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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X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236-1879（2017）13-0190-01
如果环境治理没有成为导向最终目标选择决策的“价值判断”，仅仅是包含实现最终目标决策的“事实判断”，那么很有可能让步于其它目标。在当前的中国，发展是第一要务，亦即最终目标的“价值判断”，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也以GDP导向为主，环境危害某种程度有滞后性，而且毫无疑问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互相矛盾，那么环境治理作为“事实判断”就会由于不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而被各级政府所忽视甚至有意放弃。
一、从环境管理到环境治理
1.治理与管理的区别 。
虽然很多文章并未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但管理和治理两个词的不同，恰恰反映了一种理念的改变。两者存在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权力机关的授权，而治理权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2.环境治理概念的界定 。
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只有被多数人接受（或者至少被它所影响的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需要，实现各自愿望。
3.环境治理理念的革新 。
从环境管理到环境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有的单一治理主体已经无法应对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不但需要企业和公众的配合，更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然而由于环境仍然具有公共事务的特点，需要政府从自身开始转变职能，以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理念，引导多元的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到环境治理中，从而构建一套多主体多维度的协同治理合作体系，对环境进行全方位、低成本、高质量的治理。
二、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政府仍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在环境治理中应有以下几方面的作为：首先是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应当建立环境保护的基本框架，约束各种参与主体的行为；其次是经济手段的辅助使用，运用价格、成本、利润、信贷、税收、收费、罚款等经济杠杆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以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最后是政府投资环保产业，根据中国环科院认为：要使中国的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环保投资需占GNP的2%以上，环境问题基本解决，环保投资需占GNP的1.5%，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环保投资也需占GNP的1%。企业投资固然应当是投资主体，但当前阶段尤其是中国，政府投资不可或缺。
公众作为最广泛的环境利益相关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理论和实践中都应积极将这一主体纳入环境治理体系中。政治权力下放，促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进而建立完整的政府、企业、公众的环境治理多元参与主体，是以后中国环境治理改革的方向。
三、以环境权为核心的制度重塑
1.企业参与的制度重塑 。
本文认为，针对企业主体的环境权，主要指企业具有“破坏”环境的权利，以便维持基本的生产活动。承认企业的“环境破坏权”，并不是纵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而是改变既有的政府管制方式，运用更加合理有效的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平衡生产与环保，促进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以控制企业的碳排放为例，既有的政府管制模式简单粗暴，根本原因是不认可企业具有“环境破坏权”；而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方法，通过累进税制和控制总量的手段，使企业自主衡量“破坏环境”的成本，来选择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这种方式的逻辑前提就是认可企业的“环境破坏权”。后一种方式就是典型的政府与企业间的协同治理――政府成为掌舵人而非划桨者，只是在宏观上对碳排放总量进行控制，而在微观领域让企业按照市场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配置与优化。此种方式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增加了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激励，并引导企业低碳发展。
2.公众参与的制度重塑 。
针对公众主体的环境权，主要指公众具有“享受”环境的权利，进而保障健康的生活状态，以“环境收益权”为核心的针对公众主体的制度重塑，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维护法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构成应当包括环境信息知情制度、环境立法参与制度、环境行政参与制度、环境司法参与制度，以及出于保障上述制度实施的程序保障制度等。
融入实践。近年来全国各地意识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积极创新公民参与环保的形式，如圆桌会、陪审员、道歉书、点单式、联动化等形式，其目的在于吸引公众积极地参与到环境管理和公共决策中来。
投身组织。环境 NGO 作为新生事物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众根基，是公众参与最活跃、最有效和最具生命力的组织形式，它培养了公民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能力与热情，加强了公民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这种沟通和交流促进了公民间新的人际纽带的形成和良性互动，产生新的公共空间。
參与激励。首先，应当重视对环境意识的教育宣传；其次，应当进行奖励机制的相应设计；最后，应当构建低成本的参与制度。
四、职能转变的逻辑起点
多元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有其逻辑起点，那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重视环境问题，积极参与治理。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人都可从自然环境中受益而不能排除他人从中受益；同时，我们无法选择消费或是不消费环境，因为失去了环境，我们就无法生存，即使想不消费环境，它仍会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否消费而影响到其他人是否消费。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这就使政府具有环境治理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 叶文虎.环境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2] 谢钰敏.环境管理手段研究.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16，26（5）：26-30.
如果环境治理没有成为导向最终目标选择决策的“价值判断”，仅仅是包含实现最终目标决策的“事实判断”，那么很有可能让步于其它目标。在当前的中国，发展是第一要务，亦即最终目标的“价值判断”，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也以GDP导向为主，环境危害某种程度有滞后性，而且毫无疑问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互相矛盾，那么环境治理作为“事实判断”就会由于不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而被各级政府所忽视甚至有意放弃。
一、从环境管理到环境治理
1.治理与管理的区别 。
虽然很多文章并未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但管理和治理两个词的不同，恰恰反映了一种理念的改变。两者存在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权力机关的授权，而治理权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2.环境治理概念的界定 。
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只有被多数人接受（或者至少被它所影响的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需要，实现各自愿望。
3.环境治理理念的革新 。
从环境管理到环境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有的单一治理主体已经无法应对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不但需要企业和公众的配合，更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然而由于环境仍然具有公共事务的特点，需要政府从自身开始转变职能，以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理念，引导多元的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到环境治理中，从而构建一套多主体多维度的协同治理合作体系，对环境进行全方位、低成本、高质量的治理。
二、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政府仍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在环境治理中应有以下几方面的作为：首先是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应当建立环境保护的基本框架，约束各种参与主体的行为；其次是经济手段的辅助使用，运用价格、成本、利润、信贷、税收、收费、罚款等经济杠杆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以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最后是政府投资环保产业，根据中国环科院认为：要使中国的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环保投资需占GNP的2%以上，环境问题基本解决，环保投资需占GNP的1.5%，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环保投资也需占GNP的1%。企业投资固然应当是投资主体，但当前阶段尤其是中国，政府投资不可或缺。
公众作为最广泛的环境利益相关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理论和实践中都应积极将这一主体纳入环境治理体系中。政治权力下放，促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进而建立完整的政府、企业、公众的环境治理多元参与主体，是以后中国环境治理改革的方向。
三、以环境权为核心的制度重塑
1.企业参与的制度重塑 。
本文认为，针对企业主体的环境权，主要指企业具有“破坏”环境的权利，以便维持基本的生产活动。承认企业的“环境破坏权”，并不是纵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而是改变既有的政府管制方式，运用更加合理有效的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平衡生产与环保，促进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以控制企业的碳排放为例，既有的政府管制模式简单粗暴，根本原因是不认可企业具有“环境破坏权”；而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方法，通过累进税制和控制总量的手段，使企业自主衡量“破坏环境”的成本，来选择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这种方式的逻辑前提就是认可企业的“环境破坏权”。后一种方式就是典型的政府与企业间的协同治理――政府成为掌舵人而非划桨者，只是在宏观上对碳排放总量进行控制，而在微观领域让企业按照市场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配置与优化。此种方式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增加了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激励，并引导企业低碳发展。
2.公众参与的制度重塑 。
针对公众主体的环境权，主要指公众具有“享受”环境的权利，进而保障健康的生活状态，以“环境收益权”为核心的针对公众主体的制度重塑，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维护法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构成应当包括环境信息知情制度、环境立法参与制度、环境行政参与制度、环境司法参与制度，以及出于保障上述制度实施的程序保障制度等。
融入实践。近年来全国各地意识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积极创新公民参与环保的形式，如圆桌会、陪审员、道歉书、点单式、联动化等形式，其目的在于吸引公众积极地参与到环境管理和公共决策中来。
投身组织。环境 NGO 作为新生事物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众根基，是公众参与最活跃、最有效和最具生命力的组织形式，它培养了公民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能力与热情，加强了公民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这种沟通和交流促进了公民间新的人际纽带的形成和良性互动，产生新的公共空间。
參与激励。首先，应当重视对环境意识的教育宣传；其次，应当进行奖励机制的相应设计；最后，应当构建低成本的参与制度。
四、职能转变的逻辑起点
多元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有其逻辑起点，那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重视环境问题，积极参与治理。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人都可从自然环境中受益而不能排除他人从中受益；同时，我们无法选择消费或是不消费环境，因为失去了环境，我们就无法生存，即使想不消费环境，它仍会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否消费而影响到其他人是否消费。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这就使政府具有环境治理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 叶文虎.环境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2] 谢钰敏.环境管理手段研究.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16，26（5）：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