呈现出碎片性甚至模糊性的特点，历史已丧失了追问真实的基础，历史真实很难寻觅。历史不过是作家主观性重组后的材料拼接，历史具有了荒诞性特点，而小说呈现出寓言化特征。《生死疲劳》即是一例。这部小说展现的是从1950年到2000年的中国历史，书中众多人物似乎都莫明地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另一方面，当莫言以民间视角、民间观点书写民间历史时，作品因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因莫言呈现出的是与正史不同的历史面貌，于是小说描述的民间历史与大的时代、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印象形成了对比，在这种对比中，在一种更完整的历史语境下，一种奇异的反讽效果出现，作品常常表现出文本表层意义之外的多重意义。如《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他守护土地、执着单干，表现了传统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他一个人无助的在土地耕作的身影，令人心生同情与敬意，但执着一念的作为却也有些滑稽，一切不过是源于“贪念”，就如书名出处所言“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所以，民间历史只是作家表现人生体验的一个载体而已。
参考文献：
[1]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2] 莫言：《我的〈丰乳肥臀〉》，《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陈思和：《关于新历史小说》，《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张艳红，赤峰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