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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阆州陈氏家族兴盛于北宋初期，且以陈氏三状元（陈尧叟、陈尧佐和陈尧咨）为中流砥柱。陈氏一门父子四人均居高位，他们以勤政爱民、清廉务实的理念施政于民，成就显著，深受百姓爱戴。究其成功因素，北宋初年“重文轻武”的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繁荣的经济构成了阆州三陈取得成功的社会环境因素。正是这样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造就了北宋科举制发展史上一门三状元的奇迹，成为了后来研究北宋人才辈出、科技发达和文化繁荣的范例。
关键词：北宋;阆州陈氏三状元;独特;社会环境
阆州陈氏家族是从北宋初期开始繁盛的名门望族，当时的名人司马光在评论这个家族时说：自奏国公陈省华至其诸子相继登进士科。文忠公陈尧叟、康肃公陈尧咨具群士之首，接踵为将相，始大其家，子孙繁衍，住至显宦，棋布中外，故当世称衣冠之盛者首推陈氏。[1]如此繁盛之家族必与陈省华及其三子（陈尧叟、陈尧佐和陈尧咨）当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亦可知得失。因此影响北宋阆州陈氏三状元取得个人成就的社会环境因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从“重武轻文”转向“重文抑武”的文化政策
自唐末“安史之乱”起，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周而立北宋的两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从“尚武轻文”的统治基策，逐步转向“重武轻文”的统治策略。
1.唐末五代十国的“重武轻文”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唐朝末期到五代十国时期，武人掌政时时有之，这导致唐朝覆没于武人专权，取唐而相继代之的五代十国亦是短命王朝，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诸侯混战割据，政权频繁更替。南北方先后存在了十多个国家，大多数国家存在的时间不超过五十年。宋朝人范浚在《五代论》中论述五代国家兴亡时说：“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2]李彦韬认为：“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徐当尽除之。”[3]史弘肇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4]由于战事频繁，武人在政权更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现了一批以武立功而显赫的世家大族。这使得百姓坚信无须“十年寒窗苦读”，只要上阵杀敌立功，亦可高官厚禄，衣食无忧。这种快速的“致富法”，使社会形成了一种“文人无用，读书无用”的舆论氛围。由于缺乏坚实的文化根基，以及频繁战事的影响，使这种基于武功而显赫的家族，由于家族核心人物被杀或权势的衰落而迅速走向覆灭，这种以急功近利的方法难以长期被世人所认同。
2.北宋“重文抑武”的文化政策及对士人的尊重和宽容
值北宋初建之时，北宋统治者开始摒除五代之弊，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政治手腕，将武人之权收归中央，为结束五代十国混乱局面，完成中国统一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实施重视文教的国家政策，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激励文人志士通过读书来改变自身命运和实现自我抱负。太祖、太宗时朝廷决策、州县典守多用儒臣，“内外大小皆儒者显荣”[5]。太宗还规定：“第一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6]正如后来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7]同时，糊名制度的全面实施使科举制度更加的完善，这为天下儒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提供了更为公平的机会。
相较于前朝严重压制文人的政策，北宋的文化政策犹如雨后甘霖，极大地激发了士人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纷纷加入这场自上而下开展的重文教运动，使全社会迅速就形成了重文、崇文的舆论氛围，文人因而在社会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这无疑是阆州陈氏家族兴盛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阆州陈氏三状元在北宋“重文教，轻武事”的政策引导下，通过十年寒窗苦读，三人均进士及第，其中文忠公和康肃公分别于太宗端拱二年（989）和真宗咸平三年（1000）高中狀元，其父陈省华也因长子文忠公及第状元而被宋太宗破格提拔。“先是尧叟举进士，中甲科，占谢词气明辨。上问宰相此谁子，王沔等以省华对。省华时为楼烦令，即召见，擢太子中允。于是父子又同日而赐章服”[8]。一门父子四人先后身居高位显职，成为阆州陈氏家族最具代表的人物。
二、繁荣的社会经济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核心。在封建社会里，发展教育是促进文化发展最为主要手段。当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时，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物质生活需要，而是进一步扩大到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制约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教育功能发挥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北宋阆州陈氏家族所处的前蜀、后蜀以及北宋前期，社会较为稳定且经济十分繁荣，这为陈三状元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前蜀与后蜀
前蜀和后蜀繁荣的经济和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陈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据《宋史·陈尧佐传》记载：“其先河朔人，高祖翔为蜀新井县令（今四川南部县）。”前蜀和后蜀无论在农业，还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其经济的繁荣程度在位于当时南方众多国家的前列，甚至连北方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无法相比的。宋太祖赵匡胤在筹划统一全国的战争时曾对后来的宋太宗赵匡义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努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东、江南……”足见蜀国在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繁荣的一颗明珠，这既成为许多士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入川，带动了巴蜀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也为阆州陈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北宋前期
北宋统治者一方面运用武力的方式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战乱局面， 为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北宋政府为稳定统治，采取了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使北宋前期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为北宋科举制制度的发展，形成人才鼎盛的局面创造了条件。据史料记载：自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二十日起，太祖时期先后选拔了进士、举人四百多人。宋太宗时期，进士、举人人数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每举约为一万人，淳化元年（990）曾多达两万人以上。“令礼部于五年最多数中，特解及五分”。[9]具体数字史载未详，据推算，约六、七千人。足见北宋初期人才之兴盛。
结语
北宋阆州陈氏三状元取得的成就绝非偶然，而是与其当时所处的独特社会环境有莫大的关联。陈氏三兄弟的成功既是举子十年寒窗苦读，一朝求功名的励志榜样，也正面证明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与国家政策的调控是国家人才培养，文化的繁荣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因素。以史为鉴，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引导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事业，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元）佚名.宋史全文[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 （明）陈邦詹. 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4.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M].北京：中华书局，1957.11.
[5] （宋）范浚.香溪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清）王瑞庆，徐畅达.道光南部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8.
[8] （清）黎学锦等.道光保宁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8.
[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9.
关键词：北宋;阆州陈氏三状元;独特;社会环境
阆州陈氏家族是从北宋初期开始繁盛的名门望族，当时的名人司马光在评论这个家族时说：自奏国公陈省华至其诸子相继登进士科。文忠公陈尧叟、康肃公陈尧咨具群士之首，接踵为将相，始大其家，子孙繁衍，住至显宦，棋布中外，故当世称衣冠之盛者首推陈氏。[1]如此繁盛之家族必与陈省华及其三子（陈尧叟、陈尧佐和陈尧咨）当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亦可知得失。因此影响北宋阆州陈氏三状元取得个人成就的社会环境因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从“重武轻文”转向“重文抑武”的文化政策
自唐末“安史之乱”起，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周而立北宋的两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从“尚武轻文”的统治基策，逐步转向“重武轻文”的统治策略。
1.唐末五代十国的“重武轻文”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唐朝末期到五代十国时期，武人掌政时时有之，这导致唐朝覆没于武人专权，取唐而相继代之的五代十国亦是短命王朝，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诸侯混战割据，政权频繁更替。南北方先后存在了十多个国家，大多数国家存在的时间不超过五十年。宋朝人范浚在《五代论》中论述五代国家兴亡时说：“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2]李彦韬认为：“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徐当尽除之。”[3]史弘肇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4]由于战事频繁，武人在政权更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现了一批以武立功而显赫的世家大族。这使得百姓坚信无须“十年寒窗苦读”，只要上阵杀敌立功，亦可高官厚禄，衣食无忧。这种快速的“致富法”，使社会形成了一种“文人无用，读书无用”的舆论氛围。由于缺乏坚实的文化根基，以及频繁战事的影响，使这种基于武功而显赫的家族，由于家族核心人物被杀或权势的衰落而迅速走向覆灭，这种以急功近利的方法难以长期被世人所认同。
2.北宋“重文抑武”的文化政策及对士人的尊重和宽容
值北宋初建之时，北宋统治者开始摒除五代之弊，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政治手腕，将武人之权收归中央，为结束五代十国混乱局面，完成中国统一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实施重视文教的国家政策，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激励文人志士通过读书来改变自身命运和实现自我抱负。太祖、太宗时朝廷决策、州县典守多用儒臣，“内外大小皆儒者显荣”[5]。太宗还规定：“第一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6]正如后来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7]同时，糊名制度的全面实施使科举制度更加的完善，这为天下儒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提供了更为公平的机会。
相较于前朝严重压制文人的政策，北宋的文化政策犹如雨后甘霖，极大地激发了士人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纷纷加入这场自上而下开展的重文教运动，使全社会迅速就形成了重文、崇文的舆论氛围，文人因而在社会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这无疑是阆州陈氏家族兴盛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阆州陈氏三状元在北宋“重文教，轻武事”的政策引导下，通过十年寒窗苦读，三人均进士及第，其中文忠公和康肃公分别于太宗端拱二年（989）和真宗咸平三年（1000）高中狀元，其父陈省华也因长子文忠公及第状元而被宋太宗破格提拔。“先是尧叟举进士，中甲科，占谢词气明辨。上问宰相此谁子，王沔等以省华对。省华时为楼烦令，即召见，擢太子中允。于是父子又同日而赐章服”[8]。一门父子四人先后身居高位显职，成为阆州陈氏家族最具代表的人物。
二、繁荣的社会经济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核心。在封建社会里，发展教育是促进文化发展最为主要手段。当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时，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物质生活需要，而是进一步扩大到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制约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教育功能发挥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北宋阆州陈氏家族所处的前蜀、后蜀以及北宋前期，社会较为稳定且经济十分繁荣，这为陈三状元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前蜀与后蜀
前蜀和后蜀繁荣的经济和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陈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据《宋史·陈尧佐传》记载：“其先河朔人，高祖翔为蜀新井县令（今四川南部县）。”前蜀和后蜀无论在农业，还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其经济的繁荣程度在位于当时南方众多国家的前列，甚至连北方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无法相比的。宋太祖赵匡胤在筹划统一全国的战争时曾对后来的宋太宗赵匡义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努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东、江南……”足见蜀国在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繁荣的一颗明珠，这既成为许多士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入川，带动了巴蜀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也为阆州陈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北宋前期
北宋统治者一方面运用武力的方式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战乱局面， 为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北宋政府为稳定统治，采取了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使北宋前期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为北宋科举制制度的发展，形成人才鼎盛的局面创造了条件。据史料记载：自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二十日起，太祖时期先后选拔了进士、举人四百多人。宋太宗时期，进士、举人人数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每举约为一万人，淳化元年（990）曾多达两万人以上。“令礼部于五年最多数中，特解及五分”。[9]具体数字史载未详，据推算，约六、七千人。足见北宋初期人才之兴盛。
结语
北宋阆州陈氏三状元取得的成就绝非偶然，而是与其当时所处的独特社会环境有莫大的关联。陈氏三兄弟的成功既是举子十年寒窗苦读，一朝求功名的励志榜样，也正面证明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与国家政策的调控是国家人才培养，文化的繁荣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因素。以史为鉴，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引导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事业，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元）佚名.宋史全文[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 （明）陈邦詹. 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4.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M].北京：中华书局，1957.11.
[5] （宋）范浚.香溪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清）王瑞庆，徐畅达.道光南部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8.
[8] （清）黎学锦等.道光保宁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8.
[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