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女,研究员,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系四川省美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专著《文学与心理学》(合著)、《纯粹人格》、《启蒙人格》、《三星堆的审美阐释》等。
　　摘要:当代文学不断被历史化又不断抗拒历史化,新的活力就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开掘出来,我们对这种整一性的历史观产生怀疑。应当建立一种更开放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研究应强调用“问题史观”代替传统的“叙述文学史”。本文着眼中国文学六十年,借用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对“六十年文学”的历史进程做了多层次的解释。
　　关键词:六十年中国文学;长时段历史观;传统;创造
　　共和国六十周年之际,探讨中国文学六十年,是从整体性的时间跨度,试图重现当代文学总体史。通过回顾六十年文学过去各种各样相互关联的活动的发展趋势,研究其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产生和影响,进而从六十年中生长出一种历史的“整体观”。但是,当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不断被历史化又不断抗拒历史化,新的活力就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开掘出来,我们对这种整一性的历史观产生怀疑。应当建立一种更开放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研究应强调用“问题史观”代替传统的“叙述文学史”。所谓“问题史观”即不是让史料按文学史惯有的框架说话,而是带着文学作品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由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02—1985)曾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时间就像电波一样,有短波、中波和长波之分,布罗代尔分别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即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即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环境的好坏、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按法国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学看,社会应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文学史也如此。而历史的间断性往往也反映出历史的深层结构。
　　六十年中国文学是多元的,但存在两个基本的话语,传统的和现代的。
　　“传统的”的语言意义与时间相关,存在于长时段之中。以往意识形态与文学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一方面发现历史各个层面和不同阶段相互纠葛的纽结,在“断裂”中看到“基因”密码,一方面视文学为意识形态领域最敏感丰富又暧昧的地带,从中寻找各种变异、转化的可能。但是长时段意义的传统包括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嵌入历史语境可解读出超越纯审美之上的“意味”。于是它具有几种不同的时间区分。民族特性只能从长时段的深层历史中去寻找,像农业、村落、人口、种族、语言、习俗等长时段现象在上古时代就存在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它形成六十年中国文学的隐形结构。
　　与中时段相关的现代时段,其主题分别是革命、反抗、民族、红色、理性、国家,等等。但是,这种现代主要将近代的思想作为其标志,通过对地域、风俗、风情的描述,形成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中国当代文学离不开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必要的资源准备。或者说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多样化形态,在当代中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对新时代的赞颂自然形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但原有的文学经验和传统并不会消失,它仍以不同的形式在新时代里延续。
　　革命文学向新时代的过渡则主要决定于时代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属于中时段的。至于文学话语内容的转移则是短时段现象,而其深层结构仍与长时段传统有着内在结构的一致。
　　长时段的深层结构成为元叙事,尽管中时段的局势演变促成了新中国文学的变革。以贯穿百年的乡土文学为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有关,乡村生活经验、乡村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是乡村叙事整体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与时代变革中的文学使命有关,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自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中时段结构现象链接,被完整地创造出来。之后,是“农村题材”文学的兴起。“史诗性”是这些作品最高的追求。因为它既有长时段现象构成的历史的深层结构的基础,即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传统,又有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局势或社会时间要素。《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都是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导下创作的。再如“红色文学”,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本质化的叙述,以及对新生活的赞颂和认同,实现了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学艺术功能,而且在这两种形式中创造了当代文学的新传统。尽管在艺术形式上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史诗化”的追求,革命历史以“拟真”的方式在重构中得以再现;一种是“传奇性”的表达,建构了民族化的现代叙事形式。
　　如果我们对整个“六十年文学”的历史进程做多层次的解释,便可看到一种时间的多元性和历史解释的多层次性,从历史上的深层结构对整个历史进程的长期影响,可看到三个时段之间的联系,看到民族传统、红色主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体地位,看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同时也会看到历史的间断性因素,以及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
　　话语形态和制度的转型,形成了影响文学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它是短时段的突发事件,但并非历史的碎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呈现出多种话语的局面:或者由现实主义而来的新现实主义,或者由西方而来的中国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它是社会新时代的起点,当然也是文学新话语的起点。现代和后现代,其主题是存在和语言。这又具体化为个体的存在及其经验,传达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幻想,共同的精神向往与内心需求,它是新的源头,又一个结束或开始的年代。文学作为这一时代的表意形式,表述了这一时段民族的精神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意图。它以传统的英雄情怀和启蒙话语参与走向未来、走向彼岸的意志。这一时期社会变革较快,时代的突发性现象使文学显得色彩缤纷。寻根文学、新写实、“先锋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等纷至沓来。并且这些概念是可以相互置换的。这些相互联系的概念具体所指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它们发生于大体相同的时段里。渴望崛起的心态使来自西方的现代派 “叙事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受到普遍认同。但是,艺术思维的自由并不等于存在的意义。于是,寻找自我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便联系到一起。九十年代的文学除了试图回归自然之根外,还努力回复历史之根。寻根话语中出现一系列家族相似现象:一个大家族又可以区分为几个小的家族:自然的,历史的和心灵的。在精神向度上,“寻根文学”仍然是世纪之梦的延续,它的关切视点没有超越宏大的叙事目标和国家话语的范畴。他们设立了一种历史的开端和终结的模式。
　　“先锋文学”实现了让文学“回归自身”的努力。无论是政治对文学所强调的支配关系,还是“现代派小说”没有节制的自我膨胀或愤怒的反抗,都在这里被终结。但是,从1993年开始,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又一次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与传统的更替有关。不满足于诸如价值、意义、形式等精神空间思考问题。“新写实”可看作是青年一代作家姿态向下的仪式。1993年之后,文学生产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消费文化的崛起,使世纪之交文学转型更加多元化。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激进的挑战业已终结,抗争欲望、自我意识、深度模式、对终极价值的关切与提倡,瞬间成了历史的遗产。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文化的批量生产,它以消解、反叛为其根本特色。先锋小说作为一段业已消逝的历史或许曾经给过我们激情和冲动。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继承”或“弘扬”传统几乎是不变的,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来说,它具有“元话语”性质。但是,传统究竟如何继承,或者究竟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又一直是困扰我们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对应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可以划分为不同维度:首先是存在的维度;其次是心理的维度;最后是形式与符号的维度。其中存在的维度是传统的核心。短时段的突发性可使文学虚无化。它首先使现实生活虚无化,无法进入事情的本质。然后由此重新构建现实生活,形成艺术世界。进而又强调新的世界的虚无化本质,使它成为唯一的不可重复的。这是灵魂的三大阶段。但正是虚无化的、短时段的事件间隔了历史。回头看六十年,许多元叙事的基因正在断裂,长时段不再是唯一的实体,而只是作为一种力量存在着。传统正发生着断裂。在生存、思想和语言的三重维度中,传统美学只保留了一个空洞的名字,因为长时段所理解的传统作为创造是给予尺度——给予存在一个尺度。与之相反,短时段的事件往往是接受尺度,因为它有精神的生成,有人性的时间,它们将文学与新的历史共生。在此过程中,主体性和客体性相撞,在困境中跳跃,并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传统的本质,将它纳入自身的内在环节,成为一个有待进一步征服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