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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暗箱艺术学校（the Camera Obscura School of Art）共同主持为期三周的研讨班，主题为“摄影诗学或摄影之诗学”（“Photographic Poetics， or the Poetics of Photography”）。这两位分别在诗歌和摄影艺术领域享誉世界的大师联袂合作，标志着当代诗歌和摄影的融合，对金斯堡个人而言，则标志着摄影真正融入了他的创作活动，成为他的创作生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斯堡开始摄影创作纯粹出于偶然，但是师友的点拨和自己的不懈实践，使金斯堡领悟到摄影艺术的真谛，创作出了具有真正艺术力量和价值的摄影作品，为现代摄影艺术贡献了一份独特而卓异的成就。
金斯堡的创作生涯与一系列“顿悟”体验密不可分，这或许只是偶然，出于个人的独特气质，不可复制，又或许是必然，由艺术史规律的永恒钟摆指定，不可避免。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是金斯堡的第一位“上师”（guru）。金斯堡自述曾多次在阅读布莱克诗作时体验到非同寻常的幻觉。例如，金斯堡回忆在读《啊！向日葵》（Ah！ Sunflower）和《病玫瑰》（Sick Rose）时，听到了房间里有一个低沉庄重的嗓音，他不假思索立即认定，那就是布莱克本人的声音。《啊！向日葵》是一首颇具神秘气息的短诗，语言纯粹华美，融入了青春的无端愁绪与宗教的神秘体验，其中的诗句“那里青春因欲望而憔悴/ 苍白的圣母身披白雪：/ 从他们墓中升起并渴望，/ 我的向日葵向往之处。”对敏感的诗人具有莫可名状而又难以抗拒的感召力。这些体验促使金斯堡进行一系列疯狂的实验，以图打开内心神秘的宝库，释放创作的激情与灵感。其中最为危险也最大胆的实验是服用药物。此时的金斯堡，有如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几亚国王米达斯，为了获得点石成金的神力，不惜牺牲一切。这种痛苦、疯癫与狂喜都记录在《嚎叫》（Howl）之中：“我看见我们这一代最好的头脑都毁于疯狂，饥饿癫狂赤裸，……”。金斯堡亲炙的第一位诗歌导师是同乡大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这位现代主义大师感到金斯堡总是处在离去的边缘，担心这位极富诗才的青年会活不到壮年，但是，威廉斯的诗歌观，尤其是“除事物之内，别无理念”（“no ideas but in things”），已经对金斯堡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烙印。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过梅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的现代艺术史课，在夏皮罗引导下，他对后印象主义画家保罗·塞尚进行了深入研究，接受了塞尚的美术观念。金斯堡回忆他从塞尚的作品中得到了一种“宇宙般的感觉”（“cosmic sensation”）。 后期金斯堡接受了佛教思想，经过冥想和瑜伽训练，摆脱了对药物的依赖，获得了更宽广深厚的灵感来源。对“幻象”（vision）、具体细节、神秘体验的迷恋，成为金斯堡诗歌与摄影的共同主题。
真正开启金斯堡文学生涯的“顿悟”，则来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前后结识的友人，而与他们的交往也成为金斯堡初涉摄影的契机。这些友人包括威廉·柏洛兹（William Burroughs）、卢西安·卡尔（Lucien Carr）、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格里高利·科索（Gregory Corso），当时都是籍籍无名的青年波西米亚艺术家，日后则成为名震天下的“垮掉的一代”领袖。金斯堡是这批青年叛逆者的喉舌。1953年夏，在他帮助下，柏洛兹的小说《瘾君子》（Junkie）得以出版。是年秋天，柏洛兹返回纽约拜访金斯堡，起初只打算盘桓数日，结果在纽约逗留三月才离开去了摩洛哥的丹吉尔。期间凯鲁亚克和科索也时常造访，四人彻夜长谈，这成为金斯堡青年时代的黄金时刻。他描述当时情景说，“现在我成长了，情感纠葛、意志冲突、互相挖掘都十分强烈、持久、丰富、令人精疲力尽。”朋友的启发，激荡金斯堡的心灵，他初次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为纪念这次盛事，金斯堡用一部二手柯达“视网膜”相机（Kodak Retina）拍摄了许多“天堂般的快照”（celestial snapshots），这是他拥有的第一部相机。圈中密友成为金斯堡拍摄的主要题材。他经常随身带着相机，为朋友们拍照：柏洛兹在他的寓所，书籍环绕，透过窗户凝视着纽约，如同波德莱尔凝视巴黎；柏洛兹与凯鲁亚克合影；凯鲁亚克在消防梯上抽烟。尤为值得一提的一幅照片记录了凯鲁亚克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附近怒目扬眉，张大嘴作呐喊状，此时一尊依稀可辨身穿考究古典服饰的瘦长政客雕像出人意料地从他头顶耸出，这本是人像摄影构图之大忌，却取得了出奇生动的效果：前景中愤怒的青年与背景中刻板的政客形成强烈对比，使画面极富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金斯堡后来为这幅照片撰写了题记：“来我们公寓拜访柏洛兹之后，杰克·凯鲁亚克沿第七东大街漫步，经过汤普金斯广场上的国会议员‘邮递员之友’萨缪尔·‘夕阳’·考克斯雕像，走向下东区A大道转角；他做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疯狂表情，或者像是在唱出低音歌手比博普的‘唵’，先在附近行走，然后陷入《地下居民》（The Subterraneans）的构思，铅笔和笔记本在羊毛衬衫口袋里，1953年秋，曼哈顿。”这是瞬间成为永恒的摄影艺术范例。金斯堡回忆说，他拍照从不超过5分钟，从不干预和摆拍，只把它当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谈话和写作一样自然。这些照片是率意而为的结果，只当做纪念品，用来记录“永恒中的特定时刻”，除了朋友们，金斯堡无意与人分享这些照片。金斯堡说，这些照片“与其说为地上的公众不如说是为天堂的公众而作，这就是它们富于魅力的原因”。此时金斯堡还没有摄影创作的意识，但是他拍照的行为，暗合他诗歌创作的理念：“不要掩藏你的疯狂”，拍出了富于生命活力的影像，使这批作品具有了历史记录之外的价值。
尽管金斯堡声称从未以摄影家自命，但是他的摄影创作却越来越自觉。金斯堡摄影创作的领路人是两位现代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贝伦妮丝·阿博特（Berenice Abbott）。金斯堡于1950年代通过凯鲁亚克偶然结识了弗兰克。他从弗兰克那里了解了许多摄影艺术的技术细节。例如，弗兰克曾告诉金斯堡：“如果你拍摄接近于特写的人像，总是要包含手部。”因为“脸是裸露的，而手也是裸露的。它给出人体动作或整体情绪更完整的画面。如果你只是拍摄胸部以上的人像，没有手，你就得不到整个姿势”。金斯堡和弗兰克关系最为感人之处是他们能够互相激励和启发。金斯堡于1991年接受托马斯·格拉蒂兹（Thomas Gladysz）采访时说：“他（弗兰克）总是说他认为我在做一件好事，钦佩我的道路：坚持不懈做诗人，周游我的世界，没有因酒精或毒品或歇斯底里而出局，也就是近乎于孜孜不倦地做诗歌。他喜欢那样。他孜孜不倦做他的摄影，承受种种个人悲剧，但一直坚持。我们成为充满深情、友善、亲如家人的朋友。”阿博特则是摄影界的老前辈，金斯堡偶尔会去缅因州她的住处拜访，从她那里颇受教益。一次金斯堡参观阿伯特举办的影展，他举起相机走近她，阿博特摆手说：“啊，别当摄影爱好者！……如果你想为我拍照，往后退一点。不要太靠近，否则我的额头会鼓起来，要么脸庞会鼓起来，完全不成比例。给被摄物周围留一点空间，以便看到它在哪儿，周围环境是什么。”阿博特给自己的摄影作品撰写题记的做法也引起金斯堡效仿。
金斯堡对摄影逐渐重视体现在器材的升级上。他在典当铺买的柯达“视网膜”一直用到1960年代。此后去印度之前，他买了一部理光相机，70年代又买了一台奥林巴斯XA。大约在1986年，他在波兰买了一台徕卡C3，这是弗兰克拍摄《美国人》（The Americans）的同一款相机。在拜访阿博特之后，为了实现清晰的细节和空间的全景感，他买了一部禄来。金斯堡买的相机绝大多数是二手货，即便是他经济不那么拮据的时候。也许这样可以让他保持一种业余性质。
金斯堡最终领悟到摄影与诗歌的交汇点，他称之为“神圣瞬间”（sacred moment）。他习惯于随身带着奥林巴斯相机和笔记本，并多带一卷胶卷，用文字或影像记录瞬间。他认为生活或生命具有神圣性（sacramental nature of life），这源于美国本土的艺术和生活审美观，更得益于他的佛教修行。这种神圣性归根结底来源于对“生命无常”的认识。他觉得这种认识让生命有了既忧郁又甜蜜又欢乐的况味。这似乎表明他对佛教四圣谛尤其是苦谛的颖悟。他如此总结诗歌与摄影的相通之处：“寻常偶然或寻常魔力的观念作为波西米亚垮掉派与作为佛教诗学是同一的。”金斯堡正是从这影像的魔力中顿悟了诗与摄影的真谛，他作为跨界者带给摄影艺术的启示和思考是丰富而深刻的。
金斯堡的创作生涯与一系列“顿悟”体验密不可分，这或许只是偶然，出于个人的独特气质，不可复制，又或许是必然，由艺术史规律的永恒钟摆指定，不可避免。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是金斯堡的第一位“上师”（guru）。金斯堡自述曾多次在阅读布莱克诗作时体验到非同寻常的幻觉。例如，金斯堡回忆在读《啊！向日葵》（Ah！ Sunflower）和《病玫瑰》（Sick Rose）时，听到了房间里有一个低沉庄重的嗓音，他不假思索立即认定，那就是布莱克本人的声音。《啊！向日葵》是一首颇具神秘气息的短诗，语言纯粹华美，融入了青春的无端愁绪与宗教的神秘体验，其中的诗句“那里青春因欲望而憔悴/ 苍白的圣母身披白雪：/ 从他们墓中升起并渴望，/ 我的向日葵向往之处。”对敏感的诗人具有莫可名状而又难以抗拒的感召力。这些体验促使金斯堡进行一系列疯狂的实验，以图打开内心神秘的宝库，释放创作的激情与灵感。其中最为危险也最大胆的实验是服用药物。此时的金斯堡，有如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几亚国王米达斯，为了获得点石成金的神力，不惜牺牲一切。这种痛苦、疯癫与狂喜都记录在《嚎叫》（Howl）之中：“我看见我们这一代最好的头脑都毁于疯狂，饥饿癫狂赤裸，……”。金斯堡亲炙的第一位诗歌导师是同乡大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这位现代主义大师感到金斯堡总是处在离去的边缘，担心这位极富诗才的青年会活不到壮年，但是，威廉斯的诗歌观，尤其是“除事物之内，别无理念”（“no ideas but in things”），已经对金斯堡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烙印。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过梅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的现代艺术史课，在夏皮罗引导下，他对后印象主义画家保罗·塞尚进行了深入研究，接受了塞尚的美术观念。金斯堡回忆他从塞尚的作品中得到了一种“宇宙般的感觉”（“cosmic sensation”）。 后期金斯堡接受了佛教思想，经过冥想和瑜伽训练，摆脱了对药物的依赖，获得了更宽广深厚的灵感来源。对“幻象”（vision）、具体细节、神秘体验的迷恋，成为金斯堡诗歌与摄影的共同主题。
真正开启金斯堡文学生涯的“顿悟”，则来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前后结识的友人，而与他们的交往也成为金斯堡初涉摄影的契机。这些友人包括威廉·柏洛兹（William Burroughs）、卢西安·卡尔（Lucien Carr）、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格里高利·科索（Gregory Corso），当时都是籍籍无名的青年波西米亚艺术家，日后则成为名震天下的“垮掉的一代”领袖。金斯堡是这批青年叛逆者的喉舌。1953年夏，在他帮助下，柏洛兹的小说《瘾君子》（Junkie）得以出版。是年秋天，柏洛兹返回纽约拜访金斯堡，起初只打算盘桓数日，结果在纽约逗留三月才离开去了摩洛哥的丹吉尔。期间凯鲁亚克和科索也时常造访，四人彻夜长谈，这成为金斯堡青年时代的黄金时刻。他描述当时情景说，“现在我成长了，情感纠葛、意志冲突、互相挖掘都十分强烈、持久、丰富、令人精疲力尽。”朋友的启发，激荡金斯堡的心灵，他初次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为纪念这次盛事，金斯堡用一部二手柯达“视网膜”相机（Kodak Retina）拍摄了许多“天堂般的快照”（celestial snapshots），这是他拥有的第一部相机。圈中密友成为金斯堡拍摄的主要题材。他经常随身带着相机，为朋友们拍照：柏洛兹在他的寓所，书籍环绕，透过窗户凝视着纽约，如同波德莱尔凝视巴黎；柏洛兹与凯鲁亚克合影；凯鲁亚克在消防梯上抽烟。尤为值得一提的一幅照片记录了凯鲁亚克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附近怒目扬眉，张大嘴作呐喊状，此时一尊依稀可辨身穿考究古典服饰的瘦长政客雕像出人意料地从他头顶耸出，这本是人像摄影构图之大忌，却取得了出奇生动的效果：前景中愤怒的青年与背景中刻板的政客形成强烈对比，使画面极富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金斯堡后来为这幅照片撰写了题记：“来我们公寓拜访柏洛兹之后，杰克·凯鲁亚克沿第七东大街漫步，经过汤普金斯广场上的国会议员‘邮递员之友’萨缪尔·‘夕阳’·考克斯雕像，走向下东区A大道转角；他做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疯狂表情，或者像是在唱出低音歌手比博普的‘唵’，先在附近行走，然后陷入《地下居民》（The Subterraneans）的构思，铅笔和笔记本在羊毛衬衫口袋里，1953年秋，曼哈顿。”这是瞬间成为永恒的摄影艺术范例。金斯堡回忆说，他拍照从不超过5分钟，从不干预和摆拍，只把它当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谈话和写作一样自然。这些照片是率意而为的结果，只当做纪念品，用来记录“永恒中的特定时刻”，除了朋友们，金斯堡无意与人分享这些照片。金斯堡说，这些照片“与其说为地上的公众不如说是为天堂的公众而作，这就是它们富于魅力的原因”。此时金斯堡还没有摄影创作的意识，但是他拍照的行为，暗合他诗歌创作的理念：“不要掩藏你的疯狂”，拍出了富于生命活力的影像，使这批作品具有了历史记录之外的价值。
尽管金斯堡声称从未以摄影家自命，但是他的摄影创作却越来越自觉。金斯堡摄影创作的领路人是两位现代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贝伦妮丝·阿博特（Berenice Abbott）。金斯堡于1950年代通过凯鲁亚克偶然结识了弗兰克。他从弗兰克那里了解了许多摄影艺术的技术细节。例如，弗兰克曾告诉金斯堡：“如果你拍摄接近于特写的人像，总是要包含手部。”因为“脸是裸露的，而手也是裸露的。它给出人体动作或整体情绪更完整的画面。如果你只是拍摄胸部以上的人像，没有手，你就得不到整个姿势”。金斯堡和弗兰克关系最为感人之处是他们能够互相激励和启发。金斯堡于1991年接受托马斯·格拉蒂兹（Thomas Gladysz）采访时说：“他（弗兰克）总是说他认为我在做一件好事，钦佩我的道路：坚持不懈做诗人，周游我的世界，没有因酒精或毒品或歇斯底里而出局，也就是近乎于孜孜不倦地做诗歌。他喜欢那样。他孜孜不倦做他的摄影，承受种种个人悲剧，但一直坚持。我们成为充满深情、友善、亲如家人的朋友。”阿博特则是摄影界的老前辈，金斯堡偶尔会去缅因州她的住处拜访，从她那里颇受教益。一次金斯堡参观阿伯特举办的影展，他举起相机走近她，阿博特摆手说：“啊，别当摄影爱好者！……如果你想为我拍照，往后退一点。不要太靠近，否则我的额头会鼓起来，要么脸庞会鼓起来，完全不成比例。给被摄物周围留一点空间，以便看到它在哪儿，周围环境是什么。”阿博特给自己的摄影作品撰写题记的做法也引起金斯堡效仿。
金斯堡对摄影逐渐重视体现在器材的升级上。他在典当铺买的柯达“视网膜”一直用到1960年代。此后去印度之前，他买了一部理光相机，70年代又买了一台奥林巴斯XA。大约在1986年，他在波兰买了一台徕卡C3，这是弗兰克拍摄《美国人》（The Americans）的同一款相机。在拜访阿博特之后，为了实现清晰的细节和空间的全景感，他买了一部禄来。金斯堡买的相机绝大多数是二手货，即便是他经济不那么拮据的时候。也许这样可以让他保持一种业余性质。
金斯堡最终领悟到摄影与诗歌的交汇点，他称之为“神圣瞬间”（sacred moment）。他习惯于随身带着奥林巴斯相机和笔记本，并多带一卷胶卷，用文字或影像记录瞬间。他认为生活或生命具有神圣性（sacramental nature of life），这源于美国本土的艺术和生活审美观，更得益于他的佛教修行。这种神圣性归根结底来源于对“生命无常”的认识。他觉得这种认识让生命有了既忧郁又甜蜜又欢乐的况味。这似乎表明他对佛教四圣谛尤其是苦谛的颖悟。他如此总结诗歌与摄影的相通之处：“寻常偶然或寻常魔力的观念作为波西米亚垮掉派与作为佛教诗学是同一的。”金斯堡正是从这影像的魔力中顿悟了诗与摄影的真谛，他作为跨界者带给摄影艺术的启示和思考是丰富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