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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俄罗斯当代著名女作家柳·乌利茨卡娅的中篇小说《索尼奇卡》成功塑造了索尼奇卡这个具有传统美德的俄罗斯女性形象，客观冷静描绘了她从出生到老年的悲剧一生。索尼奇卡经历了初恋的失败与侮辱，结婚后中断了自己最喜欢的事——读书，而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中，她没有得到真正的爱，也完全失去了自我，为了丈夫和女儿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精力后，面对的却是丈夫的出轨。索尼奇卡的悲剧源于东正教对女性的要求和约束、俄罗斯社会的男权传统、二战后俄罗斯原有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的缺失以及索尼奇卡本人善良、宽容、隐忍的性格。索尼奇卡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读者通过这一形象要思考的是，传统的俄罗斯女性要独立、自信，要获得平等权，要维护她们的利益和地位。
关键词：乌利茨卡娅 索尼奇卡 悲剧人生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1943-）是俄罗斯当代著名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文坛上崭露头角，曾多次获得俄罗斯布克奖和意大利彭纳奖提名。她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索尼奇卡》1991年获布克奖提名，1997年获法国美第契外国文学作品奖。小说成功塑造了索尼奇卡这个具有传统道德意识和美德的俄罗斯女性形象，客观冷静描绘了她从出生到老年的一生经历。
以往研究者多盛赞索尼奇卡的宽容、隐忍、奉献精神，甚至把她提到圣母的高度，而笔者认为，索尼奇卡虽然集多种美德于一身，却没有逃过悲剧的人生。从少女的初恋到老年丧夫，她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悲剧色彩。
一.初恋失败，读书中断
和很多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索尼奇卡在14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爱慕的对象——同班同学、可爱的翘鼻子维奇卡·斯塔罗斯金。她的爱慕的主要表现就是不可抑制地看向他。她的“目光像指南针似的总要自行转回，顽固地盯住那个黄头发的后脑勺，不停地搜寻着吸引她的那双蓝眼睛的冷冰冰的目光”。[1]14然而索尼奇卡并没有得到对方的青睐，相反，她得到的是对方的打击与侮辱。“粗野的奥涅金对他这个默默的女祟拜者及其倾慕的眼光感到压抑和心烦，于是约她在小公园的偏僻小道上见面，往她的屁股上啪啪揍了两下。疼倒不疼，却委屈得难以忍受。另有四个同学躲在树丛里，咯咯大笑，以示赞赏。”[1]14维奇卡的这种行为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索尼奇卡因此病得发了两个星期的高烧。她的短短的初恋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且对她的打击极大。“索尼奇卡痛苦地认识到她作为女人的经历已到此结束，没有什么盼头了，因此再也不想去讨人喜欢、吸引和迷惑男人了。”[1]14果然如此，甚至直到索尼奇卡27岁，未来丈夫突然向她求婚时，她背后还是维奇卡可怕的阴魂。可见，初恋的失败与侮辱导致了索尼奇卡错过了正常年轻人应该享受的美好爱情。
索尼奇卡一生最喜欢最享受的事情就是读书，“早在孩提时代、刚刚告别了婴儿阶段不久，索尼奇卡就一头钻进了书堆里。”[1]7她从七岁到二十七岁连续读了20年，一打开书就完全沉浸其中，读到最后才又苏醒过来。当索尼奇卡初恋失败，唯一能让她感到安慰的就是读书，读书让她陶醉，让她狂热。而且，“作为读者，她有非凡的才能，或许是天才。”[1]8如果有机会，索尼奇卡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评论家或作家。遗憾的是，她只读了一个图书管理的专科学校。毕业后，索尼奇卡到一个老图书馆的地下书库去工作，因为喜欢读书，索尼奇卡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索尼奇卡身边的一切发生了彻底的、深刻的变化，仿佛原来的生活转身带走了她如此热爱的书本内容，留下的是难以想象的艰辛、穷困、寒冷”，[1]24为了丈夫、孩子和他们的家，索尼奇卡尽心尽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在索尼奇卡17年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她仅有两次读书经历。一次是当她去丈夫画室，发现了丈夫出轨的秘密，回家后，“她精神恍惚，浑身轻飘飘的，耳朵里嗡嗡地鸣响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走到书柜前，随意拿出一本书来，翻开中间一页躺了下来。那是《村姑小姐》……读着这些段落，索尼娅为完美无缺的语言和高尚文雅的精神所感染，顿时心中生辉，沉浸在静静的幸福之中……”[1]54-55另一次是搬到新家后，丈夫带着小情人亚霞离开，将她一个人留下。“她满怀愁闷地思索着自己全线崩溃的生活和突然降临的孤独，然后躺在中间房间没有铺好的沙发上，从捆扎的一抓书里顺手抽出一本席勒选集，一直读到天亮（别人看这本书早就会睡着的！）。她用心阅读着华伦斯坦的故事，自愿沉浸在她年轻时代酷爱的文学麻醉之中。”[1]58这是她婚姻生活中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刻，读书却能麻醉她，让她心中生辉，让她感到幸福。可见读书在她的生命中是多么重要。然而，在她最美好的年华中，她却完全放下了这件事。这无疑是索尼奇卡人生中的一大遗憾。
二.婚姻的无爱与无我
在圖书馆地下书库工作期间，索尼奇卡忘我地沉浸在书籍中，她是幸福的。然而婚姻突如其来，索尼奇卡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自愿嫁给了认识仅仅两个星期，基本还算陌生人的老画家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显然，两个人的结合是没有感情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婚姻的起点是无爱的。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也不同，丈夫有一种让她忧虑的“极为危险的意识”。“索尼奇卡对书本上的故事的那种五彩缤纷的活生生的感受，现在则好像蒙上了一层薄雾，变得刻板、毫无生机。”[1]18“在匆忙结婚后的第二周，索尼娅从丈夫那里了解到使她惊恐的情况：原来他对俄罗斯文学没有一点儿感情，认为俄罗斯文学过于直露，有倾向性，且喜爱说教，令人难以接受。”[1]19可是俄罗斯文学却是索尼奇卡的至爱。“最后，家庭辩论会以苦涩的泪水和甜蜜的拥抱而告结束。”[1]19甜蜜的拥抱是因为索尼奇卡的妥协，此后，索尼奇卡放下自己喜欢的俄罗斯文学问题，再也没有和丈夫辩论过。婚后不久，即将生产的索尼奇卡自愿跟着丈夫去流放地，过起了衣食堪忧的生活。
“索尼奇卡已从清高的小姐变成了很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1]29她勤劳、智慧、忘我地奉献，全家都依靠她来供养。“多年以后，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对妻子事无巨细一一记下的本领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惊讶：她竟能把一大堆日期、时间、细节统统装入脑海。”[1]26为了让丈夫发挥自己的才华，继续绘画事业，为了女儿能够快乐无忧地成长，索尼奇卡吃苦耐劳，同时做着几份工作，背着丈夫攒钱。她忘了自己是一个女人，也需要打扮，需要滋养，需要保护。虽然她比丈夫年轻很多但“她在迅速地衰老。人老面丑，嘴唇上面原来就有的绒毛渐渐变成乱七八糟的不男不女的胡须。眼皮下垂，使脸上出现老狗一样的表情，而长期劳累造成的眼下黑圈，即使经过星期天休息或两个星期的假期也不能消除了。”[1]29这种情况却没能引起索尼奇卡的担忧，在她看来，为了有才华的丈夫，为了可爱的女儿，她的付出是值得的，况且，丈夫应该是爱她的。如此，她就是幸福的。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索尼奇卡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对等的回报。女儿任性、厌学、早恋，也不喜欢读书，这些都让索尼奇卡感到忧虑，但宽容与过分的母爱让她对此无计可施，也没有十分在乎。直到她发现了丈夫与女儿朋友、近乎自己养女的亚霞的私情，“她意识到自己十七年来的美满婚姻已经结束，她一无所有了，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不属于她（他何时属于过什么人？）;塔妮娅完全是另一种人，不知是像父亲，还是像祖父，但绝不是她那种怯生生的秉性，也不属于她;这栋房子，她在夜间能听到它叹息、呻吟，就像老人对自己渐渐成为异物的身体产生的感受一样，可是这栋房子也不属于她了。”[1]54
索尼奇卡十分痛苦，却只是默默流泪，她没有和丈夫争吵，还一如既往地照顾亚霞，甚至可以三个人一起出席晚宴。但至此，索尼奇卡的无爱无我的婚姻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三.悲剧的外因与内因
从被侮辱的初恋到被抛弃的婚姻，索尼奇卡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悲剧的酿成并非偶然，既有客观的外因，也有主观的内因。
自988年以来，俄罗斯的主要宗教信仰是东正教。在东正教中，最理想的女性是圣母形象。东正教也歌颂圣徒式女性形象，要求女性善良、忠贞、顺从，压抑个性，忍受苦难，倡导女性的奉献、自我牺牲精神。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如安娜、达吉雅娜、纳斯塔西亚的经历和命运也能够证明这一点。直到今天，东正教对女性的要求还是苛刻的，据新浪网报道：“2020年4月27日《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东正教会潘捷列伊蒙主教敦促女性在防范新冠肺炎期间不要责骂自己的丈夫，以免发生家庭冲突。如果发生家庭冲突，女性就要自己惩罚自己。”[2]生活在20世纪的索尼奇卡是笃信上帝的东正教教徒，她认为丈夫、女儿以及她所谓的幸福都是上帝赐予的，所以她也无条件地履行宗教赋予她的义务。她为家庭慷慨地付出，付出劳动、青春和圣徒式的爱，她在精神上洗刷了丈夫的过去，让原本叛逆、偏激、充满危险意识的丈夫每天的生活都光彩夺目。她对女儿朋友亚霞表现了极大的同情，给予了她无私的母爱。发现丈夫出轨，她忍着巨大的痛苦和绝望，没有任何抗争，甚至为年老的丈夫能有如此美好的恋情感到高兴。接下来她依然体贴地照顾丈夫和他的小情人，不管在家里还是外面。此刻，善良、宽容、隐忍的索尼奇卡已经戴上了圣母的光环。
学者梁坤认为，俄罗斯文化传统对待女性有双重态度，“一面是作为完美的神的形象来膜拜，另一面是女性在社会中‘东方式’的无权地位。”[3]俄罗斯的男权传统根深蒂固，在两性社会中，男性较为普遍的特征是強势、冷酷、自私、无情，站在高处俯视女性，甚至将女性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和玩物，掌控女性命运。索尼奇卡的丈夫就是一个男权社会的典型，他背叛过祖先、父母、老师，背叛过科学，中断过友情。“他喜爱惹草拈花，与女人相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拼命地吸收这取之不尽的源泉所提供的养分，却又警觉地防备着产生依赖，绝不愿反过来为女性所用”，[1]12见到索尼奇卡之前他一直坚持终生不娶，他要“回避做父亲的艰难、对妻儿的义务”。[1]16索尼奇卡嫁给这样的一个人，她的悲剧婚姻已经注定。而传统的俄罗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却十分苛刻，她们需要具有传统美德，温顺、善良、忠贞、勤劳、隐忍。除了生儿育女，她们还要照顾丈夫，承担家庭中几乎所有的杂事，一如婚后的索尼奇卡。即便如此，女性被冷落、被厌弃，丈夫出轨、离婚的情况依然很多。索尼奇卡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命运。
索尼奇卡的悲剧也源于她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社会文化。战争使俄罗斯更加贫瘠，战后，俄罗斯人迫切需要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此时，西方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传入俄罗斯，致使俄罗斯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原有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缺失。罗伯特多次对女性的玩弄和不负责任，对近乎完美的妻子的背叛，索尼奇卡女儿塔妮娅的少年叛逆、厌学、过早的性体验，以及亚霞对随意出卖肉体、破坏别人婚姻的不在乎，都是此时俄罗斯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造成索尼奇卡以及众多女性悲剧的原因之一。
索尼奇卡的悲剧也有内因，即她的自身情况和性格。索尼奇卡出生在一个犹太工匠家庭，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她也不漂亮，甚至为自己的长相烦恼。在同龄孩子中，索尼奇卡没有任何优越感。因此，她从小就形成了有点自卑的性格。初恋失败以后，她“痛苦地认识到她作为女人的经历已到此结束，没有什么盼头了”[1]14，于是完全投入到读书中，直到她遇到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并匆匆嫁给他。也就是说，从少女到青年，索尼奇卡一直没有真正的感情经历，没有感受过爱情的甜蜜。结婚以后，她认为上帝赐给自己一个多才多艺又爱自己的丈夫，自己找到了爱，找到了幸福，所以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家庭中。“索尼娅作为女性，她的信赖是没有边际的。一旦相信丈夫的天才，丈夫的一切作品都会使她钦佩得五体投地。……于是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幸福，默默地念叨着她灵魂中的主题曲：‘上帝呀，上帝，我不配有这种福气……’”[1]27生了一个女儿后，当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生育了，“难过得时常掉泪，总认为自己对不起丈夫的爱，因为再也不能为他生儿育女了。”[1]30无原则的宽容、善良和宠溺换来的是女儿青春期的强烈叛逆，好心收留亚霞也是引狼入室，最后丈夫也背叛了她。面对这一切，索尼奇卡都是默默接受，没有任何抗争，这无疑让丈夫和亚霞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无视她的存在。他们三人一同出席晚宴的时候，一位艺术届的女士“为索尼奇卡难过得要死，以至闹起偏头疼来。”[1]59而索尼奇卡“对罗伯特把她带来感到很高兴，而且认为他能够对她这样丑陋、衰老的妻子表现得如此忠诚，是值得骄傲的，对亚霞的美貌她也很欣赏。”[1]59至此，她已经没有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的尊严了。当丈夫死于这场忘年的婚外情，索尼奇卡还不忘替他们掩饰，收起他们刚用过的床单。在丈夫葬礼的同时，索尼奇卡还精心为其安排了一次完美的画展，后来又精心照顾了亚霞几年，直到帮她找到亲人，把她送回波兰。至此，索尼奇卡似乎功德圆满了。然而，回顾索尼奇卡的一生，尤其她婚后的生活，不能不说也是一场性格悲剧。
乌利茨卡娅在接受访谈时说“俄罗斯是一个充满着不幸女人的国家”[4]无疑，索尼奇卡就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的一生都是悲剧性的。因此，读者和评论家一味赞美索尼奇卡圣母式的性格和行为，或仅对其遭遇表达同情与不满，都不是客观的态度，前者甚至是对造成其悲剧根源的接受与纵容。通过索尼奇卡这一形象，读者更应该思考的是，当代的、强大的俄罗斯不应该一直充满不幸的女人，传统的俄罗斯女性要独立、自信，要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要维护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利益和地位。
参考文献
[1]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索尼奇卡[J].世界文学，1997（06）：6-66.
[2]https：//k.sina.com.cn/article_6533
241521_185695ab100100o8dz.htmlcr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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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乌利茨卡娅 索尼奇卡 悲剧人生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1943-）是俄罗斯当代著名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文坛上崭露头角，曾多次获得俄罗斯布克奖和意大利彭纳奖提名。她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索尼奇卡》1991年获布克奖提名，1997年获法国美第契外国文学作品奖。小说成功塑造了索尼奇卡这个具有传统道德意识和美德的俄罗斯女性形象，客观冷静描绘了她从出生到老年的一生经历。
以往研究者多盛赞索尼奇卡的宽容、隐忍、奉献精神，甚至把她提到圣母的高度，而笔者认为，索尼奇卡虽然集多种美德于一身，却没有逃过悲剧的人生。从少女的初恋到老年丧夫，她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悲剧色彩。
一.初恋失败，读书中断
和很多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索尼奇卡在14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爱慕的对象——同班同学、可爱的翘鼻子维奇卡·斯塔罗斯金。她的爱慕的主要表现就是不可抑制地看向他。她的“目光像指南针似的总要自行转回，顽固地盯住那个黄头发的后脑勺，不停地搜寻着吸引她的那双蓝眼睛的冷冰冰的目光”。[1]14然而索尼奇卡并没有得到对方的青睐，相反，她得到的是对方的打击与侮辱。“粗野的奥涅金对他这个默默的女祟拜者及其倾慕的眼光感到压抑和心烦，于是约她在小公园的偏僻小道上见面，往她的屁股上啪啪揍了两下。疼倒不疼，却委屈得难以忍受。另有四个同学躲在树丛里，咯咯大笑，以示赞赏。”[1]14维奇卡的这种行为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索尼奇卡因此病得发了两个星期的高烧。她的短短的初恋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且对她的打击极大。“索尼奇卡痛苦地认识到她作为女人的经历已到此结束，没有什么盼头了，因此再也不想去讨人喜欢、吸引和迷惑男人了。”[1]14果然如此，甚至直到索尼奇卡27岁，未来丈夫突然向她求婚时，她背后还是维奇卡可怕的阴魂。可见，初恋的失败与侮辱导致了索尼奇卡错过了正常年轻人应该享受的美好爱情。
索尼奇卡一生最喜欢最享受的事情就是读书，“早在孩提时代、刚刚告别了婴儿阶段不久，索尼奇卡就一头钻进了书堆里。”[1]7她从七岁到二十七岁连续读了20年，一打开书就完全沉浸其中，读到最后才又苏醒过来。当索尼奇卡初恋失败，唯一能让她感到安慰的就是读书，读书让她陶醉，让她狂热。而且，“作为读者，她有非凡的才能，或许是天才。”[1]8如果有机会，索尼奇卡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评论家或作家。遗憾的是，她只读了一个图书管理的专科学校。毕业后，索尼奇卡到一个老图书馆的地下书库去工作，因为喜欢读书，索尼奇卡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索尼奇卡身边的一切发生了彻底的、深刻的变化，仿佛原来的生活转身带走了她如此热爱的书本内容，留下的是难以想象的艰辛、穷困、寒冷”，[1]24为了丈夫、孩子和他们的家，索尼奇卡尽心尽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在索尼奇卡17年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她仅有两次读书经历。一次是当她去丈夫画室，发现了丈夫出轨的秘密，回家后，“她精神恍惚，浑身轻飘飘的，耳朵里嗡嗡地鸣响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走到书柜前，随意拿出一本书来，翻开中间一页躺了下来。那是《村姑小姐》……读着这些段落，索尼娅为完美无缺的语言和高尚文雅的精神所感染，顿时心中生辉，沉浸在静静的幸福之中……”[1]54-55另一次是搬到新家后，丈夫带着小情人亚霞离开，将她一个人留下。“她满怀愁闷地思索着自己全线崩溃的生活和突然降临的孤独，然后躺在中间房间没有铺好的沙发上，从捆扎的一抓书里顺手抽出一本席勒选集，一直读到天亮（别人看这本书早就会睡着的！）。她用心阅读着华伦斯坦的故事，自愿沉浸在她年轻时代酷爱的文学麻醉之中。”[1]58这是她婚姻生活中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刻，读书却能麻醉她，让她心中生辉，让她感到幸福。可见读书在她的生命中是多么重要。然而，在她最美好的年华中，她却完全放下了这件事。这无疑是索尼奇卡人生中的一大遗憾。
二.婚姻的无爱与无我
在圖书馆地下书库工作期间，索尼奇卡忘我地沉浸在书籍中，她是幸福的。然而婚姻突如其来，索尼奇卡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自愿嫁给了认识仅仅两个星期，基本还算陌生人的老画家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显然，两个人的结合是没有感情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婚姻的起点是无爱的。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也不同，丈夫有一种让她忧虑的“极为危险的意识”。“索尼奇卡对书本上的故事的那种五彩缤纷的活生生的感受，现在则好像蒙上了一层薄雾，变得刻板、毫无生机。”[1]18“在匆忙结婚后的第二周，索尼娅从丈夫那里了解到使她惊恐的情况：原来他对俄罗斯文学没有一点儿感情，认为俄罗斯文学过于直露，有倾向性，且喜爱说教，令人难以接受。”[1]19可是俄罗斯文学却是索尼奇卡的至爱。“最后，家庭辩论会以苦涩的泪水和甜蜜的拥抱而告结束。”[1]19甜蜜的拥抱是因为索尼奇卡的妥协，此后，索尼奇卡放下自己喜欢的俄罗斯文学问题，再也没有和丈夫辩论过。婚后不久，即将生产的索尼奇卡自愿跟着丈夫去流放地，过起了衣食堪忧的生活。
“索尼奇卡已从清高的小姐变成了很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1]29她勤劳、智慧、忘我地奉献，全家都依靠她来供养。“多年以后，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对妻子事无巨细一一记下的本领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惊讶：她竟能把一大堆日期、时间、细节统统装入脑海。”[1]26为了让丈夫发挥自己的才华，继续绘画事业，为了女儿能够快乐无忧地成长，索尼奇卡吃苦耐劳，同时做着几份工作，背着丈夫攒钱。她忘了自己是一个女人，也需要打扮，需要滋养，需要保护。虽然她比丈夫年轻很多但“她在迅速地衰老。人老面丑，嘴唇上面原来就有的绒毛渐渐变成乱七八糟的不男不女的胡须。眼皮下垂，使脸上出现老狗一样的表情，而长期劳累造成的眼下黑圈，即使经过星期天休息或两个星期的假期也不能消除了。”[1]29这种情况却没能引起索尼奇卡的担忧，在她看来，为了有才华的丈夫，为了可爱的女儿，她的付出是值得的，况且，丈夫应该是爱她的。如此，她就是幸福的。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索尼奇卡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对等的回报。女儿任性、厌学、早恋，也不喜欢读书，这些都让索尼奇卡感到忧虑，但宽容与过分的母爱让她对此无计可施，也没有十分在乎。直到她发现了丈夫与女儿朋友、近乎自己养女的亚霞的私情，“她意识到自己十七年来的美满婚姻已经结束，她一无所有了，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不属于她（他何时属于过什么人？）;塔妮娅完全是另一种人，不知是像父亲，还是像祖父，但绝不是她那种怯生生的秉性，也不属于她;这栋房子，她在夜间能听到它叹息、呻吟，就像老人对自己渐渐成为异物的身体产生的感受一样，可是这栋房子也不属于她了。”[1]54
索尼奇卡十分痛苦，却只是默默流泪，她没有和丈夫争吵，还一如既往地照顾亚霞，甚至可以三个人一起出席晚宴。但至此，索尼奇卡的无爱无我的婚姻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三.悲剧的外因与内因
从被侮辱的初恋到被抛弃的婚姻，索尼奇卡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悲剧的酿成并非偶然，既有客观的外因，也有主观的内因。
自988年以来，俄罗斯的主要宗教信仰是东正教。在东正教中，最理想的女性是圣母形象。东正教也歌颂圣徒式女性形象，要求女性善良、忠贞、顺从，压抑个性，忍受苦难，倡导女性的奉献、自我牺牲精神。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如安娜、达吉雅娜、纳斯塔西亚的经历和命运也能够证明这一点。直到今天，东正教对女性的要求还是苛刻的，据新浪网报道：“2020年4月27日《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东正教会潘捷列伊蒙主教敦促女性在防范新冠肺炎期间不要责骂自己的丈夫，以免发生家庭冲突。如果发生家庭冲突，女性就要自己惩罚自己。”[2]生活在20世纪的索尼奇卡是笃信上帝的东正教教徒，她认为丈夫、女儿以及她所谓的幸福都是上帝赐予的，所以她也无条件地履行宗教赋予她的义务。她为家庭慷慨地付出，付出劳动、青春和圣徒式的爱，她在精神上洗刷了丈夫的过去，让原本叛逆、偏激、充满危险意识的丈夫每天的生活都光彩夺目。她对女儿朋友亚霞表现了极大的同情，给予了她无私的母爱。发现丈夫出轨，她忍着巨大的痛苦和绝望，没有任何抗争，甚至为年老的丈夫能有如此美好的恋情感到高兴。接下来她依然体贴地照顾丈夫和他的小情人，不管在家里还是外面。此刻，善良、宽容、隐忍的索尼奇卡已经戴上了圣母的光环。
学者梁坤认为，俄罗斯文化传统对待女性有双重态度，“一面是作为完美的神的形象来膜拜，另一面是女性在社会中‘东方式’的无权地位。”[3]俄罗斯的男权传统根深蒂固，在两性社会中，男性较为普遍的特征是強势、冷酷、自私、无情，站在高处俯视女性，甚至将女性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和玩物，掌控女性命运。索尼奇卡的丈夫就是一个男权社会的典型，他背叛过祖先、父母、老师，背叛过科学，中断过友情。“他喜爱惹草拈花，与女人相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拼命地吸收这取之不尽的源泉所提供的养分，却又警觉地防备着产生依赖，绝不愿反过来为女性所用”，[1]12见到索尼奇卡之前他一直坚持终生不娶，他要“回避做父亲的艰难、对妻儿的义务”。[1]16索尼奇卡嫁给这样的一个人，她的悲剧婚姻已经注定。而传统的俄罗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却十分苛刻，她们需要具有传统美德，温顺、善良、忠贞、勤劳、隐忍。除了生儿育女，她们还要照顾丈夫，承担家庭中几乎所有的杂事，一如婚后的索尼奇卡。即便如此，女性被冷落、被厌弃，丈夫出轨、离婚的情况依然很多。索尼奇卡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命运。
索尼奇卡的悲剧也源于她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社会文化。战争使俄罗斯更加贫瘠，战后，俄罗斯人迫切需要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此时，西方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传入俄罗斯，致使俄罗斯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原有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缺失。罗伯特多次对女性的玩弄和不负责任，对近乎完美的妻子的背叛，索尼奇卡女儿塔妮娅的少年叛逆、厌学、过早的性体验，以及亚霞对随意出卖肉体、破坏别人婚姻的不在乎，都是此时俄罗斯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造成索尼奇卡以及众多女性悲剧的原因之一。
索尼奇卡的悲剧也有内因，即她的自身情况和性格。索尼奇卡出生在一个犹太工匠家庭，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她也不漂亮，甚至为自己的长相烦恼。在同龄孩子中，索尼奇卡没有任何优越感。因此，她从小就形成了有点自卑的性格。初恋失败以后，她“痛苦地认识到她作为女人的经历已到此结束，没有什么盼头了”[1]14，于是完全投入到读书中，直到她遇到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并匆匆嫁给他。也就是说，从少女到青年，索尼奇卡一直没有真正的感情经历，没有感受过爱情的甜蜜。结婚以后，她认为上帝赐给自己一个多才多艺又爱自己的丈夫，自己找到了爱，找到了幸福，所以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家庭中。“索尼娅作为女性，她的信赖是没有边际的。一旦相信丈夫的天才，丈夫的一切作品都会使她钦佩得五体投地。……于是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幸福，默默地念叨着她灵魂中的主题曲：‘上帝呀，上帝，我不配有这种福气……’”[1]27生了一个女儿后，当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生育了，“难过得时常掉泪，总认为自己对不起丈夫的爱，因为再也不能为他生儿育女了。”[1]30无原则的宽容、善良和宠溺换来的是女儿青春期的强烈叛逆，好心收留亚霞也是引狼入室，最后丈夫也背叛了她。面对这一切，索尼奇卡都是默默接受，没有任何抗争，这无疑让丈夫和亚霞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无视她的存在。他们三人一同出席晚宴的时候，一位艺术届的女士“为索尼奇卡难过得要死，以至闹起偏头疼来。”[1]59而索尼奇卡“对罗伯特把她带来感到很高兴，而且认为他能够对她这样丑陋、衰老的妻子表现得如此忠诚，是值得骄傲的，对亚霞的美貌她也很欣赏。”[1]59至此，她已经没有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的尊严了。当丈夫死于这场忘年的婚外情，索尼奇卡还不忘替他们掩饰，收起他们刚用过的床单。在丈夫葬礼的同时，索尼奇卡还精心为其安排了一次完美的画展，后来又精心照顾了亚霞几年，直到帮她找到亲人，把她送回波兰。至此，索尼奇卡似乎功德圆满了。然而，回顾索尼奇卡的一生，尤其她婚后的生活，不能不说也是一场性格悲剧。
乌利茨卡娅在接受访谈时说“俄罗斯是一个充满着不幸女人的国家”[4]无疑，索尼奇卡就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的一生都是悲剧性的。因此，读者和评论家一味赞美索尼奇卡圣母式的性格和行为，或仅对其遭遇表达同情与不满，都不是客观的态度，前者甚至是对造成其悲剧根源的接受与纵容。通过索尼奇卡这一形象，读者更应该思考的是，当代的、强大的俄罗斯不应该一直充满不幸的女人，传统的俄罗斯女性要独立、自信，要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要维护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利益和地位。
参考文献
[1]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索尼奇卡[J].世界文学，1997（06）：6-66.
[2]https：//k.sina.com.cn/article_6533
241521_185695ab100100o8dz.htmlcr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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