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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伯父是一个著名的乡村医生，并且被我党誉为开明士绅，在我们家乡一带颇有盛名，人们喻之为“乡贤”。他整整活了一百岁，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建，历经军阀混战，蒋介石当政，直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走过了一个世纪，被人们称为“五朝元老”。
伯父名程之藻，字耀卿，乃是我那前清末代秀才的祖父的长子。他幼年聪慧早熟，被祖父视若掌上明珠。我们家本系宋代理学家“二程”之后，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曾历代为官，诗书传家，号称“书香门第”。但后为兵燹所苦，避居于苏北邳县乡闾，以求自保；可又屡受灾荒所害，致使家业凋零，沦为平民。祖父饱读诗书，才赋甚高，虽不能说是学富五车，但可称得起博学过人。老人尤其擅长书法艺术，先攻颜柳，后习二王，笔走龙蛇，名扬四方。祖父对中医也有所钻研，家人患病，皆由他诊治，常常药到病除。他从来不给外人看病，即便至亲好友所求，亦严词拒绝。祖父恃才傲物，孤高自许，故为世人所不容，一生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可是，祖父一直壮心不已，总想重振程氏家风，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一共生了四男一女，唯独钟爱长子耀卿一人。他让二子去商铺学徒经商，因三子夭亡，命四子（即我的父亲）在家务农。只寄厚望于伯父，期盼他早日成才，以光程家门楣。
伯父果然不负祖父重望，先在家塾中，熟读四书五经，胸谙诸子百家，为同辈中的佼佼者；嗣后，转入县城里的“洋学堂”就读，仍然勤学苦读，品学兼优，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为师友们所称羡，均认为此人前程无量，不可小觑。祖父亦沾沾自喜，常常捻须而欣慰曰：孺子可教，程家后继有人矣！
不幸的是，伯父生不逢时，流年不利。在“洋学堂”还没有毕业，便遭家庭变故。先是祖父不幸去世，继之为盗贼抢劫，家产荡然无存。于是，伯父不得不半途辍学回家，执教鞭于乡里，借少许束脩以糊口。伯父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当然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生活下去。于是，在教书之余，他又自修起医学来了。好在祖父在世时，因对中医学颇有兴趣，收藏了不少医书，现在伯父正好继承下来，每日认真钻研；加上他在“洋学堂”又学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善于吸收西方医学理论与实践，这样，他便及早得风气之先，搞起了“中西医结合”。开始，也是只为家人治疗一些小的病痛，疗效甚佳。与祖父不同的是，他并不拒绝患病亲友的请求，为之诊病疗伤，倒也颇见功效。因此，他的名声逐渐传播开去，远近的乡亲们慕名而来，求他问药除病，而且均有满意结果。一来二去，求医者络绎不绝，我们家有门庭若市之概。于是，乡亲父老们趁机劝他：既然有此本事，何不弃教就医，造福于乡里呢？那时，正处国家大动乱时期，到处军阀混战，遍地盗贼风起，还有谁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人们缺医少药，往往身患疾病，求治无门。伯父的专长，此时便大有用武之地了。因此他应乡亲们的请求，顺理成章地开设医院，做起医生来了。好在我们家的房舍比较宽裕，可以腾出几间闲房供求医者所用。为了名正言顺，伯父给自己开设的这个小医院正式命名为“农民诊所”。不仅如此，他还拜托远在北平的友人，敬请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先生为诊所题写了楹联和匾额。我现在还记得那两副楹联是：
其一：劳者农贫者民众生多病
善其诊得其所妙手回春
其二：诊病疗伤但求有所
农村陋巷为便贫民
这两副楹联分别挂置在医院的大门和诊室门前。这样，通过它们字面上的表述，就把医院的性质和服务对象向世人清清楚楚地宣告出来了。果然，方圆几十里内外贫苦人家的伤病患者，都纷纷前来就医了。由于这些病人多半是投亲靠友，均与我们家沾亲带故，所以，伯父都不好意思多收费、赚钱，只是收一点药费和少许诊疗费。就是这样，诊所的经济效益还是不错，实际上起到“薄利多销”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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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诊所仅仅是伯父一个人来维持，诚所谓“里里外外一把手”了。那时，他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可是，伯父却乐此不疲，来者不拒，而且真诚相待，认真疗治。通过大量的实践，他的医术大有提高，前来求医的患者也愈发多了起来。正当他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之际，他的儿子树棨（也是我的堂兄，我称他为二哥）从清江（即当时的淮阴，现在改称淮安）医士学校毕业了，正解燃眉之急，派上用场。
我的这个二哥，乃伯父的长子。
这里补充几句，因为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比较讲究老规矩，就把我们堂兄弟四人依长幼为序排列起来，我二伯父的儿子树槃年龄最长，故为老大；大伯父的次子树荣为老三，而我这个独生子因为年龄最小，自然就成为老四了。
大哥树槃是个热血青年，他中学毕业时，恰逢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企图发动对华全面战争，觊觎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激于满腔义愤和爱国热情，大哥决心投笔从戎。伯父对此举给予坚决支持，他说“覆巢之下无完卵”，愛国也就是保家了！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来照顾！大哥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当时的黄埔军校，此后便投入抗日洪流，后来成为国军的一名军官。他的母亲（我称二伯母）一直得到伯父的照顾，丰衣足食。此是后话。
二哥树棨，儿时聪颖，少年有为，加上伯父望子成龙心切，精心予以培养，故得以就读正规学校，按部就班地从小学升入中学。初中毕业后，因时局动荡，未能升进高中，而是遵照父命，考入了那所当年苏北的最高医学学府——清江（淮阴）医士学校。老实说，由于当年中国医学教育不发达，那时的医士学校毕业生，比现在的医科大学本科生还吃香。二哥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徐州、清江或县城的大医院做一名正式医生，可他也是生不逢时，学校毕业之日，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将他们魔爪伸向我广袤的神州大地，妄图侵占我全部国土，继华北失陷之后，苏北的主要城镇也很快沦入敌手。因此，二哥所曾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已经根本无有他容身之处，迫于无奈，他只好留在伯父的诊所里暂时栖身，伺机而动。
二哥的到来，使诊所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凭借着他的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和他在学校时的实践，医治农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轻而易举，即使对某些疑难疾病，他也能说出个“子午卯酉”。再加上二哥及时治愈了几例病危患者，一下子名声大振，人们争相传告：“农民诊所”来了一位大医生，医术高超，药到病除，真“妙手回春”也。于是，周围百十里地的患者，闻讯都云集到伯父的诊所求医治病，人们竟把这个小诊所誉为邳县小“协和”。伯父的事业，一时间几乎达到了顶峰。 那时，全国都在兵荒马乱中，由于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偏居一隅，敌人鞭长莫及，相对来说有着难得的“平静”。伯父事业暂时的“发达”，导致我们家也出现了某种“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母子因和伯父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也跟着一同沾光，享受丰衣足食的愉悦。
说起我们母子和伯父聚居一起，还有一段悲痛的渊源。我刚刚出生不久，为闹家庭分家一事，我的父亲和伯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一时的愤激之下，竟然以自杀表示对哥哥暴戾行为的抗议。父亲溘然长逝，我年轻的母亲痛不欲生，严词斥责伯父的薄情寡义。伯父愧悔不及，作为对逝者的一种补偿，便将孤苦伶仃的母亲和我，收留在大家庭中一起生活。
但是，伯父的好日子并未长久。日本鬼子在占领苏北的一些城镇等交通要津之后，又将铁蹄踏向广大的乡村，他们经常用“清乡”和“扫荡”的手段，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抢掠。我的家乡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在劫难逃。因此，人们经常处于一夕数惊的紧张状态，时刻准备着“逃反”。有一次，阴历大年初一，日本鬼子和那些为虎作伥的伪军突然下乡“扫荡”，我们只得舍家出逃，在远离家园的异乡野地里过年。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出于他们罪恶的本性，偏偏不让中国老百姓平平安安地过一个春节。在此情况下，谁还顾得上诊病疗伤？我伯父的诊所因而处在半停顿状态，由于病人骤减，经济上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这种情况持续不久，便开始出现转机，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过来了，与鬼子和汉奸展开了游击战。人民子弟兵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神出鬼没，英勇善战，居然打得小鬼子们龟缩在城镇的碉堡里不敢出来。因此，老百姓又能够正常地生产、生活了。所以，求医治病的人逐渐又多了起来，伯父的诊所重新进入忙碌状态。忙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鬼子兵的随意放枪鸣炮、野蛮屠杀，给人带来了许多意外的创伤；二是，新四军与敌军频繁作战，负伤的指战员也日渐多了起来。伯父虽是一个旧社会出来的医生，却很有爱国情怀。他经常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难当头，抗日救国责无旁贷，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受害同胞治病，特别要为抗日军人及时疗伤。我二哥是热血青年，满腔爱国热情，对日本鬼子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伯父的话自然完全遵从照办。于是，新四军的伤病员不断地转到诊所中来，伯父父子都是来者不拒，用最好的药、最有效的办法及时精心进行疗治，从不延误。不仅如此，我们家还经常成为新四军伤病员养伤的地方。因为诊所只有两间诊室，无法收留病人住院，一般患者进行门诊后即行离开，回家或借住在亲戚家中继续诊治；而新四军的战士无家可回，于是我们的住房便成为临时病房了。我记得有过不少时日，我和母亲、伯母以及姐姐们挤在一间小房内，把卧室让给负伤的战士治病养伤。有一次，新四军的正规军和日伪的大部队在我们家乡附近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军英勇作战，打得敌人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但是，我军也有很大损失，伤员很多。伯父的医院一下子接受了一大批伤员，伯父和二哥努力进行安排治疗，但是病房太少，不敷应用。伯父动员我刚刚结婚的三哥、三嫂把新房腾让出来，让伤情较重的伤员住了进去，三哥夫妇遵从父命，毫无怨言。当时，因为伤员们行动不便，我们家人（包括我和姐姐、嫂嫂）经常为他们端茶倒水、洗衣浆衫，彼此都看作是自家人，无拘无束，亲密无间。那种军民鱼水之情，至今仍然给我留下美好印象。
我们家诊所的所作所为，使伯父和二哥无形中与人民子弟兵的关系拉近了，不仅和部队的指战员亲密相处，而且和共产党抗日政权的领导也过从甚密，他们都把伯父父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在一起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就亲眼看见过，有些年轻的有知识的军政领导，常常和二哥抵足而眠，彻夜长谈，彼此视为知己。而伯父在行医的忙碌中，还凭借他医德的威望，为乡邻们调解矛盾和纠纷，获得很高的赞誉，同时用医疗中节省下来的余荫，周济贫困的亲邻，并且不断地为抗日救亡事业捐赠财物，博得抗日政府的好评。因此，在当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召开“三三制”（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人士占三分之一，无党派社会贤达占三分之一）的民主参政会时，我伯父毫无异议地以爱国的开明士绅身份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非常隆重地被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和共产党人、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进行参政议政，商讨抗日救民大计，体现出当年共产党言行一致履行民主团结政治的博大胸怀，以及认真实践组建联合政府的决心。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伯父第一次参加参政会后回来时，手里捧着艳红的“参议会”证书，胸前的衣襟上别着“参议员”红色签条——他是在显示其抗日参政的荣耀。稍事休息后，他便和一些好奇的亲朋好友、南邻北舍，畅谈参政会上的见闻，大讲他如何受到共产党高官的礼遇，怎样和边区领导握手言欢、促膝谈心、共谋边区抗日政府民主建设的盛况。此外，他还畅谈了国内外形势，我国抗战胜利的前景，欣然以抗日人员自居。我们子侄辈当然亦感同身受，欢欣鼓舞。在这样的氛围里，二哥甚至萌生投筆从戎的念头，而且也得到伯父的首肯。伯父说，直接到部队里去也好，那里更需要医生，更有利于杀敌报国。但二哥的这个良好愿望，却被当时的边区领导劝阻了。他们认为，敌后的形势微妙而复杂，程先生现在的身份和位置对抗战更为有利。二哥也就没有再坚持，但对抗战的事情更加热心了。
但是，伯父的二女婿把这个愿望实现了。
伯父有两个女儿，老大（我称为大姐）老实敦厚，拙于言辞，嫁给距我们村庄不远的汤家楼一户殷实的农家，安守妇道，无大作为。二姐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自小便备受伯父宠爱，长大成人后，经过伯父亲自挑选，物色到一个门当户对、才貌双全的乘龙快婿。我的这位二姐夫家住古邳镇（古时的邳州旧城，又称“旧州”），出身于当地的一家望族，系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志向远大，中学毕业后，只是受时局影响没有能够继续深造，但其在校时品学兼优的名声却到处流传，所以能够得到伯父的青睐，与二姐喜结连理。他同样也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为权宜计，当时屈居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职员。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并残杀我无辜同胞之罪恶，早已义愤填膺，曾再三希望奔上前线请缨杀敌。只是因为家里有老母弱子，特别是和二姐感情甚笃，难以离舍，故心里十分矛盾。伯父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向女儿晓以大义：大敌当前，忠孝不能两全，应以国事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应该为国效力！同时满口应允，今后将全力照料他们一家的生活，以解除二姐夫的后顾之忧。伯父的态度，终于使二姐愉快地答应了丈夫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抗日义举。 二姐夫参军之后，因足智多谋，加上在战场上英勇无畏，故屡建战功，被领导所赏识，很快便升任为新四军正规军的营长。在此期间，他曾经率部经过我们村庄并趁机探望伯父和我们全家，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位青年军官的高大形象。他身穿合体的灰军装，腰系武装带，斜挎着一只短枪，飒爽英姿，威风凛凛。幼年的我，感到十分敬佩，并引以为骄傲。伯父伯母等亲人见了也乐得抿不上嘴，伯父还一再勖勉他努力奋进，为国建功立业。可惜他行色匆匆，未能和我们畅谈他英勇杀敌的故事，我又感到很遗憾。
二姐夫是个忘我的人，身为指挥员，他始终英勇勤奋，在任何情况下总是知难而进，身先士卒。不幸的是，就在一次与顽敌的恶战中，他以一个营的兵力，抵御敌人数千人的進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壮烈牺牲。噩耗传来，二姐如天塌地陷，痛不欲生。在这悲痛时刻，伯父却表现出极大的镇静，大义凛然地说：抗战救国，抵御外侮，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必然会有流血牺牲。今天这牺牲落在我们头上，这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家的光荣——倭寇入侵，国土沦丧，我们没有畏难而逃，而是恪尽了国民职责，他的死重于泰山，人们都会感念于他。同时，伯父还努力安抚二姐，切勿过于悲哀，有伤身心，还要以大局为重，照料好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女。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对女婿的承诺，此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女儿很大的支持。他对家人说，我对二女的扶助，不仅因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还因为她是烈士家属，她的丈夫是为国捐躯的，照顾她一家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家人谁也不许产生异议。这些话听来虽然有些古板，但掷地有声，令人敬佩。
基于对丈夫的深情、对子女婆婆的责任，年轻的二姐牺牲了宝贵的青春，一直坚守在婆婆家中，没有再嫁，为老人送了终，把孩子抚养成人。伯父也一直对她关爱有加，没有少懈。
长夜漫漫，终于熬到日寇战败投降，我们的苏北家乡很快地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对此，曾经有人劝告伯父，附融“国军”，为其效劳，但被伯父严词拒绝，他说：“我父子乃一介医生，无意卷入政治旋涡。”因此他始终远离当权者，没有沾染“国政”，保持了政治上的清白。
伯父对于我们孤儿寡母，也给予很大的关怀。我高小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北名校——江苏省立徐州中学。金榜题名，轰动乡里，伯父由衷地高兴：想不到树榛有如此才分（听说全县仅录取他一人），实在难得。他殷切嘱告我母亲，要创造一切条件，让我在学校安心读书，有什么困难，他定会予以协助，不会袖手旁观的。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伯父没有食言，并在母亲的努力下，使我得以受到较完整的学校教育，直到大学毕业。对此，我一直感念不忘。
不过，当我们家乡第二次解放、新的红色政权建立不久，伯父便让二哥树棨正式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到新建的邳睢县人民医院做医生。由于二哥医术上的出色表现，责任心较强，一年之后，便升任为医务主任，掌握了医院的业务大权。恰恰在这时，我大哥树槃也在北平追随傅作义将军而和平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我当时也不算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在徐州中学首批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于是，伯父不禁又沾沾自喜，经常得意地告诉亲友们：吾乃革命家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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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革命家庭”的好光景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在迅速变幻的现实生活中塌陷了。首先，由伯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开始。其实，我们分家之后，伯父家里没有多少田地，祖上留下的少许田产，由他的次子树荣（我叫他三哥）耕种。因受时局所限，三哥没念几天书就辍学在家务农了，是个壮劳动力，经营家里那点土地，绰绰有余，因此，家里连个长工都没有雇，根本谈不上剥削。而且伯父根本没有种过地，先执教，后从医，至多算个自由职业者。可那些土改积极分子们都知道，伯父开了这么多年的医院，是有好多积蓄的，要想分他的“浮财”，不划他地主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于是，他这个多年的老医生一下子就变成“老地主”了。为了让他交出“隐藏起来”的财产，村干部竟然把他背剪双手吊在房梁上进行肉体惩罚。关键时刻，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这个曾经为抗战立功并被推选为共产党创建的民主参政会的参议员来说句公道话，这使老人大为伤心。
继之，我二哥树棨在县医院也出事了，起因由他的婚外恋引发。说起来这事缘于伯父的错误，还在二哥上学期间，伯父就当家做主给儿子订了婚。根据媒人介绍，对方乃殷实富户，其女有大家闺秀风范，一表人才。其时，二哥正在医士学校谈恋爱，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可是，就在他一次假期回家的时候，伯父却要给他举办婚事了。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还是很起作用的，尽管二哥再三表示反对，却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屈服了，披红挂彩和新娘成了大礼。过了门的新二嫂，更加使二哥失望，她不仅目不识丁，而且有着一双被缠成畸形的小脚，身材又矮，眉目也不清秀，走起路来，像一只短小的圆规在挪动。可当时的二哥，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一副风流倜傥的洋学生，怎么能看上这样的媳妇？那时婚姻还是很不自由，迫于形势，他只好勉强接受这个痛苦的事实。不过，这也埋藏了他们夫妻不和谐的种子。在此后的悠悠岁月中，二哥一直有移情别恋的风流韵事。当时正处战乱，除了二嫂经常与他进行一点醋性争吵外，也没有惹出多少麻烦。可是，解放以后，特别是他已经成为国家干部，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无人过问了。谁知我的这位风流成性的哥哥，偏偏不晓得个中厉害，又在他所工作的县医院中与昔日的情人鸳梦重温。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非正常爱情，往往是人们的舆论中心，加上他医术水平较高，平日有点孤高自傲，动辄以权威自居，以致和同事及领导的关系都不很协调。所以事发之后，便被人群起而攻之，此时恰好又逢阶级斗争高潮时刻，极左路线大行其道，当然难逃组织上对他的严厉处理——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由群众进行监督改造。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此二哥闭门不出，似乎从人间消失了，直到他憋屈得患了绝症而长眠于荒野。
祸不单行，我大哥树槃的遭际也不美妙。他在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后不久，因有怀旧情结和厌战情绪，打报告要求解甲归田。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很快他便从北京回到故乡来了。开始时他想今后一心务农，终老田园，大有“不食周粟”之意。但他毕竟难比“夷齐之志”，过不多久，因目睹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万众一心向党，于是，就决心改变初衷，而积极投入到新的生活中来。当地政府念他系起义人员，又有知识，便安排他到学校任教，由于他工作认真勤谨，因而成为一个被人赞扬和尊敬的人民教师。他自己也沾沾自喜，经常和妻子儿女在家里弹唱平生最喜爱的京剧，自得其乐，心满意足。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此后不久因胡风的私人书信被知情人揭发而引发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到来时，他竟是重点“肃反”对象。原因是他在当时系当地国民党军官官衔最高者，是“够线”的人，“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便牢牢地卡在他的头上。
我的命运也在大学毕业的1957年逆转了，因为少不更事，在党进行整风的大鸣大放中，竟然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大实话，从而受到了严厉处分，自然被打入另册。紧接着，我被有关方面惩罚性地分配到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锻炼和改造，从此进入生活低谷。之后，凡有政治运动，“漏网右派”的帽子即毫不客气地选择了我的脑袋。
于是，伯父引以为荣的这个“革命家庭”，便昙花一现般地烟消云散了，加上我母亲在后来不知什么运动中，被莫名其妙地“补课”补上的富农成分，以伯父这个“地主分子”为首，我们家便“五类”（地、富、反、坏、右）俱全了。历史绕了个怪圈，给我们家开了个严肃的玩笑。我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当年我国社会上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就是这样“滋生”出来的，所谓“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亦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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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左迷雾的笼罩下，遭受了无尽的屈辱和折磨，我的大哥和二哥相继去世，我自己也蛰居北大荒不断地进行锻炼和改造，长期无颜回乡面对家乡父老，只有伯父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苦熬岁月。
虽然革命热火朝天，但不少人那高昂的阶级斗争激情，仍然抗拒不住病菌的侵袭、缺医少药的烦恼，仍然困扰着家乡的革命群眾和干部。不少乡邻感觉到，作为一代名医的伯父，似乎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有关方面经过不知多少次的磋商，请示了多少领导，最后不知得到哪一级革命首长的批准，仍然要求已经是耄耋之年的伯父继续行医，为人民诊病疗伤，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伯父本来早已心灰意冷，熄灭从医之念，平日唯读书阅报、引逗孙辈以自娱晚年而已。现在突然又让他重操旧业，实在不甚情愿。可是，他是个被专政的对象，革命群众的要求、领导的指示必须执行照办，因此程家诊所又开张起来。由于伯父经验丰富，医术高明，相继治愈了许多病人甚至疑难患者，超过当时时髦的“赤脚医生”，甚至强过一些公家开设的正规医院。于是，伯父的名声又重新大振起来。此时，某些不识时务的乡亲竟向政府提出要求：应该给程耀卿医生平反摘帽，以便他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然而，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喊得震天响的年代，这种“新动向”除了进一步提高革命群众的警惕性，同时给伯父带来新的批斗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凡日后再有人向老头提及此事，他便向其拱手作揖：你们还是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吧！
至于后来在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伯父的遭际，这样的“反动分子”所经受的苦难就毋庸我多说了。他在十年浩劫之后给我写的信中的一段话足以说明：这些年，我不知遇到了多少荒唐之事，看到了多少无稽言词，奇怪的是，吾泱泱大国，竟无一人站出来，痛加褒贬和拦阻，以致民遭殃、国遭损，几致衰亡；据此，有识之士，该警醒矣！
老人的话，我也一直在沉思。
说也奇怪，老人一生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居然没有颓然倒下，竟然活到一百岁，被摘去“地主”的帽子，重新被乡亲们所尊重。欣逢冬去春来、改革开放的年代，目睹欣欣向荣的国家并乡梓的变化，老人不禁感慨万端，他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昔者，极左路线当道，化友为敌，闭关锁国，搞得国困家贫，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今，“邓大人”执政，化敌为友，推行改革开放方针，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泰，我能够躬逢盛世，深以为幸……即使在那样的高寿，他仍然思路清晰，心清神明，令后人备感欣慰。就在家人为他庆祝百岁诞辰之后不久，他又病倒了，自知这次病将不起，临终弥留之际，亲自撰写了一份遗嘱，全文如下：
余一生坎坷，饱尝忧患，历经三个朝代，遭遇三次荒年。饥寒交迫，灾祸频仍。挨过皮鞭打，受过监牢押。弟妹们先我而逝，子侄辈早我而卒。黑天昏地，愁云苦雨，艰难地苟活了近一个世纪。现在，我已届百岁高龄，双目失明，两耳聋塞，自料生命难久。弥留之日，遗嘱后人，望尔等遵从：
你们要奉公守法、遵规循纪；要兄弟团结、夫妻和睦。远亲近邻，互助互爱；敬老慈幼，患难相扶。要谋求正当职业，勿为投机倒把之举；要诚实敦厚，勿学奸狡刁钻之徒。要教育儿孙读书求学，不许出现任一文盲。要待人以宽，律己以严。要效高山上之青松，勿做温室中之花草。我一生穷困，没有留给你们以半点遗产，唯有清白之名声，做尔等精神之财富。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哀切之语，尔等谨记，余死无憾矣！
现在，伯父去世已经三十余年了，通过这样一个百岁老人复杂的人生经历，坎坷的命运结局，或可寻求出某种规律性的印记，从而给后人一些值得思考的警示。
2017年8月4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责任编辑】 宁珍志
我的伯父是一个著名的乡村医生，并且被我党誉为开明士绅，在我们家乡一带颇有盛名，人们喻之为“乡贤”。他整整活了一百岁，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建，历经军阀混战，蒋介石当政，直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走过了一个世纪，被人们称为“五朝元老”。
伯父名程之藻，字耀卿，乃是我那前清末代秀才的祖父的长子。他幼年聪慧早熟，被祖父视若掌上明珠。我们家本系宋代理学家“二程”之后，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曾历代为官，诗书传家，号称“书香门第”。但后为兵燹所苦，避居于苏北邳县乡闾，以求自保；可又屡受灾荒所害，致使家业凋零，沦为平民。祖父饱读诗书，才赋甚高，虽不能说是学富五车，但可称得起博学过人。老人尤其擅长书法艺术，先攻颜柳，后习二王，笔走龙蛇，名扬四方。祖父对中医也有所钻研，家人患病，皆由他诊治，常常药到病除。他从来不给外人看病，即便至亲好友所求，亦严词拒绝。祖父恃才傲物，孤高自许，故为世人所不容，一生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可是，祖父一直壮心不已，总想重振程氏家风，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一共生了四男一女，唯独钟爱长子耀卿一人。他让二子去商铺学徒经商，因三子夭亡，命四子（即我的父亲）在家务农。只寄厚望于伯父，期盼他早日成才，以光程家门楣。
伯父果然不负祖父重望，先在家塾中，熟读四书五经，胸谙诸子百家，为同辈中的佼佼者；嗣后，转入县城里的“洋学堂”就读，仍然勤学苦读，品学兼优，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为师友们所称羡，均认为此人前程无量，不可小觑。祖父亦沾沾自喜，常常捻须而欣慰曰：孺子可教，程家后继有人矣！
不幸的是，伯父生不逢时，流年不利。在“洋学堂”还没有毕业，便遭家庭变故。先是祖父不幸去世，继之为盗贼抢劫，家产荡然无存。于是，伯父不得不半途辍学回家，执教鞭于乡里，借少许束脩以糊口。伯父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当然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生活下去。于是，在教书之余，他又自修起医学来了。好在祖父在世时，因对中医学颇有兴趣，收藏了不少医书，现在伯父正好继承下来，每日认真钻研；加上他在“洋学堂”又学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善于吸收西方医学理论与实践，这样，他便及早得风气之先，搞起了“中西医结合”。开始，也是只为家人治疗一些小的病痛，疗效甚佳。与祖父不同的是，他并不拒绝患病亲友的请求，为之诊病疗伤，倒也颇见功效。因此，他的名声逐渐传播开去，远近的乡亲们慕名而来，求他问药除病，而且均有满意结果。一来二去，求医者络绎不绝，我们家有门庭若市之概。于是，乡亲父老们趁机劝他：既然有此本事，何不弃教就医，造福于乡里呢？那时，正处国家大动乱时期，到处军阀混战，遍地盗贼风起，还有谁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人们缺医少药，往往身患疾病，求治无门。伯父的专长，此时便大有用武之地了。因此他应乡亲们的请求，顺理成章地开设医院，做起医生来了。好在我们家的房舍比较宽裕，可以腾出几间闲房供求医者所用。为了名正言顺，伯父给自己开设的这个小医院正式命名为“农民诊所”。不仅如此，他还拜托远在北平的友人，敬请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先生为诊所题写了楹联和匾额。我现在还记得那两副楹联是：
其一：劳者农贫者民众生多病
善其诊得其所妙手回春
其二：诊病疗伤但求有所
农村陋巷为便贫民
这两副楹联分别挂置在医院的大门和诊室门前。这样，通过它们字面上的表述，就把医院的性质和服务对象向世人清清楚楚地宣告出来了。果然，方圆几十里内外贫苦人家的伤病患者，都纷纷前来就医了。由于这些病人多半是投亲靠友，均与我们家沾亲带故，所以，伯父都不好意思多收费、赚钱，只是收一点药费和少许诊疗费。就是这样，诊所的经济效益还是不错，实际上起到“薄利多销”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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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诊所仅仅是伯父一个人来维持，诚所谓“里里外外一把手”了。那时，他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可是，伯父却乐此不疲，来者不拒，而且真诚相待，认真疗治。通过大量的实践，他的医术大有提高，前来求医的患者也愈发多了起来。正当他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之际，他的儿子树棨（也是我的堂兄，我称他为二哥）从清江（即当时的淮阴，现在改称淮安）医士学校毕业了，正解燃眉之急，派上用场。
我的这个二哥，乃伯父的长子。
这里补充几句，因为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比较讲究老规矩，就把我们堂兄弟四人依长幼为序排列起来，我二伯父的儿子树槃年龄最长，故为老大；大伯父的次子树荣为老三，而我这个独生子因为年龄最小，自然就成为老四了。
大哥树槃是个热血青年，他中学毕业时，恰逢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企图发动对华全面战争，觊觎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激于满腔义愤和爱国热情，大哥决心投笔从戎。伯父对此举给予坚决支持，他说“覆巢之下无完卵”，愛国也就是保家了！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来照顾！大哥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当时的黄埔军校，此后便投入抗日洪流，后来成为国军的一名军官。他的母亲（我称二伯母）一直得到伯父的照顾，丰衣足食。此是后话。
二哥树棨，儿时聪颖，少年有为，加上伯父望子成龙心切，精心予以培养，故得以就读正规学校，按部就班地从小学升入中学。初中毕业后，因时局动荡，未能升进高中，而是遵照父命，考入了那所当年苏北的最高医学学府——清江（淮阴）医士学校。老实说，由于当年中国医学教育不发达，那时的医士学校毕业生，比现在的医科大学本科生还吃香。二哥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徐州、清江或县城的大医院做一名正式医生，可他也是生不逢时，学校毕业之日，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将他们魔爪伸向我广袤的神州大地，妄图侵占我全部国土，继华北失陷之后，苏北的主要城镇也很快沦入敌手。因此，二哥所曾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已经根本无有他容身之处，迫于无奈，他只好留在伯父的诊所里暂时栖身，伺机而动。
二哥的到来，使诊所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凭借着他的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和他在学校时的实践，医治农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轻而易举，即使对某些疑难疾病，他也能说出个“子午卯酉”。再加上二哥及时治愈了几例病危患者，一下子名声大振，人们争相传告：“农民诊所”来了一位大医生，医术高超，药到病除，真“妙手回春”也。于是，周围百十里地的患者，闻讯都云集到伯父的诊所求医治病，人们竟把这个小诊所誉为邳县小“协和”。伯父的事业，一时间几乎达到了顶峰。 那时，全国都在兵荒马乱中，由于我们家乡这个地方偏居一隅，敌人鞭长莫及，相对来说有着难得的“平静”。伯父事业暂时的“发达”，导致我们家也出现了某种“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母子因和伯父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也跟着一同沾光，享受丰衣足食的愉悦。
说起我们母子和伯父聚居一起，还有一段悲痛的渊源。我刚刚出生不久，为闹家庭分家一事，我的父亲和伯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一时的愤激之下，竟然以自杀表示对哥哥暴戾行为的抗议。父亲溘然长逝，我年轻的母亲痛不欲生，严词斥责伯父的薄情寡义。伯父愧悔不及，作为对逝者的一种补偿，便将孤苦伶仃的母亲和我，收留在大家庭中一起生活。
但是，伯父的好日子并未长久。日本鬼子在占领苏北的一些城镇等交通要津之后，又将铁蹄踏向广大的乡村，他们经常用“清乡”和“扫荡”的手段，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抢掠。我的家乡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在劫难逃。因此，人们经常处于一夕数惊的紧张状态，时刻准备着“逃反”。有一次，阴历大年初一，日本鬼子和那些为虎作伥的伪军突然下乡“扫荡”，我们只得舍家出逃，在远离家园的异乡野地里过年。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出于他们罪恶的本性，偏偏不让中国老百姓平平安安地过一个春节。在此情况下，谁还顾得上诊病疗伤？我伯父的诊所因而处在半停顿状态，由于病人骤减，经济上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这种情况持续不久，便开始出现转机，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过来了，与鬼子和汉奸展开了游击战。人民子弟兵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神出鬼没，英勇善战，居然打得小鬼子们龟缩在城镇的碉堡里不敢出来。因此，老百姓又能够正常地生产、生活了。所以，求医治病的人逐渐又多了起来，伯父的诊所重新进入忙碌状态。忙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鬼子兵的随意放枪鸣炮、野蛮屠杀，给人带来了许多意外的创伤；二是，新四军与敌军频繁作战，负伤的指战员也日渐多了起来。伯父虽是一个旧社会出来的医生，却很有爱国情怀。他经常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难当头，抗日救国责无旁贷，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受害同胞治病，特别要为抗日军人及时疗伤。我二哥是热血青年，满腔爱国热情，对日本鬼子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伯父的话自然完全遵从照办。于是，新四军的伤病员不断地转到诊所中来，伯父父子都是来者不拒，用最好的药、最有效的办法及时精心进行疗治，从不延误。不仅如此，我们家还经常成为新四军伤病员养伤的地方。因为诊所只有两间诊室，无法收留病人住院，一般患者进行门诊后即行离开，回家或借住在亲戚家中继续诊治；而新四军的战士无家可回，于是我们的住房便成为临时病房了。我记得有过不少时日，我和母亲、伯母以及姐姐们挤在一间小房内，把卧室让给负伤的战士治病养伤。有一次，新四军的正规军和日伪的大部队在我们家乡附近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军英勇作战，打得敌人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但是，我军也有很大损失，伤员很多。伯父的医院一下子接受了一大批伤员，伯父和二哥努力进行安排治疗，但是病房太少，不敷应用。伯父动员我刚刚结婚的三哥、三嫂把新房腾让出来，让伤情较重的伤员住了进去，三哥夫妇遵从父命，毫无怨言。当时，因为伤员们行动不便，我们家人（包括我和姐姐、嫂嫂）经常为他们端茶倒水、洗衣浆衫，彼此都看作是自家人，无拘无束，亲密无间。那种军民鱼水之情，至今仍然给我留下美好印象。
我们家诊所的所作所为，使伯父和二哥无形中与人民子弟兵的关系拉近了，不仅和部队的指战员亲密相处，而且和共产党抗日政权的领导也过从甚密，他们都把伯父父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在一起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就亲眼看见过，有些年轻的有知识的军政领导，常常和二哥抵足而眠，彻夜长谈，彼此视为知己。而伯父在行医的忙碌中，还凭借他医德的威望，为乡邻们调解矛盾和纠纷，获得很高的赞誉，同时用医疗中节省下来的余荫，周济贫困的亲邻，并且不断地为抗日救亡事业捐赠财物，博得抗日政府的好评。因此，在当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召开“三三制”（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人士占三分之一，无党派社会贤达占三分之一）的民主参政会时，我伯父毫无异议地以爱国的开明士绅身份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非常隆重地被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和共产党人、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进行参政议政，商讨抗日救民大计，体现出当年共产党言行一致履行民主团结政治的博大胸怀，以及认真实践组建联合政府的决心。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伯父第一次参加参政会后回来时，手里捧着艳红的“参议会”证书，胸前的衣襟上别着“参议员”红色签条——他是在显示其抗日参政的荣耀。稍事休息后，他便和一些好奇的亲朋好友、南邻北舍，畅谈参政会上的见闻，大讲他如何受到共产党高官的礼遇，怎样和边区领导握手言欢、促膝谈心、共谋边区抗日政府民主建设的盛况。此外，他还畅谈了国内外形势，我国抗战胜利的前景，欣然以抗日人员自居。我们子侄辈当然亦感同身受，欢欣鼓舞。在这样的氛围里，二哥甚至萌生投筆从戎的念头，而且也得到伯父的首肯。伯父说，直接到部队里去也好，那里更需要医生，更有利于杀敌报国。但二哥的这个良好愿望，却被当时的边区领导劝阻了。他们认为，敌后的形势微妙而复杂，程先生现在的身份和位置对抗战更为有利。二哥也就没有再坚持，但对抗战的事情更加热心了。
但是，伯父的二女婿把这个愿望实现了。
伯父有两个女儿，老大（我称为大姐）老实敦厚，拙于言辞，嫁给距我们村庄不远的汤家楼一户殷实的农家，安守妇道，无大作为。二姐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自小便备受伯父宠爱，长大成人后，经过伯父亲自挑选，物色到一个门当户对、才貌双全的乘龙快婿。我的这位二姐夫家住古邳镇（古时的邳州旧城，又称“旧州”），出身于当地的一家望族，系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志向远大，中学毕业后，只是受时局影响没有能够继续深造，但其在校时品学兼优的名声却到处流传，所以能够得到伯父的青睐，与二姐喜结连理。他同样也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为权宜计，当时屈居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职员。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并残杀我无辜同胞之罪恶，早已义愤填膺，曾再三希望奔上前线请缨杀敌。只是因为家里有老母弱子，特别是和二姐感情甚笃，难以离舍，故心里十分矛盾。伯父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向女儿晓以大义：大敌当前，忠孝不能两全，应以国事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应该为国效力！同时满口应允，今后将全力照料他们一家的生活，以解除二姐夫的后顾之忧。伯父的态度，终于使二姐愉快地答应了丈夫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抗日义举。 二姐夫参军之后，因足智多谋，加上在战场上英勇无畏，故屡建战功，被领导所赏识，很快便升任为新四军正规军的营长。在此期间，他曾经率部经过我们村庄并趁机探望伯父和我们全家，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位青年军官的高大形象。他身穿合体的灰军装，腰系武装带，斜挎着一只短枪，飒爽英姿，威风凛凛。幼年的我，感到十分敬佩，并引以为骄傲。伯父伯母等亲人见了也乐得抿不上嘴，伯父还一再勖勉他努力奋进，为国建功立业。可惜他行色匆匆，未能和我们畅谈他英勇杀敌的故事，我又感到很遗憾。
二姐夫是个忘我的人，身为指挥员，他始终英勇勤奋，在任何情况下总是知难而进，身先士卒。不幸的是，就在一次与顽敌的恶战中，他以一个营的兵力，抵御敌人数千人的進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壮烈牺牲。噩耗传来，二姐如天塌地陷，痛不欲生。在这悲痛时刻，伯父却表现出极大的镇静，大义凛然地说：抗战救国，抵御外侮，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必然会有流血牺牲。今天这牺牲落在我们头上，这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家的光荣——倭寇入侵，国土沦丧，我们没有畏难而逃，而是恪尽了国民职责，他的死重于泰山，人们都会感念于他。同时，伯父还努力安抚二姐，切勿过于悲哀，有伤身心，还要以大局为重，照料好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女。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对女婿的承诺，此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女儿很大的支持。他对家人说，我对二女的扶助，不仅因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还因为她是烈士家属，她的丈夫是为国捐躯的，照顾她一家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家人谁也不许产生异议。这些话听来虽然有些古板，但掷地有声，令人敬佩。
基于对丈夫的深情、对子女婆婆的责任，年轻的二姐牺牲了宝贵的青春，一直坚守在婆婆家中，没有再嫁，为老人送了终，把孩子抚养成人。伯父也一直对她关爱有加，没有少懈。
长夜漫漫，终于熬到日寇战败投降，我们的苏北家乡很快地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对此，曾经有人劝告伯父，附融“国军”，为其效劳，但被伯父严词拒绝，他说：“我父子乃一介医生，无意卷入政治旋涡。”因此他始终远离当权者，没有沾染“国政”，保持了政治上的清白。
伯父对于我们孤儿寡母，也给予很大的关怀。我高小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北名校——江苏省立徐州中学。金榜题名，轰动乡里，伯父由衷地高兴：想不到树榛有如此才分（听说全县仅录取他一人），实在难得。他殷切嘱告我母亲，要创造一切条件，让我在学校安心读书，有什么困难，他定会予以协助，不会袖手旁观的。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伯父没有食言，并在母亲的努力下，使我得以受到较完整的学校教育，直到大学毕业。对此，我一直感念不忘。
不过，当我们家乡第二次解放、新的红色政权建立不久，伯父便让二哥树棨正式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到新建的邳睢县人民医院做医生。由于二哥医术上的出色表现，责任心较强，一年之后，便升任为医务主任，掌握了医院的业务大权。恰恰在这时，我大哥树槃也在北平追随傅作义将军而和平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我当时也不算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在徐州中学首批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于是，伯父不禁又沾沾自喜，经常得意地告诉亲友们：吾乃革命家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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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革命家庭”的好光景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在迅速变幻的现实生活中塌陷了。首先，由伯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开始。其实，我们分家之后，伯父家里没有多少田地，祖上留下的少许田产，由他的次子树荣（我叫他三哥）耕种。因受时局所限，三哥没念几天书就辍学在家务农了，是个壮劳动力，经营家里那点土地，绰绰有余，因此，家里连个长工都没有雇，根本谈不上剥削。而且伯父根本没有种过地，先执教，后从医，至多算个自由职业者。可那些土改积极分子们都知道，伯父开了这么多年的医院，是有好多积蓄的，要想分他的“浮财”，不划他地主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于是，他这个多年的老医生一下子就变成“老地主”了。为了让他交出“隐藏起来”的财产，村干部竟然把他背剪双手吊在房梁上进行肉体惩罚。关键时刻，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这个曾经为抗战立功并被推选为共产党创建的民主参政会的参议员来说句公道话，这使老人大为伤心。
继之，我二哥树棨在县医院也出事了，起因由他的婚外恋引发。说起来这事缘于伯父的错误，还在二哥上学期间，伯父就当家做主给儿子订了婚。根据媒人介绍，对方乃殷实富户，其女有大家闺秀风范，一表人才。其时，二哥正在医士学校谈恋爱，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可是，就在他一次假期回家的时候，伯父却要给他举办婚事了。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还是很起作用的，尽管二哥再三表示反对，却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屈服了，披红挂彩和新娘成了大礼。过了门的新二嫂，更加使二哥失望，她不仅目不识丁，而且有着一双被缠成畸形的小脚，身材又矮，眉目也不清秀，走起路来，像一只短小的圆规在挪动。可当时的二哥，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一副风流倜傥的洋学生，怎么能看上这样的媳妇？那时婚姻还是很不自由，迫于形势，他只好勉强接受这个痛苦的事实。不过，这也埋藏了他们夫妻不和谐的种子。在此后的悠悠岁月中，二哥一直有移情别恋的风流韵事。当时正处战乱，除了二嫂经常与他进行一点醋性争吵外，也没有惹出多少麻烦。可是，解放以后，特别是他已经成为国家干部，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无人过问了。谁知我的这位风流成性的哥哥，偏偏不晓得个中厉害，又在他所工作的县医院中与昔日的情人鸳梦重温。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非正常爱情，往往是人们的舆论中心，加上他医术水平较高，平日有点孤高自傲，动辄以权威自居，以致和同事及领导的关系都不很协调。所以事发之后，便被人群起而攻之，此时恰好又逢阶级斗争高潮时刻，极左路线大行其道，当然难逃组织上对他的严厉处理——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由群众进行监督改造。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此二哥闭门不出，似乎从人间消失了，直到他憋屈得患了绝症而长眠于荒野。
祸不单行，我大哥树槃的遭际也不美妙。他在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后不久，因有怀旧情结和厌战情绪，打报告要求解甲归田。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很快他便从北京回到故乡来了。开始时他想今后一心务农，终老田园，大有“不食周粟”之意。但他毕竟难比“夷齐之志”，过不多久，因目睹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万众一心向党，于是，就决心改变初衷，而积极投入到新的生活中来。当地政府念他系起义人员，又有知识，便安排他到学校任教，由于他工作认真勤谨，因而成为一个被人赞扬和尊敬的人民教师。他自己也沾沾自喜，经常和妻子儿女在家里弹唱平生最喜爱的京剧，自得其乐，心满意足。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此后不久因胡风的私人书信被知情人揭发而引发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到来时，他竟是重点“肃反”对象。原因是他在当时系当地国民党军官官衔最高者，是“够线”的人，“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便牢牢地卡在他的头上。
我的命运也在大学毕业的1957年逆转了，因为少不更事，在党进行整风的大鸣大放中，竟然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大实话，从而受到了严厉处分，自然被打入另册。紧接着，我被有关方面惩罚性地分配到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锻炼和改造，从此进入生活低谷。之后，凡有政治运动，“漏网右派”的帽子即毫不客气地选择了我的脑袋。
于是，伯父引以为荣的这个“革命家庭”，便昙花一现般地烟消云散了，加上我母亲在后来不知什么运动中，被莫名其妙地“补课”补上的富农成分，以伯父这个“地主分子”为首，我们家便“五类”（地、富、反、坏、右）俱全了。历史绕了个怪圈，给我们家开了个严肃的玩笑。我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当年我国社会上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就是这样“滋生”出来的，所谓“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亦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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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左迷雾的笼罩下，遭受了无尽的屈辱和折磨，我的大哥和二哥相继去世，我自己也蛰居北大荒不断地进行锻炼和改造，长期无颜回乡面对家乡父老，只有伯父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苦熬岁月。
虽然革命热火朝天，但不少人那高昂的阶级斗争激情，仍然抗拒不住病菌的侵袭、缺医少药的烦恼，仍然困扰着家乡的革命群眾和干部。不少乡邻感觉到，作为一代名医的伯父，似乎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有关方面经过不知多少次的磋商，请示了多少领导，最后不知得到哪一级革命首长的批准，仍然要求已经是耄耋之年的伯父继续行医，为人民诊病疗伤，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伯父本来早已心灰意冷，熄灭从医之念，平日唯读书阅报、引逗孙辈以自娱晚年而已。现在突然又让他重操旧业，实在不甚情愿。可是，他是个被专政的对象，革命群众的要求、领导的指示必须执行照办，因此程家诊所又开张起来。由于伯父经验丰富，医术高明，相继治愈了许多病人甚至疑难患者，超过当时时髦的“赤脚医生”，甚至强过一些公家开设的正规医院。于是，伯父的名声又重新大振起来。此时，某些不识时务的乡亲竟向政府提出要求：应该给程耀卿医生平反摘帽，以便他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然而，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喊得震天响的年代，这种“新动向”除了进一步提高革命群众的警惕性，同时给伯父带来新的批斗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凡日后再有人向老头提及此事，他便向其拱手作揖：你们还是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吧！
至于后来在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伯父的遭际，这样的“反动分子”所经受的苦难就毋庸我多说了。他在十年浩劫之后给我写的信中的一段话足以说明：这些年，我不知遇到了多少荒唐之事，看到了多少无稽言词，奇怪的是，吾泱泱大国，竟无一人站出来，痛加褒贬和拦阻，以致民遭殃、国遭损，几致衰亡；据此，有识之士，该警醒矣！
老人的话，我也一直在沉思。
说也奇怪，老人一生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居然没有颓然倒下，竟然活到一百岁，被摘去“地主”的帽子，重新被乡亲们所尊重。欣逢冬去春来、改革开放的年代，目睹欣欣向荣的国家并乡梓的变化，老人不禁感慨万端，他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昔者，极左路线当道，化友为敌，闭关锁国，搞得国困家贫，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今，“邓大人”执政，化敌为友，推行改革开放方针，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泰，我能够躬逢盛世，深以为幸……即使在那样的高寿，他仍然思路清晰，心清神明，令后人备感欣慰。就在家人为他庆祝百岁诞辰之后不久，他又病倒了，自知这次病将不起，临终弥留之际，亲自撰写了一份遗嘱，全文如下：
余一生坎坷，饱尝忧患，历经三个朝代，遭遇三次荒年。饥寒交迫，灾祸频仍。挨过皮鞭打，受过监牢押。弟妹们先我而逝，子侄辈早我而卒。黑天昏地，愁云苦雨，艰难地苟活了近一个世纪。现在，我已届百岁高龄，双目失明，两耳聋塞，自料生命难久。弥留之日，遗嘱后人，望尔等遵从：
你们要奉公守法、遵规循纪；要兄弟团结、夫妻和睦。远亲近邻，互助互爱；敬老慈幼，患难相扶。要谋求正当职业，勿为投机倒把之举；要诚实敦厚，勿学奸狡刁钻之徒。要教育儿孙读书求学，不许出现任一文盲。要待人以宽，律己以严。要效高山上之青松，勿做温室中之花草。我一生穷困，没有留给你们以半点遗产，唯有清白之名声，做尔等精神之财富。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哀切之语，尔等谨记，余死无憾矣！
现在，伯父去世已经三十余年了，通过这样一个百岁老人复杂的人生经历，坎坷的命运结局，或可寻求出某种规律性的印记，从而给后人一些值得思考的警示。
2017年8月4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责任编辑】 宁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