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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简要分析著名作家杨显惠“定西三部曲”中反映出来的作家责任感，探索良知与作家世界观的关系，分析作家真实再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当代 责任感 中国文学 定西 杨显惠 良知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良知概念与杨显惠其人的其文
作家的良知是作家作为一个书写者所体现出来的良性价值观，是通过他的作品来反映的，包括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内容以及价值取向等。
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甘肃兰州，1971年进入甘肃师大数学系。从20世纪90年代起，杨显惠开始了“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定西三部曲中，前两个作品都是反映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段历史的，而第三部《甘南纪事》与前两部作品内容不一样，包括“恩贝”“白玛”等12个独立的故事，主要记述甘南藏区所具有的典型性生活场景，展现的是现代社会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冲击，藏族文化厚重而淳朴，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模式和思維模式。
杨显惠的第一部叫《夹边沟记事》，书中的“夹边沟”位于甘肃酒泉一片戈壁滩边上，从1957年开始关押“右派”。这些在运动中向共产党提意见和建议的人被视为右派，受到非人的待遇，其实有很多没有提过意见的人也被划为右派，如书中的几个女大学生，她们没有满足自己上司无理要求被下放劳动，还有一些人是单位领导为了完成任务而被定为右派的。这些右派都吃尽了苦头，宛如进入人间炼狱。他们在无望中挣扎，背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苦苦求生，在政治的高压下有人精神失常，有人自杀以寻求解脱；在物资的高度控制下，有人出卖肉体，还有人出卖灵魂，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第二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反映的是定西专区在特殊年代发生的与饥饿有关的故事。定西地区也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执行极左路线，在三年自然灾害与人为阶级斗争之后，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活生生地饿死了一批人，有些人死在出去干活的路上，有些人则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还有些人背着家里的东西去赶集，在路上休息了一下，却再也起不来了，这样就留下一批孤儿，据统计，定西地区当时留下的孤儿有六千多人，说明有数千个家庭在这次天灾与人祸中消失了，在灾害过去以后，专区与下面的各个县、社（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专门收留这些苦难的孩子。《定西孤儿院纪事》用生动的笔墨、独立的故事、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历史场景，把悲惨的景象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潸然泪下，不忍卒读。
二 良知源自作家的世界观
人们的世界观是在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人们总是以此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世界观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文学作品的题材选择应该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直接反映。
在现代社会，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快速阅读成为主流，而现实中有大量给人以深思的作品，如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历史，表明了作家高度的责任感与人本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
在人类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对人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深刻，只有它能够指导人类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史记》、《离骚》的影响，深受唐诗宋词的熏陶，就是因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它们总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对世界进行自我判断，文学的力量就像是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改变着我们。
文学是文化的传播与媒介，是作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发扬光大，是对人类价值观的一种传承。文学就像一面镜子，在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同时，让我们不断进行修正。这种修正不是针对一个人的，而是整个民族对前进方向的修正，文学总是在默默之中引领我们，是我们孤独人生路上的慰藉者。文学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找到前进的方向。
作家的良知源于自己对世界的判断，这里面包含着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如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家庭教育因素、成长的社会环境等。我们可以说人性是先天的，而良知却是后天形成的。我们可以说，良知是世界观的真实反映，是人类善行的一种延续。
三 作家的良知是真实地再现历史
杨显惠的作品之所以感动人，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其真实应该是首要原因，只有真实，才能够打动人，才能够感染人。历史是真实的过去，只有忠实记载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学作品才具有现实意义。他的作品中所记载的故事都是他调查、采访得来的，都是有根据的，是当事人的亲力亲为，没有一丝虚构，更没有一点儿夸张。为了写作《定西孤儿院纪事》，他在定西地区以及相邻的酒泉地区呆了五个多月，深入走访当地的农民，广泛地搜集素材，对一些有疑惑的事情他采访多人，为免于偏激，以求得真相。
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有一篇独立的故事叫《院长与家长》，里面的主人公用的是真名，作者没有为他编一个名字，因为他参加孤儿院的创办与管理，成绩斐然。作者在作品中用其真名，原因是希望后人能记住他，让他流芳千古，所以作者有意使用真实姓名。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即使在那么艰苦、那么压抑的岁月中，也总是会有一些人和事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带给我们普通读者一丝温暖，杨先生坚信这些人性的闪光点是任何情况下都摧毁不了的。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谈到作家真实再现历史时，说得最多的是“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文学的真谛就在这里，文学的生命也在这里，它既不迎合时局，也不是点缀生活。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最大的缺点是对权贵俯首贴耳，对谎言熟视无睹。他希望我们不要发表违心的言论，至少不要参与撒谎。按说，这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是底线和常识，可索尔仁尼琴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作家真实地再现了历史，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人负责，好的作品甚至可以载入史册，成为以后的教科书，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与传统的说教不同，文学作品以其直观的形象打动着人们，不仅有历史的真实感，更能以生动的形象鼓舞着人。杨显惠的作品追求的是全景展现完整历史，强化民族命运感，这更能体现民族文化精神。 说到真实，我们想起高尔基说谎的故事来。20世纪20年代，苏联一个劳改营里面一位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从岛上逃走，到西方出版自传性书籍揭露苏联对犯人的迫害，此举影响很大，充分暴露了苏联的政治高压与独裁专制。苏联当局只得找人去观看，然后发表文章进行驳斥，他们选择了较有国际名望的作家高尔基。高尔基在随行人员的陪伴下于1929年6月来到关押犯人的岛上，在当局的安排下进行视察。监狱官员对犯人进行了安排，把这些衣衫褴褛的犯人关押到指定地方，然后用帆布遮盖起来；岛上的景观也为之一变。但是高尔基还是发现了很多问题，最麻烦的是一位只有14岁的小犯人突然跑出来对他说：你看见的是假的。随后高尔基与小犯人单独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听到了真相，那些对犯人的残酷虐待，无情打骂。这个男孩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高尔基，但之后高尔基被当局接去别墅用餐，受到官员的告诫。回到首都以后，他就以海燕的名义发表文章对出版物进行抨击，宣称犯人在那里生活得很好。让人痛心的是，高尔基走以后，那个小男孩被枪毙了。与高尔基相比，索翁显现出来的讲真话的勇气令人敬佩。他数十年如一日与残暴的当局作斗争，没有屈服于政治高压，没有讲过假话，可以说得上是“俄罗斯的良知”。
四 作家的良知是敢于揭露谬误
现实生活中会产生许多的谬误，不管是政党还是国家，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容易犯错误。其实有些错误不要紧，只要能及时纠正就好，但有些错误却危害巨大，对群体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只有合理的民主制度才能防止这样错误的发生。在发展的道路上既然错误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我们关键要看错误能否得到纠正。一些政党、一些国家、一些组织老是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愿别人提起过去的伤疤。作为作家，肩负着一个独特的使命，那就是勇于揭露错误，纠正谬误，引导舆论大声呼吁，让社会步入正常秩序，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如果一个国家有一群敢于揭露问题的作家，那么这个国家是幸运的，这个民族就有希望。
索尔仁尼琴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敢于讲真话的作家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政府，一个与当局完全不同的政府。而国家对作家的态度则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开明程度。就像我国20世纪的作家鲁迅一样，在他周围聚集的一批人就是另外一个政府，大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贪污和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使当时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索尔仁尼琴曾经发誓坚决不发表掩盖事实与真相的只言片语。他最为苦恼的是不能大声讲出真话，他一辈子的追求就是冲破阻碍向公众讲出真话。
杨显惠也是中国敢于揭露疮疤的人，他的《夹边沟纪事》中有一段文字，讲的是关押的右派受了刺激、精神错乱。作家揭露了在反右运动中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杨显惠有意通过简练、写实的语言反映夹边沟和定西当年的状况，反映我们曾经走过的错误历程。作品中“黑石头”里的一段文字，读后让人毛骨悚然，讲的是家里死了人，出去烧纸钱寄托哀思，却遇到一个女人的袭击，那是一个吃过人肉的女人！其实这是杨显惠在村子里调查时一个老人告诉他的，1959年这个老人只有12歲左右，他的邻居家里有一个五六岁左右的女孩，但是过一天去的时候他只看见女孩的头发在水缸上，再也看不见那个可爱的小女孩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居然发生人吃人的悲剧，里面的因素现在看来有天灾，但主要的是人祸。相比而言，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五 作家的良知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社会并不是无数个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社会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但是纯粹独立的个人却是一种不存在的抽象。
但凡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该具备以下三点品质：坚持道德上正确的主张或真理；坚持实践正义原则；愿为他人作出奉献和牺牲。目前，很多人缺乏社会责任感，也有许多人的心中只有利益的诉求，且不要说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许多人就没有友情，甚至缺乏亲情，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责任，更不要说是在政治的高压之下了。
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有这样一段：“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会计，问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了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这些文字是纯粹的大白话，没有修饰，没有生词，更没有华丽的辞藻，在问话中，连引号都省略了，好像没有一点力气，正如那个气若游丝的时代。方言词汇的运用，更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这里的“关门”意思是全家死绝，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更增强了其肃杀的氛围，给人以震撼。
作家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也只有具备社会责任，作家的作品才能打动人，才能流传久远，才能启迪后人，才能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有了良知，才会有良行，普通人是如此，作家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2] 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3] 杨显惠：《甘南纪事》，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
[4] 吕东亮、杨显惠：《为时代立心，为生民立命——杨显惠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5] 张晓强：《亚·伊·索尔仁尼琴访谈录》，《深圳晚报》，2011年5月15日。
[6] 邵燕君、杨显惠：《文学作为一种证言——杨显惠访谈录》，《上海文学》，2009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彭金祥，男，1964—，成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文学、文化学，工作单位：四川文理学院。
关键词：当代 责任感 中国文学 定西 杨显惠 良知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良知概念与杨显惠其人的其文
作家的良知是作家作为一个书写者所体现出来的良性价值观，是通过他的作品来反映的，包括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内容以及价值取向等。
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甘肃兰州，1971年进入甘肃师大数学系。从20世纪90年代起，杨显惠开始了“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定西三部曲中，前两个作品都是反映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段历史的，而第三部《甘南纪事》与前两部作品内容不一样，包括“恩贝”“白玛”等12个独立的故事，主要记述甘南藏区所具有的典型性生活场景，展现的是现代社会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冲击，藏族文化厚重而淳朴，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模式和思維模式。
杨显惠的第一部叫《夹边沟记事》，书中的“夹边沟”位于甘肃酒泉一片戈壁滩边上，从1957年开始关押“右派”。这些在运动中向共产党提意见和建议的人被视为右派，受到非人的待遇，其实有很多没有提过意见的人也被划为右派，如书中的几个女大学生，她们没有满足自己上司无理要求被下放劳动，还有一些人是单位领导为了完成任务而被定为右派的。这些右派都吃尽了苦头，宛如进入人间炼狱。他们在无望中挣扎，背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苦苦求生，在政治的高压下有人精神失常，有人自杀以寻求解脱；在物资的高度控制下，有人出卖肉体，还有人出卖灵魂，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第二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反映的是定西专区在特殊年代发生的与饥饿有关的故事。定西地区也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执行极左路线，在三年自然灾害与人为阶级斗争之后，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活生生地饿死了一批人，有些人死在出去干活的路上，有些人则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还有些人背着家里的东西去赶集，在路上休息了一下，却再也起不来了，这样就留下一批孤儿，据统计，定西地区当时留下的孤儿有六千多人，说明有数千个家庭在这次天灾与人祸中消失了，在灾害过去以后，专区与下面的各个县、社（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专门收留这些苦难的孩子。《定西孤儿院纪事》用生动的笔墨、独立的故事、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历史场景，把悲惨的景象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潸然泪下，不忍卒读。
二 良知源自作家的世界观
人们的世界观是在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人们总是以此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世界观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文学作品的题材选择应该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直接反映。
在现代社会，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快速阅读成为主流，而现实中有大量给人以深思的作品，如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历史，表明了作家高度的责任感与人本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
在人类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对人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深刻，只有它能够指导人类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史记》、《离骚》的影响，深受唐诗宋词的熏陶，就是因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它们总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对世界进行自我判断，文学的力量就像是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改变着我们。
文学是文化的传播与媒介，是作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发扬光大，是对人类价值观的一种传承。文学就像一面镜子，在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同时，让我们不断进行修正。这种修正不是针对一个人的，而是整个民族对前进方向的修正，文学总是在默默之中引领我们，是我们孤独人生路上的慰藉者。文学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找到前进的方向。
作家的良知源于自己对世界的判断，这里面包含着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如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家庭教育因素、成长的社会环境等。我们可以说人性是先天的，而良知却是后天形成的。我们可以说，良知是世界观的真实反映，是人类善行的一种延续。
三 作家的良知是真实地再现历史
杨显惠的作品之所以感动人，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其真实应该是首要原因，只有真实，才能够打动人，才能够感染人。历史是真实的过去，只有忠实记载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学作品才具有现实意义。他的作品中所记载的故事都是他调查、采访得来的，都是有根据的，是当事人的亲力亲为，没有一丝虚构，更没有一点儿夸张。为了写作《定西孤儿院纪事》，他在定西地区以及相邻的酒泉地区呆了五个多月，深入走访当地的农民，广泛地搜集素材，对一些有疑惑的事情他采访多人，为免于偏激，以求得真相。
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有一篇独立的故事叫《院长与家长》，里面的主人公用的是真名，作者没有为他编一个名字，因为他参加孤儿院的创办与管理，成绩斐然。作者在作品中用其真名，原因是希望后人能记住他，让他流芳千古，所以作者有意使用真实姓名。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即使在那么艰苦、那么压抑的岁月中，也总是会有一些人和事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带给我们普通读者一丝温暖，杨先生坚信这些人性的闪光点是任何情况下都摧毁不了的。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谈到作家真实再现历史时，说得最多的是“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文学的真谛就在这里，文学的生命也在这里，它既不迎合时局，也不是点缀生活。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最大的缺点是对权贵俯首贴耳，对谎言熟视无睹。他希望我们不要发表违心的言论，至少不要参与撒谎。按说，这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是底线和常识，可索尔仁尼琴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作家真实地再现了历史，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人负责，好的作品甚至可以载入史册，成为以后的教科书，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与传统的说教不同，文学作品以其直观的形象打动着人们，不仅有历史的真实感，更能以生动的形象鼓舞着人。杨显惠的作品追求的是全景展现完整历史，强化民族命运感，这更能体现民族文化精神。 说到真实，我们想起高尔基说谎的故事来。20世纪20年代，苏联一个劳改营里面一位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从岛上逃走，到西方出版自传性书籍揭露苏联对犯人的迫害，此举影响很大，充分暴露了苏联的政治高压与独裁专制。苏联当局只得找人去观看，然后发表文章进行驳斥，他们选择了较有国际名望的作家高尔基。高尔基在随行人员的陪伴下于1929年6月来到关押犯人的岛上，在当局的安排下进行视察。监狱官员对犯人进行了安排，把这些衣衫褴褛的犯人关押到指定地方，然后用帆布遮盖起来；岛上的景观也为之一变。但是高尔基还是发现了很多问题，最麻烦的是一位只有14岁的小犯人突然跑出来对他说：你看见的是假的。随后高尔基与小犯人单独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听到了真相，那些对犯人的残酷虐待，无情打骂。这个男孩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高尔基，但之后高尔基被当局接去别墅用餐，受到官员的告诫。回到首都以后，他就以海燕的名义发表文章对出版物进行抨击，宣称犯人在那里生活得很好。让人痛心的是，高尔基走以后，那个小男孩被枪毙了。与高尔基相比，索翁显现出来的讲真话的勇气令人敬佩。他数十年如一日与残暴的当局作斗争，没有屈服于政治高压，没有讲过假话，可以说得上是“俄罗斯的良知”。
四 作家的良知是敢于揭露谬误
现实生活中会产生许多的谬误，不管是政党还是国家，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容易犯错误。其实有些错误不要紧，只要能及时纠正就好，但有些错误却危害巨大，对群体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只有合理的民主制度才能防止这样错误的发生。在发展的道路上既然错误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我们关键要看错误能否得到纠正。一些政党、一些国家、一些组织老是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愿别人提起过去的伤疤。作为作家，肩负着一个独特的使命，那就是勇于揭露错误，纠正谬误，引导舆论大声呼吁，让社会步入正常秩序，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如果一个国家有一群敢于揭露问题的作家，那么这个国家是幸运的，这个民族就有希望。
索尔仁尼琴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敢于讲真话的作家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政府，一个与当局完全不同的政府。而国家对作家的态度则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开明程度。就像我国20世纪的作家鲁迅一样，在他周围聚集的一批人就是另外一个政府，大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贪污和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使当时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索尔仁尼琴曾经发誓坚决不发表掩盖事实与真相的只言片语。他最为苦恼的是不能大声讲出真话，他一辈子的追求就是冲破阻碍向公众讲出真话。
杨显惠也是中国敢于揭露疮疤的人，他的《夹边沟纪事》中有一段文字，讲的是关押的右派受了刺激、精神错乱。作家揭露了在反右运动中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杨显惠有意通过简练、写实的语言反映夹边沟和定西当年的状况，反映我们曾经走过的错误历程。作品中“黑石头”里的一段文字，读后让人毛骨悚然，讲的是家里死了人，出去烧纸钱寄托哀思，却遇到一个女人的袭击，那是一个吃过人肉的女人！其实这是杨显惠在村子里调查时一个老人告诉他的，1959年这个老人只有12歲左右，他的邻居家里有一个五六岁左右的女孩，但是过一天去的时候他只看见女孩的头发在水缸上，再也看不见那个可爱的小女孩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居然发生人吃人的悲剧，里面的因素现在看来有天灾，但主要的是人祸。相比而言，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五 作家的良知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社会并不是无数个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社会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但是纯粹独立的个人却是一种不存在的抽象。
但凡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该具备以下三点品质：坚持道德上正确的主张或真理；坚持实践正义原则；愿为他人作出奉献和牺牲。目前，很多人缺乏社会责任感，也有许多人的心中只有利益的诉求，且不要说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许多人就没有友情，甚至缺乏亲情，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责任，更不要说是在政治的高压之下了。
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有这样一段：“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会计，问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了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这些文字是纯粹的大白话，没有修饰，没有生词，更没有华丽的辞藻，在问话中，连引号都省略了，好像没有一点力气，正如那个气若游丝的时代。方言词汇的运用，更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这里的“关门”意思是全家死绝，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更增强了其肃杀的氛围，给人以震撼。
作家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也只有具备社会责任，作家的作品才能打动人，才能流传久远，才能启迪后人，才能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有了良知，才会有良行，普通人是如此，作家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2] 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3] 杨显惠：《甘南纪事》，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
[4] 吕东亮、杨显惠：《为时代立心，为生民立命——杨显惠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5] 张晓强：《亚·伊·索尔仁尼琴访谈录》，《深圳晚报》，2011年5月15日。
[6] 邵燕君、杨显惠：《文学作为一种证言——杨显惠访谈录》，《上海文学》，2009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彭金祥，男，1964—，成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文学、文化学，工作单位：四川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