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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宠儿》是美国20世纪最耀眼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惊世之作,它以赤裸裸、血淋淋的母爱震撼着世界。作者用这个令人颤栗的故事来阐释在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夹缝中生存的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女性意识。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文本中人物母性形象的重塑、男性形象的缺失以及一系列女性人物意识的觉醒与演变解读作家的女性意识,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宠儿》的主题。
关键词:《宠儿》;女性主义;女性意识
托妮·莫里森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主要关注“种族”和“女性”这两大主题,从女性的角度细致地剖析黑人女性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给予黑人女性极大的关怀和帮助。“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够进入那些非黑人和非女性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1]在《宠儿》中,作者用残酷的故事阐释了夹缝中生存的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自我意识并以此探求黑人女性的出路,展现了她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执著追求。
一、女性主义释义
女性主义最早起源于争取女性社会权利的政治运动,后来逐渐演变为在文化和精神上争取男女平等的运动。他们主张推翻父权统治使女性地位提高,最终走上性格独立的道路。女性主义文学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必然产物,主张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进行创作并用文学表现女性处境,探求女性意识。
黑人女性主义是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著名的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女性主义散文》中提出了女性主义(feminism)这一重要概念:“女性主义者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女性主义者特指黑人妇女或有色妇女,她们欣赏并热爱女性文化,女性情感,女性力量,尤其是重视、热爱女性本身。不仅如此,女性主义者还应献身于黑人的民族事业,维护民族的整体性。”[2]正如沃克所言,从马歇尔到安吉罗,再到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们不再停留在控诉美国社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与压迫,而是从独特的角度写女性经验,在抨击种族歧视的同时揭露性别歧视,或者主要反映黑人妇女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3]。作为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在《宠儿》中为我们讲述了塞丝杀婴的故事,她塑造的不再是温良淑德的“家庭天使”,而是在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奋力抗争的“恶女人”,深刻地体现了主人公的女性解放意识,也表达了作家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
二、《宠儿》的无奈与悲鸣
(一)母性形象的重塑
在《宠儿》中,塞丝杀婴向母爱的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小说中女主人公塞丝的行为在常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而杀婴的母亲更遭人唾弃。有人认为这是母性形象的缺失:母亲的天性应该是对子女无限的爱,在任何环境下应该不惜一切地保护子女,但作品中的母亲却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深究起来,黑人女性处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下是其采取极端行为的内在根源,而作家正是透过杀婴这一形式来重塑母性形象的。
塞丝“Sethe”借用了《圣经》中Seth的名字,即“上帝的宽容与爱”,将其中所蕴涵的爱的主题发挥到极致。作为一位母亲,塞丝可以忍受奴隶主对她无休止的侵犯,却不能忍受她的“母性”遭到任何的侵犯。在塞丝看来,子女是她作为人的存在中“最珍贵的一部分”,杀婴是为了解救女儿,不愿让孩子经历她所经历过的折磨。所以在她的记忆中没有锯子,也没有被割断的喉咙,只有她杀女儿的动机和结果:“她就飞了起来。收拾起她创造出的每一个生命,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到那里去。远离这个地方,去那个他们能获得安全的地方。”[4]同样,也正是因为塞丝对女儿淋漓的爱使她18年来一直生活在内疚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煎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当她认定宠儿是死去的女儿的阴魂再现时,就心甘情愿地伺候她,无限地奉献一切作为爱的补偿,任宠儿膨胀的贪欲占有她的一切,甚至生命。
总之,塞丝决不答应任何人将她的女儿列在“动物属性”那一栏,在杀女之际,她也只想打点好她所创造的生命的每一滴血、每一片肉,从“爱女”到“杀女”,这并不是母爱的缺失,而是浓厚的母爱在残酷的奴隶制下的异化。连保罗·D也意识到:“太危险了。一个做过奴隶的女人,这样强烈地去爱什么都危险,尤其当她爱的是自己的孩子。最好的办法,他知道,是只爱一点点……”[5]可是塞丝无法做到这一点,浓重的母爱促使她以毁灭生命、毁灭自我的行为来维护生命和尊严,这种为了爱而做的极端而绝望的反抗不仅没有贬低母爱,反而升华了母爱,是一种深沉母爱的表达。
(二)男性形象的缺失
在重塑女性形象的同时,作者也表现出对男性的不满,处处显示出男性的缺失。由于性别和生理的差异,男性作为一家之主,本应承担保护妻儿的角色,可在奴隶制下,黑人经常被转卖,尤其是男性,因此,黑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重于男性。而在精神上,父权制对男性的要求及面对现实的无力彻底击垮了黑人男性。
加纳不断吹嘘的“幸福之家”的男子汉,不过是一群沦为奴隶的黑鬼,“根本没有黑鬼男子汉”[6],他们走出“幸福之家”,“就是人种中的渣滓。是没有牙的看门狗;是没有角的公牛;是阉割的辕马,嘶叫声不能翻译成一种重任在肩的人使用的语言”[7]。在白人眼里,黑人连人类都不是了,何来的男子汉?塞丝的丈夫黑尔,虽然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能够舍弃五年的安息日来换取母亲的自由,但是在他们的婚姻中,黑尔更像一个兄长而不是丈夫。当妻子被按在地上抢走奶水时,他并没有像个男子汉一样出来保护妻子;当妻子背上被划开而结成终生不能抹去的巨型树状伤疤时,他深受打击,不顾三个孩子已在出逃的路上需要他的保护,也不顾怀孕的妻子在出逃中需要他的帮助,只是以牛油涂面,逃避现实,不知所措。作品中的另一个男性——情人保罗·D——不能接受塞丝绝望时的选择,先是对宠儿鬼魂的冒犯,然后是对宠儿的还魂肉身进行亵渎。在知道塞丝的过去后离开了她,直到听说鬼魂已经消散才敢回到她身边,而目的是为了完全遗忘宠儿,遗忘过去和历史。除此之外,塞丝的两个儿子也没有充当男子汉的形象,在鬼魂骚扰124号时,没有和母亲坚强作战,反而用离家出走来逃避现实。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
莫里森在《宠儿》中通过对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女性意识在黑人女性中的觉醒过程。如果说塞丝杀女是用毁灭生命、毁灭自我的方式来维护生命和尊严,从而表现出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对种族主义和男权社会的极端反抗,那么杀女后的内疚和面对宠儿无休止索取时的妥协,也是其在反抗后不能找到出路的迷茫和自主精神的丧失的体现。
相比较而言,祖母贝比·萨格斯是一个极为传统的美国黑人女性,她也有着所有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她曾说过:“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8]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默默隐忍的女性,在“林间空地”进行“布道”时,号召她的黑人同胞们热爱自己的肉体,“比眼睛比脚更热爱。比呼吸自由空气的肺更热爱。比你保存生命的子宫和你创造生命的私处更热爱,现在听我说,爱你的心。因为这才是价值所在”[9]。这种对身体的热爱是对身体本能的爱抚和赞颂,是对黑人女性自身顽强生命力的认知和感叹,更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儿丹芙应该是作者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同样是黑人女性,当宠儿的鬼魂扰乱时,祖母逃避,母亲妥协,丹芙却是静静地等候收拾残局;当宠儿膨胀的贪欲要占有塞丝的一切时,母亲因为内疚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于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时,丹芙看清了一切,她从孤立封闭的状态走了出来,勇敢的走出家门,向外面的真实世界求救,最终不仅安抚了宠儿的灵魂,也挽救了母亲的生命。
三、绝望中寻求希望:女性主义的出路
作者对女性主义的执著探索和深刻的女性解放意识,与其现实经历密不可分。莫里森出生于一个敢于同种族压迫和不平等社会抗争的黑人家庭,自幼亲眼目睹了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在奴隶制瓦解后,黑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种族歧视与压迫更深刻地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黑人因缺乏归属感而觉得身为黑人是可耻的”[10]。正是这种认知,让莫里森执著于女性主义。
莫里森在《宠儿》中借祖母贝比·萨格斯之口喊出了女性应珍爱自身,热爱女性文化、女性情感、女性力量。保罗·D也对塞丝呐喊出“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塞丝。你才是呢”[11]。但是这种热爱应该建立在对历史的正确认知上,既不能像祖母一样逃避历史,也不能像塞丝一样陷于过去不可自拔,应该像丹芙一样,深深植根于黑人民族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团结民族的力量从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此,作者表明了其“黑人女性主义立场”:黑人女性解放不仅要重视热爱女性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植根于民族历史文化,重视黑人女性与民族文化的血脉关系,只有将女性解放同黑人的解放运动相结合,所有黑人团结一致才能达到最终的解放。
注释:
[1]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2] 嵇敏:《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概观》,《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3]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4][5][6][7][8][9][11]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 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社 2006年版,第206页、第58页、第13页、第160页、第6页、第112页、第346页。
[10] [美]阿历克斯·哈利:《根》,陈尧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6页。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宠儿》;女性主义;女性意识
托妮·莫里森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主要关注“种族”和“女性”这两大主题,从女性的角度细致地剖析黑人女性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给予黑人女性极大的关怀和帮助。“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够进入那些非黑人和非女性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1]在《宠儿》中,作者用残酷的故事阐释了夹缝中生存的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自我意识并以此探求黑人女性的出路,展现了她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执著追求。
一、女性主义释义
女性主义最早起源于争取女性社会权利的政治运动,后来逐渐演变为在文化和精神上争取男女平等的运动。他们主张推翻父权统治使女性地位提高,最终走上性格独立的道路。女性主义文学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必然产物,主张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进行创作并用文学表现女性处境,探求女性意识。
黑人女性主义是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著名的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女性主义散文》中提出了女性主义(feminism)这一重要概念:“女性主义者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女性主义者特指黑人妇女或有色妇女,她们欣赏并热爱女性文化,女性情感,女性力量,尤其是重视、热爱女性本身。不仅如此,女性主义者还应献身于黑人的民族事业,维护民族的整体性。”[2]正如沃克所言,从马歇尔到安吉罗,再到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们不再停留在控诉美国社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与压迫,而是从独特的角度写女性经验,在抨击种族歧视的同时揭露性别歧视,或者主要反映黑人妇女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3]。作为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在《宠儿》中为我们讲述了塞丝杀婴的故事,她塑造的不再是温良淑德的“家庭天使”,而是在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奋力抗争的“恶女人”,深刻地体现了主人公的女性解放意识,也表达了作家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
二、《宠儿》的无奈与悲鸣
(一)母性形象的重塑
在《宠儿》中,塞丝杀婴向母爱的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小说中女主人公塞丝的行为在常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而杀婴的母亲更遭人唾弃。有人认为这是母性形象的缺失:母亲的天性应该是对子女无限的爱,在任何环境下应该不惜一切地保护子女,但作品中的母亲却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深究起来,黑人女性处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下是其采取极端行为的内在根源,而作家正是透过杀婴这一形式来重塑母性形象的。
塞丝“Sethe”借用了《圣经》中Seth的名字,即“上帝的宽容与爱”,将其中所蕴涵的爱的主题发挥到极致。作为一位母亲,塞丝可以忍受奴隶主对她无休止的侵犯,却不能忍受她的“母性”遭到任何的侵犯。在塞丝看来,子女是她作为人的存在中“最珍贵的一部分”,杀婴是为了解救女儿,不愿让孩子经历她所经历过的折磨。所以在她的记忆中没有锯子,也没有被割断的喉咙,只有她杀女儿的动机和结果:“她就飞了起来。收拾起她创造出的每一个生命,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到那里去。远离这个地方,去那个他们能获得安全的地方。”[4]同样,也正是因为塞丝对女儿淋漓的爱使她18年来一直生活在内疚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煎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当她认定宠儿是死去的女儿的阴魂再现时,就心甘情愿地伺候她,无限地奉献一切作为爱的补偿,任宠儿膨胀的贪欲占有她的一切,甚至生命。
总之,塞丝决不答应任何人将她的女儿列在“动物属性”那一栏,在杀女之际,她也只想打点好她所创造的生命的每一滴血、每一片肉,从“爱女”到“杀女”,这并不是母爱的缺失,而是浓厚的母爱在残酷的奴隶制下的异化。连保罗·D也意识到:“太危险了。一个做过奴隶的女人,这样强烈地去爱什么都危险,尤其当她爱的是自己的孩子。最好的办法,他知道,是只爱一点点……”[5]可是塞丝无法做到这一点,浓重的母爱促使她以毁灭生命、毁灭自我的行为来维护生命和尊严,这种为了爱而做的极端而绝望的反抗不仅没有贬低母爱,反而升华了母爱,是一种深沉母爱的表达。
(二)男性形象的缺失
在重塑女性形象的同时,作者也表现出对男性的不满,处处显示出男性的缺失。由于性别和生理的差异,男性作为一家之主,本应承担保护妻儿的角色,可在奴隶制下,黑人经常被转卖,尤其是男性,因此,黑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重于男性。而在精神上,父权制对男性的要求及面对现实的无力彻底击垮了黑人男性。
加纳不断吹嘘的“幸福之家”的男子汉,不过是一群沦为奴隶的黑鬼,“根本没有黑鬼男子汉”[6],他们走出“幸福之家”,“就是人种中的渣滓。是没有牙的看门狗;是没有角的公牛;是阉割的辕马,嘶叫声不能翻译成一种重任在肩的人使用的语言”[7]。在白人眼里,黑人连人类都不是了,何来的男子汉?塞丝的丈夫黑尔,虽然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能够舍弃五年的安息日来换取母亲的自由,但是在他们的婚姻中,黑尔更像一个兄长而不是丈夫。当妻子被按在地上抢走奶水时,他并没有像个男子汉一样出来保护妻子;当妻子背上被划开而结成终生不能抹去的巨型树状伤疤时,他深受打击,不顾三个孩子已在出逃的路上需要他的保护,也不顾怀孕的妻子在出逃中需要他的帮助,只是以牛油涂面,逃避现实,不知所措。作品中的另一个男性——情人保罗·D——不能接受塞丝绝望时的选择,先是对宠儿鬼魂的冒犯,然后是对宠儿的还魂肉身进行亵渎。在知道塞丝的过去后离开了她,直到听说鬼魂已经消散才敢回到她身边,而目的是为了完全遗忘宠儿,遗忘过去和历史。除此之外,塞丝的两个儿子也没有充当男子汉的形象,在鬼魂骚扰124号时,没有和母亲坚强作战,反而用离家出走来逃避现实。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
莫里森在《宠儿》中通过对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女性意识在黑人女性中的觉醒过程。如果说塞丝杀女是用毁灭生命、毁灭自我的方式来维护生命和尊严,从而表现出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对种族主义和男权社会的极端反抗,那么杀女后的内疚和面对宠儿无休止索取时的妥协,也是其在反抗后不能找到出路的迷茫和自主精神的丧失的体现。
相比较而言,祖母贝比·萨格斯是一个极为传统的美国黑人女性,她也有着所有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她曾说过:“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8]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默默隐忍的女性,在“林间空地”进行“布道”时,号召她的黑人同胞们热爱自己的肉体,“比眼睛比脚更热爱。比呼吸自由空气的肺更热爱。比你保存生命的子宫和你创造生命的私处更热爱,现在听我说,爱你的心。因为这才是价值所在”[9]。这种对身体的热爱是对身体本能的爱抚和赞颂,是对黑人女性自身顽强生命力的认知和感叹,更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儿丹芙应该是作者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同样是黑人女性,当宠儿的鬼魂扰乱时,祖母逃避,母亲妥协,丹芙却是静静地等候收拾残局;当宠儿膨胀的贪欲要占有塞丝的一切时,母亲因为内疚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于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时,丹芙看清了一切,她从孤立封闭的状态走了出来,勇敢的走出家门,向外面的真实世界求救,最终不仅安抚了宠儿的灵魂,也挽救了母亲的生命。
三、绝望中寻求希望:女性主义的出路
作者对女性主义的执著探索和深刻的女性解放意识,与其现实经历密不可分。莫里森出生于一个敢于同种族压迫和不平等社会抗争的黑人家庭,自幼亲眼目睹了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在奴隶制瓦解后,黑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种族歧视与压迫更深刻地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黑人因缺乏归属感而觉得身为黑人是可耻的”[10]。正是这种认知,让莫里森执著于女性主义。
莫里森在《宠儿》中借祖母贝比·萨格斯之口喊出了女性应珍爱自身,热爱女性文化、女性情感、女性力量。保罗·D也对塞丝呐喊出“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塞丝。你才是呢”[11]。但是这种热爱应该建立在对历史的正确认知上,既不能像祖母一样逃避历史,也不能像塞丝一样陷于过去不可自拔,应该像丹芙一样,深深植根于黑人民族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团结民族的力量从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此,作者表明了其“黑人女性主义立场”:黑人女性解放不仅要重视热爱女性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植根于民族历史文化,重视黑人女性与民族文化的血脉关系,只有将女性解放同黑人的解放运动相结合,所有黑人团结一致才能达到最终的解放。
注释:
[1]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2] 嵇敏:《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概观》,《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3]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4][5][6][7][8][9][11] [美]托妮·莫里森:《宠儿》, 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社 2006年版,第206页、第58页、第13页、第160页、第6页、第112页、第346页。
[10] [美]阿历克斯·哈利:《根》,陈尧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6页。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