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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国学术界早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已开始关注并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品质问题、人身安全问题、监护人类型问题等方面，并由此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成因是复杂的，尤其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力量在乡村秩序中的逐步退出，而新的《义务教育法》又存在某些缺陷，使得新时期“留守儿童”的走向更加难以把握。本文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通过对湘北H村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之现状与走向进行考察，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走向；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6.7
[文献标识码]A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其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儿童。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新时期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由于缺少父母的直接关爱、管理和教育，加上委托监护人监护有效度不够或能力有限，导致大部分“留守儿童”在道德品质、学习成绩、身心健康、安全防范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有的甚至变成“问题儿童”或“黑色势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大阻碍。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考察
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绝大部分由于亲子沟通中断、亲子互动缺失，导致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为障碍，而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大多数人格发展不健全、学习成绩滑坡、人际交往出现障碍、思想道德建设凸现危机、越轨行为日益趋多。通过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量进城而出现的。而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无奈、国家力量的退出、后乡土秩序的转型和蜕变，使农村“留守儿童”的正常社会化越来越难以完成，现状及前景极其堪忧。
1．缺陷家庭背景下的“留守儿童”心情苦闷。城市化是任何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成为必然趋势，乡村社会必然发生变化。调查中的湘北H村也不例外。H村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农业型村庄，这个村共有900多人口，村上办有小学，乡中学(不完全中学，只有初中)也驻扎在本村，其中本村在读的小学儿童58人，中学青少年110余人。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和副业生产，村民们靠天吃饭，除了出外打工的村民，人们更多地处于一种“有饭吃、没钱用、生不起病、读不起书”的状态。
除了少部分通过参军或上学读书走出了村庄的人以外，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扣工挣钱成为H村几乎每个农民家庭的唯一或无奈选择。调查中，H村的在校学生160余人中就有110多人是“留守儿童”，父母亲双双外出打工，留下小孩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占到这110多人的90％以上。剩下的10％则是母亲出外打工，而父亲留下种田和照顾小孩。这样的家庭教育往往是有心无力，无论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父亲，在完成繁重的农活之后，几乎是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对小孩进行督促、引导和教育。一些村民说，他们甚至只能在晚上监督小孩是否在看书，而看的具体是什么内容的书他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只能管生活，却没法管孩子的心理，包括日常教育。所以“留守儿童”已经成为这种内陆型农业村庄的基本现象。
家庭教育是人生社会化的第一课堂，农村里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对小孩来说，是一种隔代教育，而农村的父亲对小孩而言，则更多地是一种棍棒教育。他们普遍都极其缺乏与小孩的心理沟通，也就难以完成对“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的家庭教育。更有甚者，一些“留守儿童”的家庭中是妇女外出，往往是女人在外面见了世面，回来后就闹着和男人离婚，并且坚决不愿意抚养小孩。H村从2005年到2006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10户家庭离婚，其中8户是外出打工回来后的妇女主动提出的，这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伤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2．软弱学校教育下的“留守儿童”行为无助。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难以通过其家庭教育正常完成的同时，学校教育现状也不容乐观。当前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软弱和无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差等生”难以教育，动辄简单处罚，结果往往是“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粥”；二是“留守儿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学校往往只能做做说服工作，而无具体的得力措施，有心无力。
由于受当地乡村秩序的大背景影响，与其他村庄一样，表面平静和自洽的H村并不那么平静。家家户户在家里讨论“地下六合彩”，大街上则大摇大摆地摆着由十几条杀猪凳组成的赌桌，同时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那里赌博。赌场里有“马仔”，每天给的工钱是100-200元不等。而这些马仔，几乎都是由中途从学校辍学或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少年担当。这些青少年平时在赌场看场子，同时还帮人打架讨债，有时又跑到附近学校与学校里面的个别差生联合欺负学生，收取烟钱或所谓的“保护费”。学校对付外面的骚扰还有办法，可以进行封闭性教育。但对学校里面的差生却毫无办法。由于有关规定本来就不准劝退学生，新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老师们更加小心和谨慎，学校规定对学生不能进行责骂甚至罚站。事实上，在2005年5月，H村XX中学就因为一个老师罚一个没交作业的“留守学生”抄了10遍作业，罚站一堂课。家长居然从湖北省城赶回家里，纠集起10余人到学校找麻烦，扬言要去告学校体罚学生。最后学校摆了一桌酒席请客赔礼才算完事，结果是这个学生以后当然更加不会按时交作业了。
尽管有关部门已规定农村学校的学生流失率不能超过10％，但现在的农村“留守儿童”流失现象却依然非常严重。以H村XX中学为例，几乎每年达到17％左右。这些流失的“留守儿童”中，女生流失如果比男生多，则主要是因为女性出去打工比男性容易找到工作；而男性如果比女性多，则是因为男生本身厌学和逃学乃至辍学所造成。以前还是男生流失率高于女生，现在则流失的几乎全部是女生。根据在H村XX中学任教6年的一位老师专门统计，他施教的学生当中已经有100多名女生出去打工，除了10几名是正常职业就业以外，其余几乎都是不正规场所就业。潜台词很明白，那就是——色情或卖身。2006年6月份就有两个村民家长从广东赶回来，到学校把孩子带走。其中一个女生初三刚毕业，就被家长带到县城的发廊里打工去了；另一个女生还差15天中考，家长说做事来钱快，读书还要交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结果硬是不让孩子参加毕业考试就带走了，着实令老师们痛心。
3．灰色失控乡土秩序下的“留守儿童”前途暗淡。乡村社会灰色化，是指乡村本身的治理秩序越来越由以往被主流所排斥的“混混”、“恶人”所控制。这种力量本身并不是黑社会，但却以其灰色的状态日益破坏乡村的正常秩序。乡村治理中灰色势力的介入与日益猖獗，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代收取农民税费结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基层干部与灰色势力保持适度距离，就成了一种比较微妙地平衡，平衡的结果却是乡土秩序的日益灰色与失控。例如华中科技大 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谭同学2005年对湘南某镇的调查显示，“1996年该镇政府要拓宽通过本镇的马路时，就曾让灰色势力们去与村民‘商讨’占地、拆房等问题。而近5年以来，地税所、工商所工作人员不愿亲自到集市上收税费(农贸市场主要是做小生意的农民，收税收费较麻烦)，就由“混混”们代劳，这些人‘一打二骂三拿东西’，很快就能完成‘任务’。”与其他农村一样，H村的村民们也讲究脸面的重要。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尤其是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的逐步退出与淡化，以往靠道德支撑的脸面现在似乎越来越被以经济和暴力为支撑的脸面所替代。尽管“马仔”的称呼并不悦耳，但大多来源于前辈或现在的“留守儿童”混混们在H村却没有感觉到低人一等，甚至还变成了他们向人炫耀的资本。他们原先在村庄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现在却抽着名牌烟，穿着名牌衣服，时而还可以教训一下看不顺眼的人，普通村民见了还要恭恭敬敬。这对于相当一部分考大学无望，外出打工无门的“留守儿童”们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和一种不错的选择。所以说，在这种灰色失控乡土秩序下的“留守儿童”，一般是前途暗淡。当然，这更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走向分析
调查显示，H村XX中学2005年初三毕业生120多人(包括本村和外村)，最后考上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达60人，是历年来水平最高的一次。剩下的60余人中，本村学生有30余人，10余人外出打工，剩下的则暂时呆在村子里，农忙时帮助家里种田干活，闲时在村里闲逛打牌，这里面已经有4-5人成为当地地下赌场的“马仔”，还有2人因为吸毒被送强制戒毒。对于H村的“留守儿童”而言，如果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他们未来的走向除了一部分外出打工和在家务农以外，剩下的就只有在乡土社会中摸、爬、滚、打这条生路了。
1．成为都市里的漂泊者。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0／0_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全国的基本情况是如此，H村的情况则更加糟糕。H村的“留守儿童”如果外出，所能获得最高学历也就是初中毕业证，以一无技能、二无门路、三无学历的状况进入城市，只能成为城市生活中以出卖力气或出卖皮肉为生的临时过客或漂泊者。无情的现实，使得H村2005年初中毕业的“留守儿童”中，就有三分之二选择了呆在村庄过日子，而不敢进城去务工，或漂泊，或流浪，甚至冒险。
2．成为村庄里的灰色混混。现今，H村留存村庄里的仅仅只有初中毕业的“留守儿童”，几乎成为了乡村混混的后备力量。大部分人并没有去当“马仔”，而是选择了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毕竟，农业税取消后，很多村民开始只种一季稻，农活并不那么重，而且父母亲在外打工，总会随时给家里捎点钱，与其拼命干活，不如得过且过，闲时打牌赌博，游荡村庄，在村里经常偷鸡摸狗，偶尔还会喝酒闹事，总能找点乐子。一来二去，“混混”的生活方式就成为他们的主流生活了。
3．成为社会潜在的黑色力量。现在的H村通常起码有2到3个大规模的赌场，本地毗邻湖北、江西，是三省交界处，江西、湖北的很多人都开车、骑摩托来这里赌博，除了设备简陋和露天进行以外，其工具、人马和运作方式几乎和电视里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开赌场其一天的打水(行话，即抽税)费居然高达7—8万元，而税率只是1％。由此可以想象，赌博的规模有多大。有些时候，赌场的赌徒都懒得数钱，而是用尺子比钱堆的高矮。H村所在的乡由原来的5个小乡合并组成，而该乡只有一个仅有6名警察的乡村派出所，根本就没有警力来管制这种规模的赌场，也根本不是这种规模赌场的对手。赌场和“地F六合彩”一起掏空了农村的经济，肥了一些人的腰包，也养活了大批“马仔”。“马仔”虽然收入高，却也意味着要随时打架，到处讨债，必要时动刀子流血。H村一些由“留守儿童”组成的混混们，缺乏家庭的监管，很快就有一部分吃上了“马仔”这碗饭，从而走向了一条潜在的黑色不归路。
三、农村“留守儿童”的对策探讨
要真正解决新时期农村“留守儿童”的诸多问题，必须在治标的同时而着重于治本。前者主要是加强和完善教育体系，后者则需要从新时期乡村社会变迁上来整体理解新农村建设。乡村社会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是一种“皇权不下县”的自发社会，村中的生活逻辑和社会秩序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建国后的土改和政权建设，使得农村和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力量在乡村是一种逐步退出而又相对紧张的态势。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干部与农民经常地打在一起，正如夫妻经常地吵嘴闹些矛盾。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不再有联系，就好比夫妻之间不再讲话。夫妻之间不讲话并不是关系更好了，而是关系更加复杂和微妙了。新农村建设在目前这种局面下，更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1．填平强化教育与完善体系的反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不断扩大，而且会越来越大。他们的学习目标、生活方式、行为取向、道德观念等正处于由朦胧向成型转化的成长时期，其心理认知、道德情感、行为评价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在其家庭教育缺位、早期管教真空、亲子互动断裂的生活环境中，由此产生的角色错位和角色冲突，势必会严重阻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化过程。
教育是引导新时期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办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个人性格缺陷、学习目标混乱、越轨行为发生、人际交往障碍、自我认、只不清等问题，无疑应从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素质入手，充分发挥教育的启迪作用与教化作用。但目前的做法是强化教育的强制功能，却并没有完善教育的体系。如前所述，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自体系建设比较滞后，面对不良的“留守儿童”和流失的“留守儿童”，学校教育往往处于一种软弱与无奈的状态，甚至处于失控和茫然状态。因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教育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法》，实现“以人为本”战略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形成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应试教育与职业教育，引导式教育与必要的惩罚教育、寄宿学校与寄养家庭相结合的机制，推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实践的制度化、规范化利普遍化。
2．协调背井离乡与村庄面向的矛盾。农民实际上是“守上重迁”的，不到万不得已，农民并不愿意背井离乡，也不愿意丢下自己的孩了使其成为“留守儿童”。但事实上，全国9亿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绝大多数农民将不得不依托人均一亩三分地而过着“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调动农民“拼命赚钱、拼命消费”的积极性，来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双重贡献。“在农民不可能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广告和时尚调动起农民高消费的欲望，却不能为他们提供满足的于段，实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也因此，开展适合农民需要的新乡村建设，让农民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重建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患义，就极其重要。”
因此，新农村建设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而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手段就存于在提供物质性公共品供给的同时，也提供非物质性公共品供给，构建一种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生活质量却相对较高的乡土环境。通过建设，使农民在收入增加的同时，能够感到一种满足感，一种幸福感；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缓慢分享成果的同时，延缓或减轻自己的痛苦感；在高度的村庄社会关联和充满预期的村庄生活面向中，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理由。在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村庄秩序井然有条，村民安居乐业，村内守望相助，农民心情愉悦，生活充满预期，具有自己的生存价值与尊严。农村成为村民愿意在此安身立命的社区共同体，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也是农村能否长期稳定、城乡能否良性互动，中国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农村“留守儿童”现象能否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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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走向；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6.7
[文献标识码]A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其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儿童。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新时期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由于缺少父母的直接关爱、管理和教育，加上委托监护人监护有效度不够或能力有限，导致大部分“留守儿童”在道德品质、学习成绩、身心健康、安全防范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有的甚至变成“问题儿童”或“黑色势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大阻碍。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考察
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绝大部分由于亲子沟通中断、亲子互动缺失，导致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为障碍，而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大多数人格发展不健全、学习成绩滑坡、人际交往出现障碍、思想道德建设凸现危机、越轨行为日益趋多。通过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量进城而出现的。而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无奈、国家力量的退出、后乡土秩序的转型和蜕变，使农村“留守儿童”的正常社会化越来越难以完成，现状及前景极其堪忧。
1．缺陷家庭背景下的“留守儿童”心情苦闷。城市化是任何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成为必然趋势，乡村社会必然发生变化。调查中的湘北H村也不例外。H村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农业型村庄，这个村共有900多人口，村上办有小学，乡中学(不完全中学，只有初中)也驻扎在本村，其中本村在读的小学儿童58人，中学青少年110余人。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和副业生产，村民们靠天吃饭，除了出外打工的村民，人们更多地处于一种“有饭吃、没钱用、生不起病、读不起书”的状态。
除了少部分通过参军或上学读书走出了村庄的人以外，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扣工挣钱成为H村几乎每个农民家庭的唯一或无奈选择。调查中，H村的在校学生160余人中就有110多人是“留守儿童”，父母亲双双外出打工，留下小孩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占到这110多人的90％以上。剩下的10％则是母亲出外打工，而父亲留下种田和照顾小孩。这样的家庭教育往往是有心无力，无论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父亲，在完成繁重的农活之后，几乎是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对小孩进行督促、引导和教育。一些村民说，他们甚至只能在晚上监督小孩是否在看书，而看的具体是什么内容的书他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只能管生活，却没法管孩子的心理，包括日常教育。所以“留守儿童”已经成为这种内陆型农业村庄的基本现象。
家庭教育是人生社会化的第一课堂，农村里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对小孩来说，是一种隔代教育，而农村的父亲对小孩而言，则更多地是一种棍棒教育。他们普遍都极其缺乏与小孩的心理沟通，也就难以完成对“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的家庭教育。更有甚者，一些“留守儿童”的家庭中是妇女外出，往往是女人在外面见了世面，回来后就闹着和男人离婚，并且坚决不愿意抚养小孩。H村从2005年到2006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10户家庭离婚，其中8户是外出打工回来后的妇女主动提出的，这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伤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2．软弱学校教育下的“留守儿童”行为无助。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难以通过其家庭教育正常完成的同时，学校教育现状也不容乐观。当前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软弱和无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差等生”难以教育，动辄简单处罚，结果往往是“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粥”；二是“留守儿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学校往往只能做做说服工作，而无具体的得力措施，有心无力。
由于受当地乡村秩序的大背景影响，与其他村庄一样，表面平静和自洽的H村并不那么平静。家家户户在家里讨论“地下六合彩”，大街上则大摇大摆地摆着由十几条杀猪凳组成的赌桌，同时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那里赌博。赌场里有“马仔”，每天给的工钱是100-200元不等。而这些马仔，几乎都是由中途从学校辍学或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少年担当。这些青少年平时在赌场看场子，同时还帮人打架讨债，有时又跑到附近学校与学校里面的个别差生联合欺负学生，收取烟钱或所谓的“保护费”。学校对付外面的骚扰还有办法，可以进行封闭性教育。但对学校里面的差生却毫无办法。由于有关规定本来就不准劝退学生，新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老师们更加小心和谨慎，学校规定对学生不能进行责骂甚至罚站。事实上，在2005年5月，H村XX中学就因为一个老师罚一个没交作业的“留守学生”抄了10遍作业，罚站一堂课。家长居然从湖北省城赶回家里，纠集起10余人到学校找麻烦，扬言要去告学校体罚学生。最后学校摆了一桌酒席请客赔礼才算完事，结果是这个学生以后当然更加不会按时交作业了。
尽管有关部门已规定农村学校的学生流失率不能超过10％，但现在的农村“留守儿童”流失现象却依然非常严重。以H村XX中学为例，几乎每年达到17％左右。这些流失的“留守儿童”中，女生流失如果比男生多，则主要是因为女性出去打工比男性容易找到工作；而男性如果比女性多，则是因为男生本身厌学和逃学乃至辍学所造成。以前还是男生流失率高于女生，现在则流失的几乎全部是女生。根据在H村XX中学任教6年的一位老师专门统计，他施教的学生当中已经有100多名女生出去打工，除了10几名是正常职业就业以外，其余几乎都是不正规场所就业。潜台词很明白，那就是——色情或卖身。2006年6月份就有两个村民家长从广东赶回来，到学校把孩子带走。其中一个女生初三刚毕业，就被家长带到县城的发廊里打工去了；另一个女生还差15天中考，家长说做事来钱快，读书还要交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结果硬是不让孩子参加毕业考试就带走了，着实令老师们痛心。
3．灰色失控乡土秩序下的“留守儿童”前途暗淡。乡村社会灰色化，是指乡村本身的治理秩序越来越由以往被主流所排斥的“混混”、“恶人”所控制。这种力量本身并不是黑社会，但却以其灰色的状态日益破坏乡村的正常秩序。乡村治理中灰色势力的介入与日益猖獗，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代收取农民税费结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基层干部与灰色势力保持适度距离，就成了一种比较微妙地平衡，平衡的结果却是乡土秩序的日益灰色与失控。例如华中科技大 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谭同学2005年对湘南某镇的调查显示，“1996年该镇政府要拓宽通过本镇的马路时，就曾让灰色势力们去与村民‘商讨’占地、拆房等问题。而近5年以来，地税所、工商所工作人员不愿亲自到集市上收税费(农贸市场主要是做小生意的农民，收税收费较麻烦)，就由“混混”们代劳，这些人‘一打二骂三拿东西’，很快就能完成‘任务’。”与其他农村一样，H村的村民们也讲究脸面的重要。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尤其是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的逐步退出与淡化，以往靠道德支撑的脸面现在似乎越来越被以经济和暴力为支撑的脸面所替代。尽管“马仔”的称呼并不悦耳，但大多来源于前辈或现在的“留守儿童”混混们在H村却没有感觉到低人一等，甚至还变成了他们向人炫耀的资本。他们原先在村庄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现在却抽着名牌烟，穿着名牌衣服，时而还可以教训一下看不顺眼的人，普通村民见了还要恭恭敬敬。这对于相当一部分考大学无望，外出打工无门的“留守儿童”们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和一种不错的选择。所以说，在这种灰色失控乡土秩序下的“留守儿童”，一般是前途暗淡。当然，这更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走向分析
调查显示，H村XX中学2005年初三毕业生120多人(包括本村和外村)，最后考上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达60人，是历年来水平最高的一次。剩下的60余人中，本村学生有30余人，10余人外出打工，剩下的则暂时呆在村子里，农忙时帮助家里种田干活，闲时在村里闲逛打牌，这里面已经有4-5人成为当地地下赌场的“马仔”，还有2人因为吸毒被送强制戒毒。对于H村的“留守儿童”而言，如果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他们未来的走向除了一部分外出打工和在家务农以外，剩下的就只有在乡土社会中摸、爬、滚、打这条生路了。
1．成为都市里的漂泊者。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0／0_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全国的基本情况是如此，H村的情况则更加糟糕。H村的“留守儿童”如果外出，所能获得最高学历也就是初中毕业证，以一无技能、二无门路、三无学历的状况进入城市，只能成为城市生活中以出卖力气或出卖皮肉为生的临时过客或漂泊者。无情的现实，使得H村2005年初中毕业的“留守儿童”中，就有三分之二选择了呆在村庄过日子，而不敢进城去务工，或漂泊，或流浪，甚至冒险。
2．成为村庄里的灰色混混。现今，H村留存村庄里的仅仅只有初中毕业的“留守儿童”，几乎成为了乡村混混的后备力量。大部分人并没有去当“马仔”，而是选择了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毕竟，农业税取消后，很多村民开始只种一季稻，农活并不那么重，而且父母亲在外打工，总会随时给家里捎点钱，与其拼命干活，不如得过且过，闲时打牌赌博，游荡村庄，在村里经常偷鸡摸狗，偶尔还会喝酒闹事，总能找点乐子。一来二去，“混混”的生活方式就成为他们的主流生活了。
3．成为社会潜在的黑色力量。现在的H村通常起码有2到3个大规模的赌场，本地毗邻湖北、江西，是三省交界处，江西、湖北的很多人都开车、骑摩托来这里赌博，除了设备简陋和露天进行以外，其工具、人马和运作方式几乎和电视里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开赌场其一天的打水(行话，即抽税)费居然高达7—8万元，而税率只是1％。由此可以想象，赌博的规模有多大。有些时候，赌场的赌徒都懒得数钱，而是用尺子比钱堆的高矮。H村所在的乡由原来的5个小乡合并组成，而该乡只有一个仅有6名警察的乡村派出所，根本就没有警力来管制这种规模的赌场，也根本不是这种规模赌场的对手。赌场和“地F六合彩”一起掏空了农村的经济，肥了一些人的腰包，也养活了大批“马仔”。“马仔”虽然收入高，却也意味着要随时打架，到处讨债，必要时动刀子流血。H村一些由“留守儿童”组成的混混们，缺乏家庭的监管，很快就有一部分吃上了“马仔”这碗饭，从而走向了一条潜在的黑色不归路。
三、农村“留守儿童”的对策探讨
要真正解决新时期农村“留守儿童”的诸多问题，必须在治标的同时而着重于治本。前者主要是加强和完善教育体系，后者则需要从新时期乡村社会变迁上来整体理解新农村建设。乡村社会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是一种“皇权不下县”的自发社会，村中的生活逻辑和社会秩序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建国后的土改和政权建设，使得农村和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力量在乡村是一种逐步退出而又相对紧张的态势。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干部与农民经常地打在一起，正如夫妻经常地吵嘴闹些矛盾。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不再有联系，就好比夫妻之间不再讲话。夫妻之间不讲话并不是关系更好了，而是关系更加复杂和微妙了。新农村建设在目前这种局面下，更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1．填平强化教育与完善体系的反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不断扩大，而且会越来越大。他们的学习目标、生活方式、行为取向、道德观念等正处于由朦胧向成型转化的成长时期，其心理认知、道德情感、行为评价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在其家庭教育缺位、早期管教真空、亲子互动断裂的生活环境中，由此产生的角色错位和角色冲突，势必会严重阻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化过程。
教育是引导新时期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办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个人性格缺陷、学习目标混乱、越轨行为发生、人际交往障碍、自我认、只不清等问题，无疑应从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素质入手，充分发挥教育的启迪作用与教化作用。但目前的做法是强化教育的强制功能，却并没有完善教育的体系。如前所述，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自体系建设比较滞后，面对不良的“留守儿童”和流失的“留守儿童”，学校教育往往处于一种软弱与无奈的状态，甚至处于失控和茫然状态。因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教育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法》，实现“以人为本”战略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形成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应试教育与职业教育，引导式教育与必要的惩罚教育、寄宿学校与寄养家庭相结合的机制，推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实践的制度化、规范化利普遍化。
2．协调背井离乡与村庄面向的矛盾。农民实际上是“守上重迁”的，不到万不得已，农民并不愿意背井离乡，也不愿意丢下自己的孩了使其成为“留守儿童”。但事实上，全国9亿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绝大多数农民将不得不依托人均一亩三分地而过着“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调动农民“拼命赚钱、拼命消费”的积极性，来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双重贡献。“在农民不可能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广告和时尚调动起农民高消费的欲望，却不能为他们提供满足的于段，实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也因此，开展适合农民需要的新乡村建设，让农民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重建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患义，就极其重要。”
因此，新农村建设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而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手段就存于在提供物质性公共品供给的同时，也提供非物质性公共品供给，构建一种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生活质量却相对较高的乡土环境。通过建设，使农民在收入增加的同时，能够感到一种满足感，一种幸福感；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缓慢分享成果的同时，延缓或减轻自己的痛苦感；在高度的村庄社会关联和充满预期的村庄生活面向中，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理由。在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村庄秩序井然有条，村民安居乐业，村内守望相助，农民心情愉悦，生活充满预期，具有自己的生存价值与尊严。农村成为村民愿意在此安身立命的社区共同体，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也是农村能否长期稳定、城乡能否良性互动，中国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农村“留守儿童”现象能否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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