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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克是个“中国通”，给人感觉温和亲切，具有德国人身上的严谨，也不失美国式的小幽默。作为一个拥有1400多家会员企业的商会的主席，他为争取欧盟在华企业合法权益游刃于政府高层与中国媒体中间，为他所代表的欧盟企业争取着尽可能多的话语权。
今年早些时候，他曾公开表示，欧盟企业在中国风电设备招标过程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希望中国能在诸如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欧盟企业与中国企业平等的竞争机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欧盟商会这一呼吁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及相关部门纷纷予以回应。
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10月29日在杭州举行的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表示，中国已同意取消风力发电设备投标中的国产化要求。对此，伍德克又作何感想?11月10日，伍德克接受《商务周刊》的专访，畅谈了对中国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商务周刊》：今年您曾多次批评中国的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对外资不公平的现象，但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的《购买美国产品法》、欧盟《公共部门货物采购指令》都明确规定政府采购的招标活动应在“成员国范围内”进行，并有限采购成员国产品，那在金融危机这样的非常时刻，您对中国批评是不是有失偏颇?
伍德克这些批评大多是公平的，关键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中国的“保护主义”问题，首先不是相对于外国的保护主义，而是中国内部的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安徽省政府今年年初曾经宣布，安徽的企业必须使用马鞍山钢厂的钢材，安徽的官员必须开奇瑞轿车。湖南和其他省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中国内部的地方保护主义，所以我强调的中国“保护主义”问题，通常不是指中国相对外国的“保护主义”，而是中国国内的保护主义。
纯粹的保护主义是不对的，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法令，但外国企业在美国本土设立的公司在美国生产的产品也被视作美国货。但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情况不同，以风电设备为例，很多欧洲企业在上海、天津、宁夏、山东等地都有生产基地，他们的产品国产化率达到80％——90％，但仍在招标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这是我们所批评的“保护主义”。
我注意到，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商务部发言人6月底都曾表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公司并在中国生产，应被视作中国企业。这让我们欧盟企业很高兴，对我们也很重要。
《商务周刊》：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近期表示，中国风电设备国产化率实际上已经超过70％了，中国已经同意取消风力发电设备投标中的国产化要求。对这样的结果，您应该满意吧?
伍德克：我认为张局长这个表态是明智的。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之前批评的焦点在于，如果欧洲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且大部分生产在中国境内进行，为什么在中国风电设备招标中不能被视作中国企业?如果中国人投资的公司，主要设备都是进口的，就因为他们的决策者是中国人，他们就被视为本土公司?如果中国希望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必须对在华外资公司与中国公司一视同仁。
在美国市场上，通用汽车的本地化产能低于丰田，这就意味着，丰田汽车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的美国产品要多于通用企业，所以购买通用汽车并不意味着更支持美国经济。这与我们的风电设备企业面临的情况类似。
《商务周刊》：不久前欧盟商会公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09／2010》，您在今年的建议书发布后曾前往布鲁塞尔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该建议书，政盟委员会对这份建议书有什么反应?
伍德克：最近我去了柏林、布鲁塞尔和伦敦，我的同事去了罗马和巴黎，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政府都阅读了这份建议书。日本和美国的政府也对建议书很欣赏，认为它涉及的问题很全面。我们获得的反馈是，这些国家政府对中国取得的进展乐见其成。建议书里并不都是抱怨，显示了中国较一年前又解决了很多问题，欧盟企业都对此感到欣喜。但是建议书也显示，中国在某些方面有待改进。有时这些政府官员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时也会谈论建议书中的内容，我们将其视作一个与不同级别政府官员交流的最好方式。
《商务周刊》：今年的建议书指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欧盟企业担忧的问题。您在建议书发布后也拜访了中国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你们双方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进行了哪些方面的交流?
伍德克：这是我跟他的第三次会面。我们商会每年发布建议书之后，我都会与田局长见一次面。他非常有个人魅力，思维开阔，他是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直接决策者，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走向对商会的会员企业来说很重要。这次会面，我们就建议书中提到的有关保护现状、《知识产权法》的执行以及《专利法》的相关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和交流。
《商务周刊》：既然欧盟商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有这么多批评，您是否当面对田局长表达了不满?
伍德克：田局长面对的批评太多了——不少中国公司批评他对外国公司过于宽容，一些外国公司批评他对中国公司过于姑息，我想他已经习惯并善于处理诸如此类的批评。他思维比较开阔，善于接纳各方的意见，对国际惯例理解很透彻。但他面临的问题在于：中国太大了，知识产权的立法历史还很短，作为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官员，他肩负推进此项工作的压力很大。而欧盟商会并非只是抱怨，我们更注重提出建议。田局长希望借鉴欧盟在知识产权法律方面的经验以推动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
《商务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前不久曾表示，中国的知识產权立法很好，但执行方面存在问题。确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问题很复杂。
伍德克：是的，中国确实国家太大，情况太复杂。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执行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地方对相关法律的理解问题，立法本身不存在问题，用中国俗语讲就是“山高皇帝远”。
我举个较极端的例子，广东省一位女士购买了假冒的某欧洲品牌热水器，由于漏电导致用户死亡，媒体和大众纷纷批评该欧洲品牌厂商。该欧洲公司花了很多精力向媒体说明真相，并要求当地执法部门关闭那个生产仿冒品的工厂，但当地执法机关未予受理。该欧洲公司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因名誉受损影响了在广东市场的销售，而仿冒者依然逍遥法外。
中国知识产权的主要问题还在于相关专业人才的不足，这个领域比较复杂，但中国缺乏精通这个领域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这个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因此我们欢迎欧盟委员会帮助中国对知识产权领域法官和检察官的培训，他们已经做出了不少类似承诺，中国方面对此也非常支持。
《商务周刊》：您最近也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有过会晤，双方有哪些交流?您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乐观吗?
伍德克：我们讨论了中国经济是w型还是V型增长，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的现状。刘明康主席对私募股权基金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就此也向他提出了很多建议。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之中，我注意到，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8.9％，这是个乐观的数据。但这个数据是按照年度同比方式统计出来的，我个人认为，按照季度环比方式统计的数据更符合经济实际运行情况。按照环比统计数据，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曲线呈w型，增长速度更为平缓。
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可期，但长期来看，特别是2020年以后就不太乐观了。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城市化进程，而这一进程不可预期。而且，2020年之后中国老龄化问题会显现，就像现在的日本和韩国。
短期看，我认为，中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方案并大量投放银行贷款，在2010或2011年这些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可能显现。此外，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值得关注。这两个因素在短期来看对经济形势已然形成风险，所以中国应更多关注消费而非生产，更多发展服务业，而非重工业。
《商务周刊》：您认为中国应关注消费--而非生产，但由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太完善，很多人为了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不得不多储蓄。
伍德克：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占了GDP的50％，但其中仅有20％来自干个人，多于20％的部分来自于企业，5％多来自于政府。中国的个人消费每年都在增长，问题在于公司部分的储蓄率过高。我认为，必须让中国的公司部门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和产能投资，欧盟公司经常给董事分红，中国的国有企业很少给股东分红，通常用于投资增加新的工厂。
今年早些时候，他曾公开表示，欧盟企业在中国风电设备招标过程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希望中国能在诸如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欧盟企业与中国企业平等的竞争机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欧盟商会这一呼吁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及相关部门纷纷予以回应。
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10月29日在杭州举行的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表示，中国已同意取消风力发电设备投标中的国产化要求。对此，伍德克又作何感想?11月10日，伍德克接受《商务周刊》的专访，畅谈了对中国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商务周刊》：今年您曾多次批评中国的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对外资不公平的现象，但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的《购买美国产品法》、欧盟《公共部门货物采购指令》都明确规定政府采购的招标活动应在“成员国范围内”进行，并有限采购成员国产品，那在金融危机这样的非常时刻，您对中国批评是不是有失偏颇?
伍德克这些批评大多是公平的，关键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中国的“保护主义”问题，首先不是相对于外国的保护主义，而是中国内部的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安徽省政府今年年初曾经宣布，安徽的企业必须使用马鞍山钢厂的钢材，安徽的官员必须开奇瑞轿车。湖南和其他省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中国内部的地方保护主义，所以我强调的中国“保护主义”问题，通常不是指中国相对外国的“保护主义”，而是中国国内的保护主义。
纯粹的保护主义是不对的，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法令，但外国企业在美国本土设立的公司在美国生产的产品也被视作美国货。但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情况不同，以风电设备为例，很多欧洲企业在上海、天津、宁夏、山东等地都有生产基地，他们的产品国产化率达到80％——90％，但仍在招标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这是我们所批评的“保护主义”。
我注意到，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商务部发言人6月底都曾表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公司并在中国生产，应被视作中国企业。这让我们欧盟企业很高兴，对我们也很重要。
《商务周刊》：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近期表示，中国风电设备国产化率实际上已经超过70％了，中国已经同意取消风力发电设备投标中的国产化要求。对这样的结果，您应该满意吧?
伍德克：我认为张局长这个表态是明智的。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之前批评的焦点在于，如果欧洲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且大部分生产在中国境内进行，为什么在中国风电设备招标中不能被视作中国企业?如果中国人投资的公司，主要设备都是进口的，就因为他们的决策者是中国人，他们就被视为本土公司?如果中国希望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必须对在华外资公司与中国公司一视同仁。
在美国市场上，通用汽车的本地化产能低于丰田，这就意味着，丰田汽车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的美国产品要多于通用企业，所以购买通用汽车并不意味着更支持美国经济。这与我们的风电设备企业面临的情况类似。
《商务周刊》：不久前欧盟商会公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09／2010》，您在今年的建议书发布后曾前往布鲁塞尔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该建议书，政盟委员会对这份建议书有什么反应?
伍德克：最近我去了柏林、布鲁塞尔和伦敦，我的同事去了罗马和巴黎，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政府都阅读了这份建议书。日本和美国的政府也对建议书很欣赏，认为它涉及的问题很全面。我们获得的反馈是，这些国家政府对中国取得的进展乐见其成。建议书里并不都是抱怨，显示了中国较一年前又解决了很多问题，欧盟企业都对此感到欣喜。但是建议书也显示，中国在某些方面有待改进。有时这些政府官员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时也会谈论建议书中的内容，我们将其视作一个与不同级别政府官员交流的最好方式。
《商务周刊》：今年的建议书指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欧盟企业担忧的问题。您在建议书发布后也拜访了中国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你们双方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进行了哪些方面的交流?
伍德克：这是我跟他的第三次会面。我们商会每年发布建议书之后，我都会与田局长见一次面。他非常有个人魅力，思维开阔，他是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直接决策者，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走向对商会的会员企业来说很重要。这次会面，我们就建议书中提到的有关保护现状、《知识产权法》的执行以及《专利法》的相关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和交流。
《商务周刊》：既然欧盟商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有这么多批评，您是否当面对田局长表达了不满?
伍德克：田局长面对的批评太多了——不少中国公司批评他对外国公司过于宽容，一些外国公司批评他对中国公司过于姑息，我想他已经习惯并善于处理诸如此类的批评。他思维比较开阔，善于接纳各方的意见，对国际惯例理解很透彻。但他面临的问题在于：中国太大了，知识产权的立法历史还很短，作为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官员，他肩负推进此项工作的压力很大。而欧盟商会并非只是抱怨，我们更注重提出建议。田局长希望借鉴欧盟在知识产权法律方面的经验以推动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
《商务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前不久曾表示，中国的知识產权立法很好，但执行方面存在问题。确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问题很复杂。
伍德克：是的，中国确实国家太大，情况太复杂。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执行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地方对相关法律的理解问题，立法本身不存在问题，用中国俗语讲就是“山高皇帝远”。
我举个较极端的例子，广东省一位女士购买了假冒的某欧洲品牌热水器，由于漏电导致用户死亡，媒体和大众纷纷批评该欧洲品牌厂商。该欧洲公司花了很多精力向媒体说明真相，并要求当地执法部门关闭那个生产仿冒品的工厂，但当地执法机关未予受理。该欧洲公司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因名誉受损影响了在广东市场的销售，而仿冒者依然逍遥法外。
中国知识产权的主要问题还在于相关专业人才的不足，这个领域比较复杂，但中国缺乏精通这个领域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这个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因此我们欢迎欧盟委员会帮助中国对知识产权领域法官和检察官的培训，他们已经做出了不少类似承诺，中国方面对此也非常支持。
《商务周刊》：您最近也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有过会晤，双方有哪些交流?您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乐观吗?
伍德克：我们讨论了中国经济是w型还是V型增长，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的现状。刘明康主席对私募股权基金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就此也向他提出了很多建议。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之中，我注意到，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8.9％，这是个乐观的数据。但这个数据是按照年度同比方式统计出来的，我个人认为，按照季度环比方式统计的数据更符合经济实际运行情况。按照环比统计数据，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曲线呈w型，增长速度更为平缓。
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可期，但长期来看，特别是2020年以后就不太乐观了。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城市化进程，而这一进程不可预期。而且，2020年之后中国老龄化问题会显现，就像现在的日本和韩国。
短期看，我认为，中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方案并大量投放银行贷款，在2010或2011年这些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可能显现。此外，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值得关注。这两个因素在短期来看对经济形势已然形成风险，所以中国应更多关注消费而非生产，更多发展服务业，而非重工业。
《商务周刊》：您认为中国应关注消费--而非生产，但由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太完善，很多人为了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不得不多储蓄。
伍德克：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占了GDP的50％，但其中仅有20％来自干个人，多于20％的部分来自于企业，5％多来自于政府。中国的个人消费每年都在增长，问题在于公司部分的储蓄率过高。我认为，必须让中国的公司部门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和产能投资，欧盟公司经常给董事分红，中国的国有企业很少给股东分红，通常用于投资增加新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