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鳥画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工笔花鸟画在悠久的中国绘画史上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作为中国画中所具有的意境美，工笔花鸟画更是有着它独特的设色方法与形式美感。尤其宋代工笔花鸟画设色的意境美体现的更为深刻。花鸟画家通过经典作品可以完美的体现出花鸟画的意蕴与内涵。工笔花鸟画设色被历代的花鸟画家作为品评花鸟画含蕴的重要法则。[1]尽管从五代以来“黄荃富贵”的工笔设色风格在唐代进一步被发展，但是宋代对于这一局面的突破，使得崔白在花鸟画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其“野逸”风格的呈现，增加了了宋代花鸟画的情趣。
　　野逸”是一种具有独特韵味的绘画艺术风格是由五代时期徐熙发展而来的，在艺术审美学说是由北宋著名画家、绘画理论家郭熙提出并由宋元画家付诸实现的。在北宋中期“黄家富贵”的风格在支持创新人士的抨击下，逐渐衰退。而 “徐熙野逸”之感慢慢登上画坛，呈现出自然与人和生活相融合的体验，表现出新的艺术手法。意境之感从真实再现到“抒胸中义气”，从“富贵华丽”到“自然田趣”，从迎合大众到关注绘画艺术本身，这些都无不表现了“登临览物之有得”的审美境界。 [2]在北宋这一时期的“野逸”花鸟画方面，其风格的转变，加之设色意境的放逸的体现为后来的花鸟画画法和画风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期的一批画家，例如崔白等人，他们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结合个人经历、内心性情、题材选取和表现等方面都做出了趋于乡野生趣、清新淡雅的“野逸”之风而有别于“黄家富贵”的贵族花鸟画表现新样式。同时，这一题材和技法的突破以及“野逸”趣味中在设色中的淡雅，淡淡的色彩与墨色浓淡之间贯穿了画面意境变现的通透，以及闲放豁达的性情表露。闲逸趣味隐含下的精神需求和情感寄托为后来的文人净化心灵、超越自我埋下了伏笔，这些都成为了士大夫们追捧的范式，为后来文人写意花花鸟画的兴起发展起到了积淀性的积极作用。
　　崔白作为变革工笔花鸟画之风的大家，其代表作品的设色风格，充分展现出宋代时期花鸟画意境的变化。崔白是重视发挥写生精神的画家，其依靠超越前人的观察研究及描绘能力，探索花木鸟兽的生意，摆脱花鸟属装饰图案的遗影，开创新的发展方向。崔白擅花竹、翎毛，亦长于佛道壁画，画佛道鬼神、山水、人物亦精妙绝伦，尤长于写生。所画鹅、蝉、雀堪称三绝，手法细致，形象真实，生动传神，富于逸情野趣。一改百余年墨守成规的花鸟贵族之风，成为北宋画坛的革新主将，数百年来颇受画坛尊崇。[3]
　　《双喜图》乃其传世精品，更是代表了崔白突破富贵风格的代表。画面描绘深秋之景，旷野萧瑟，秋风呼啸，枯木败枝，残叶飘零，在一片萧瑟之景中，两只禽鸟与萧瑟秋风不期而遇，一只攀在树枝上，目光俱向下，在一片荒凉的残枝败草之中，有一只褐兔正回头与两只禽鸟目光相聚。古木与翠竹的有机结合，野兔与禽鸟的相互慰藉，在寒秋中尽显生动。或许是褐兔的出现惊扰了它们，场景萧瑟寒凝，却是自然界寻常生命景象的再现，体现出画家对田野生活观察的细致，场景的排列显示出画家高超的构图排列组合的高深画技。使得观画者回味无穷。在绘画手法上体现出对于黄家画风的突破，颇具新意：在整体画面中，工、写结合，枝叶双勾，甚至连细草也双勾，但禽与兔则勾、点、染结合，褐兔皮毛以笔尖簇点，层层积染，而禽鸟的羽毛则填染白粉，皮毛的质感强烈。土坡以干笔淡墨粗勾几笔，然后略加皴擦，只在局部加以密集的皴笔，却也将秋天旷野的落寞突现出来。飞鸟与褐兔的上下呼应，将疾风中零乱的一切涵容，而树身、枝干的勾、皴、擦、染，老练而雄健，显现其山水画风格，技法非常之成熟。虽然只有一种温润淡雅的色调，但是色彩感觉却是多种多样的，同一种色彩之中穿插着不同层次的丰富色彩，笔墨运用干湿相间，色调和谐统一却又富有变化。不由让观者回味无穷，也想永自己的眼球走一遍画家画笔所走过的痕迹。总体来说《双喜图》设色较为清淡雅致，温和的色调意境悠长。画面当中较为浓艳的色彩几乎没有使用，却又寓浓于淡，这种淡然典雅设色情调正好体现了画论所说的“体制清澹，作用疏通”的艺术特色。
　　由此可见，《双喜图》中“野逸"的设色风格，表现出的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在花鸟画中这一指向的开始，使得作为自然界中的花鸟承载了人类抒怀和言志的载体，花鸟画不再是仅仅贵族怀中之物，更开始走入世俗生活，花鸟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邓乔彬.宋代绘画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0：4-12.
　　[2]商艳玲.浅析宋代美术教育特色[J].大众文艺，2012，（24）.
　　[3]赵艳玲.崔白与北宋花鸟艺术变革[J] .紫禁城，2014，（11）.
　　作者简介：韩营业，女，汉族，籍贯：山东德州，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美术教育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