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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陈铎依然保持着惯常的儒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直端坐着，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这样才配得上今天采访的主题。”他说。
6月17日，俄罗斯国家大剧院，在为庆祝中俄建交60周年而举办的文艺演出上，陈铎同时用中、俄两种语言朗诵了普希金的诗《致凯恩》，在中俄两国观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甚至有一位现场观看演出的俄罗斯官员在演出结束后专门找到他，对他说：“你表演得实在是太棒了!”
近日，陈铎先生从俄罗斯返回国内。谈起演出时的蛊况，他说：“我当时在舞台上全身心地投入，已经完全融入到演出中去了。像我们这代人，从小在中苏友好的环境中长大，都有一种深深的俄罗斯情结。”
中国的巴卜利克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所以，我受苏联(前苏联，下同——编者注)的影响很深。
小时候，我看的苏联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像《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卫国战争》等，这些作品都对我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对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后来的人生选择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一直有一种海洋情结。当时有一部苏联小说叫《海洋事业需要勇敢坚强的人》，我读完以后，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勇敢坚强的人。当时，从很多苏联的电影上都能看到他们的海军，那些士兵穿着海军服，显得非常的精神，我就有一个当海军的梦想。但是后来由于我的眼睛视力不好，我的海军梦一直也没有实现。
但我的这种海洋情结还是一直保持着，对海洋的兴趣一直没有减弱。1980年代，我在拍完《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两部片子以后，我又策划筹备拍《万里海疆》，在选题的时候我跟国内一些做海洋工作的人聊起来，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能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他们哪里知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海洋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读的是上海非常著名的上海敬业中学。敬业中学建校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已经有261年的历史了，出过许多著名校友，省部级的就有几十个。
那时候，我们开始学俄语。我最初的俄语老师，叫孙亚珍。她是一位中俄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长着一副标准的俄罗斯女性的脸孔。现在她仍然健在，已经80多岁了。去年我回上海参加敬业中学建校260周年的庆祝典礼时还见到她。
在学校上学时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初中时就戴红领巾，她特别喜欢我。当时苏联有一位优秀少先队员叫巴威尔，小名叫巴卜利克，她就也给我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叫巴卜利克。
孙老师的俄语十分标准，我一直跟着她学俄语也受益匪浅。记得我在1996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去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华人艺术节的演出 当时的莫斯科市长听了我的俄文表演以后就上台来找到我说，“你的俄语发音非常好，明年是莫斯科建城850周年，我们邀请你做贵宾，你还要来。”
还有一次，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靠近中俄边境线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华俄村，里面住的全都是有华人血统的俄罗斯族人。我到那里跟他们用俄语交流，他们说，我的俄语发音是标准的莫斯科音，而他们自己说的是。方言，呵呵。
差点儿见到斯大林
1952年，当时我还在读小学。那时候的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期 中国少先队决定派个少年儿童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儿童一起参加国际少先队夏令营活动。在上海挑选代表，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呀，就被选上了(当时不知道，事后老师告诉我的)要我作为上海的少年儿童代表去参加国际少先队夏令营。
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活动，参加活动就需要学习礼仪外语呀什么的。此外，活动对服装也有很高的要求统一的白衬衫蓝裤子，连红领巾都要求要用丝绸做成。
当时，在我们那所小学校，外事礼仪还没有系统地教过。而像服装，当时我们刚刚解放没几年，平时还达不到这个条件，而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结果我就没能去成。
后来，我听说代表团从中国福利会下面一个演儿童剧的剧团里找了一名演员来代替我去了俄罗斯。他们有服装呀，现成的，外事礼仪，俄语也都学过，正好合适。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了中央实验话剧团的郑振遥，当时她正好就是在中国福利会下面的儿童剧团工作，一起说起来这事儿我才知道那次正是她代替我去的莫斯科。
那次我是被选中了，但没有去成，心里特别遗憾。其它的倒没有什么，就是听说这个代表团去了莫斯科以后，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在当时那个时代，斯大林的声望有多高呀，连他的呼吸都能让大地震撼(笑)。到了1953年，斯大林就去世了，再也见不着他了，想起来我就很失落。
不过，后来苏联的太平洋舰队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到了上海，我又被选为少年儿童代表，得以登上军舰参观，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了，或多或少地弥补了我没能去莫斯科的遗憾。
在剧团里排演苏联话剧
1958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中国广播电视实验剧团。本来，我并没有进剧团的打算，只是为了跟一帮朋友打赌，他们说剧团的考试很难，我就赌气要去试一试，结果一共6轮考试，我全部都通过了。那时候，中苏关系尚好，在考试现场我记得自己还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
在剧团工作的时候，也有很多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机会。当时，苏联专家正在帮助中国援建项目。当时北京的很多建筑，像北京广播大厦，北京展览馆都是苏联专家援建的。
北京广播大厦建设的时候，我正在台里工作，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大厦建成以后开始投入使用，但是我们发现录音问在建设的时候，墙壁的音响设计什么的完全是按照苏联的标准来建造，我们在录音时音响效果不是很好。于是就向苏联专家反映。但苏联专家说，“不可能呀”，就自己过来亲自播音测试音响效果，结果却很好。后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民族的语言在发声时，音色不同，所以播音室的音响设计就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后来，我们又对播音室进行改造，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196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剧团来演出，苏联的莫斯科合唱团来华演出是我们负责接待，给他们报幕，拍照片。当时我们团里给他们报幕的报幕员，表现得非常优秀，后来，国家筹建东方歌舞团，周(恩来)总理，陈(毅)老总就把她调了过去，成了东方歌舞团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报幕员。
平时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排演一些苏联话剧，作为舞台锻炼。1959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我们排练了献礼节目——广播剧《妈妈》。我在里面饰演儿子，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个主演，但实际上，我的台词并不多。
1962年的时候，我们又排了一个苏联话剧《花园》，我本来是主要演员， 演一名苏联小伙子，但因为我同时还担任音乐编辑、音响导演和摄影，结果就演了 名德国的城防司令，是个不太重要的角色。
“五七”干校里学俄语
1969年，正值“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黑龙江嫩江沿岸的“五七”干校从事生产劳动。我当时是先锋连机耕队的队长，主要负责开拖拉机。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十分紧张，边境冲突时有发生，最著名的就是珍宝岛战役了。我们所在的干校离中苏边境只有100公里，而且当时我们干校里有一些人是有所谓的“历史问题”的，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和渗透，大家就商量着一起来学俄语。
因为我学过俄语嘛，所以有时候就组织大家学习俄语，我们当时学习的主要是“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打倒新沙皇、”“打倒勃列日涅夫”这些短句子，但到了后来，这也成了我在“文革”中继续受到批判的原因之一。
在干校的时候，为了防范苏军的空袭，我们甚至还被要求去参加修筑防空洞。我提出不用挖防空洞，可以利用田野中的土包做掩体，但军宣队的人哪里同意!我当时是机耕队队长负责开拖拉机，拖拉机比较贵重嘛，当时上头就要求我们在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拖拉机开到指定地点，但在东北那个自然条件下怎么可能 天冷的时候有零下40多度，拖拉机光发动都要个把小时!
第二年，我们干校这帮人被转移到内地，但反对“苏修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山东文登的时候，我们听到苏联广播，他们在播放《喀秋莎》的时候加进了一些其它的音乐元素，旋律开始有些变味了。我们就说，看看，这就是“苏修”了，连《喀秋莎》那么美妙的音乐也被他们给修正了!
中苏之间的关系，一直等到苏联快要解体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有了一些缓和。后来，苏联突然解体了，我一下子感觉到很不可思议，这可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呀!叶利钦上台，中俄成了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的交往日渐增多。等到普京上台以后，两国的各方面的交往都开始活跃起来我觉得两国的关系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次我到俄罗斯参加演出，发现那里也有一批曾经来过中国，帮助中国搞建设的老人，他们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对中俄两国加强交往的愿望十分强烈。作为一名中俄两国风雨60年的普通见证者，我希望以后两国各方面的交往能够越来越多。
6月17日，俄罗斯国家大剧院，在为庆祝中俄建交60周年而举办的文艺演出上，陈铎同时用中、俄两种语言朗诵了普希金的诗《致凯恩》，在中俄两国观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甚至有一位现场观看演出的俄罗斯官员在演出结束后专门找到他，对他说：“你表演得实在是太棒了!”
近日，陈铎先生从俄罗斯返回国内。谈起演出时的蛊况，他说：“我当时在舞台上全身心地投入，已经完全融入到演出中去了。像我们这代人，从小在中苏友好的环境中长大，都有一种深深的俄罗斯情结。”
中国的巴卜利克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所以，我受苏联(前苏联，下同——编者注)的影响很深。
小时候，我看的苏联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像《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卫国战争》等，这些作品都对我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对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后来的人生选择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一直有一种海洋情结。当时有一部苏联小说叫《海洋事业需要勇敢坚强的人》，我读完以后，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勇敢坚强的人。当时，从很多苏联的电影上都能看到他们的海军，那些士兵穿着海军服，显得非常的精神，我就有一个当海军的梦想。但是后来由于我的眼睛视力不好，我的海军梦一直也没有实现。
但我的这种海洋情结还是一直保持着，对海洋的兴趣一直没有减弱。1980年代，我在拍完《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两部片子以后，我又策划筹备拍《万里海疆》，在选题的时候我跟国内一些做海洋工作的人聊起来，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能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他们哪里知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海洋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读的是上海非常著名的上海敬业中学。敬业中学建校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已经有261年的历史了，出过许多著名校友，省部级的就有几十个。
那时候，我们开始学俄语。我最初的俄语老师，叫孙亚珍。她是一位中俄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长着一副标准的俄罗斯女性的脸孔。现在她仍然健在，已经80多岁了。去年我回上海参加敬业中学建校260周年的庆祝典礼时还见到她。
在学校上学时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初中时就戴红领巾，她特别喜欢我。当时苏联有一位优秀少先队员叫巴威尔，小名叫巴卜利克，她就也给我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叫巴卜利克。
孙老师的俄语十分标准，我一直跟着她学俄语也受益匪浅。记得我在1996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去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华人艺术节的演出 当时的莫斯科市长听了我的俄文表演以后就上台来找到我说，“你的俄语发音非常好，明年是莫斯科建城850周年，我们邀请你做贵宾，你还要来。”
还有一次，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靠近中俄边境线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华俄村，里面住的全都是有华人血统的俄罗斯族人。我到那里跟他们用俄语交流，他们说，我的俄语发音是标准的莫斯科音，而他们自己说的是。方言，呵呵。
差点儿见到斯大林
1952年，当时我还在读小学。那时候的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期 中国少先队决定派个少年儿童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儿童一起参加国际少先队夏令营活动。在上海挑选代表，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呀，就被选上了(当时不知道，事后老师告诉我的)要我作为上海的少年儿童代表去参加国际少先队夏令营。
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活动，参加活动就需要学习礼仪外语呀什么的。此外，活动对服装也有很高的要求统一的白衬衫蓝裤子，连红领巾都要求要用丝绸做成。
当时，在我们那所小学校，外事礼仪还没有系统地教过。而像服装，当时我们刚刚解放没几年，平时还达不到这个条件，而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结果我就没能去成。
后来，我听说代表团从中国福利会下面一个演儿童剧的剧团里找了一名演员来代替我去了俄罗斯。他们有服装呀，现成的，外事礼仪，俄语也都学过，正好合适。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了中央实验话剧团的郑振遥，当时她正好就是在中国福利会下面的儿童剧团工作，一起说起来这事儿我才知道那次正是她代替我去的莫斯科。
那次我是被选中了，但没有去成，心里特别遗憾。其它的倒没有什么，就是听说这个代表团去了莫斯科以后，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在当时那个时代，斯大林的声望有多高呀，连他的呼吸都能让大地震撼(笑)。到了1953年，斯大林就去世了，再也见不着他了，想起来我就很失落。
不过，后来苏联的太平洋舰队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到了上海，我又被选为少年儿童代表，得以登上军舰参观，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了，或多或少地弥补了我没能去莫斯科的遗憾。
在剧团里排演苏联话剧
1958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中国广播电视实验剧团。本来，我并没有进剧团的打算，只是为了跟一帮朋友打赌，他们说剧团的考试很难，我就赌气要去试一试，结果一共6轮考试，我全部都通过了。那时候，中苏关系尚好，在考试现场我记得自己还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
在剧团工作的时候，也有很多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机会。当时，苏联专家正在帮助中国援建项目。当时北京的很多建筑，像北京广播大厦，北京展览馆都是苏联专家援建的。
北京广播大厦建设的时候，我正在台里工作，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大厦建成以后开始投入使用，但是我们发现录音问在建设的时候，墙壁的音响设计什么的完全是按照苏联的标准来建造，我们在录音时音响效果不是很好。于是就向苏联专家反映。但苏联专家说，“不可能呀”，就自己过来亲自播音测试音响效果，结果却很好。后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民族的语言在发声时，音色不同，所以播音室的音响设计就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后来，我们又对播音室进行改造，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196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剧团来演出，苏联的莫斯科合唱团来华演出是我们负责接待，给他们报幕，拍照片。当时我们团里给他们报幕的报幕员，表现得非常优秀，后来，国家筹建东方歌舞团，周(恩来)总理，陈(毅)老总就把她调了过去，成了东方歌舞团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报幕员。
平时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排演一些苏联话剧，作为舞台锻炼。1959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我们排练了献礼节目——广播剧《妈妈》。我在里面饰演儿子，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个主演，但实际上，我的台词并不多。
1962年的时候，我们又排了一个苏联话剧《花园》，我本来是主要演员， 演一名苏联小伙子，但因为我同时还担任音乐编辑、音响导演和摄影，结果就演了 名德国的城防司令，是个不太重要的角色。
“五七”干校里学俄语
1969年，正值“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黑龙江嫩江沿岸的“五七”干校从事生产劳动。我当时是先锋连机耕队的队长，主要负责开拖拉机。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十分紧张，边境冲突时有发生，最著名的就是珍宝岛战役了。我们所在的干校离中苏边境只有100公里，而且当时我们干校里有一些人是有所谓的“历史问题”的，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和渗透，大家就商量着一起来学俄语。
因为我学过俄语嘛，所以有时候就组织大家学习俄语，我们当时学习的主要是“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打倒新沙皇、”“打倒勃列日涅夫”这些短句子，但到了后来，这也成了我在“文革”中继续受到批判的原因之一。
在干校的时候，为了防范苏军的空袭，我们甚至还被要求去参加修筑防空洞。我提出不用挖防空洞，可以利用田野中的土包做掩体，但军宣队的人哪里同意!我当时是机耕队队长负责开拖拉机，拖拉机比较贵重嘛，当时上头就要求我们在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拖拉机开到指定地点，但在东北那个自然条件下怎么可能 天冷的时候有零下40多度，拖拉机光发动都要个把小时!
第二年，我们干校这帮人被转移到内地，但反对“苏修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山东文登的时候，我们听到苏联广播，他们在播放《喀秋莎》的时候加进了一些其它的音乐元素，旋律开始有些变味了。我们就说，看看，这就是“苏修”了，连《喀秋莎》那么美妙的音乐也被他们给修正了!
中苏之间的关系，一直等到苏联快要解体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有了一些缓和。后来，苏联突然解体了，我一下子感觉到很不可思议，这可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呀!叶利钦上台，中俄成了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的交往日渐增多。等到普京上台以后，两国的各方面的交往都开始活跃起来我觉得两国的关系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次我到俄罗斯参加演出，发现那里也有一批曾经来过中国，帮助中国搞建设的老人，他们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对中俄两国加强交往的愿望十分强烈。作为一名中俄两国风雨60年的普通见证者，我希望以后两国各方面的交往能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