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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结合新一代农民工流动特征，系统考察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和租房保障享有情况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缴存住房公积金、享有租房保障均能显著提升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且享有租房保障对其留城意愿的边际影响更大。分样本的扩展分析及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结果都支持上述结论。分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租房保障对独自流动和没有孩子的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政府应增加公租房和廉租房的供给，并调整其申请规则以促进农民工留城。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租房保障;留城意愿;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6-0021-05
促进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合理地“在迁入地定居下来”，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城镇化，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1]。在众多的意愿研究中，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引发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因为只有农民工完成在迁入地定居的过程，才能破解“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候鸟式迁移”的原因[2]，从而真正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进而认识到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是留城行为发生的必要前提。
钱文荣、李宝值[3]将国内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及城市特征因素，并指出对农民工城市定居具有显著作用的变量。孟凡礼等[4]的研究指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通过影响其收入的满意度和收入位置的感知，对其留城意愿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有关住房保障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分化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将住房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王桂新、胡健[5]的研究。其二是国家使用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的实践下，聚焦公积金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如刘一伟[6]的研究。二者结论都是包括公积金在内的住房保障能够提升农民工留城意愿。
鉴于农民工家庭整体迁移趋势的确立，杨云彦、石智雷[8]發现，家庭因素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的接受力。何丹等[8]指出，家庭因素在决策迁移阶段和迁移家庭决策拘留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邓悦等[9]分析了家属随迁产生的正式雇佣效应和城市定居效应理论，并以此解释家庭对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影响。
在中国，人们把住房视为家庭最重要的资产。韩俊强[10] 研究发现，在同等的其他条件下，租房和有自住房的农民工更可能完全融入城市。现今，农民工是租房的主要人群，如若租房维持生活尚且艰难，购房留城则显得更加遥不可及。故将租房保障也纳入考量显得尤为必要。
前人的研究给本文有巨大的启发。相比之下，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将住房保障分解为住房公积金和租房保障两个部分，比较住房公积金和保障性的租房对增强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程度;引入家庭随迁类型等反映农民工留城决策中的家庭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使本研究更契合新一代农民工举家迁移的特征。
一、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权威性数据[11]，2016年数据是目前较新的官方数据。本文选取农民样本的出生日期在1980年及以后。由于自2014年起取消了农业户口，统称居民，所以选取的是在调查期间样本的户籍状态为农业户籍和农业转居民户籍两种。并在此基础上，保留了表达出明确的留城意愿、明确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样本，删除空缺值、异常值，最终获得样本43 394个。
（二）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选择“打算”的样本赋值为1，选择“返乡”和“继续流动”的样本赋值为0。核心解释变量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和租房保障享有情况。公积金缴存情况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目前是否参保住房公积金？”剔除“不清楚”的样本，选择“是”的样本赋值为1，选择“否”的样本赋值为0。公租房及廉租房均被视为租房保障，本文将选择住房性质为“公租房”或“廉租房”的样本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其他控制变量为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家庭随迁类型及庭年收入。其中家庭随迁类型，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当时和家中的谁一起流动的？”该问题有5个选项“独自、配偶、父母/岳父母/公婆、子女、兄弟姐妹”，本文将独自流动归为一类，将选择与配偶和（或）子女一起流动定义为核心家庭随迁，将既选择配偶和（或）子女又选择父母/岳父母/公婆或（和）兄弟姐妹的归为扩大家庭随迁，剩下的样本归为其他。
给出的变量说明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的Probit模型探究公积金和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具体的估计模型如下：
Will-stayingi*=α+β1HPFi+β2AHi+ΥHXi+εi（a）
（a）式中，Will-stayingi*为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潜变量，HPFi（Housing Provident Fund）表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AHi（Affordable Housing）表示租房保障享有情况，Xi为控制变量，α、β1、β2、Υ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Will-stayingi=1（Will-stayingi*>0）0（Will-stayingi*≤0）（b）
如（b）式所示，Will-stayingi表示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当Will-stayingi低于0时，新一代农民工不打算留城（Will-stayingi=1），当Will-stayingi*高于0时，新一代农民工打算留城（Will-stayingi=0）。 对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农民工可能由于长期留在城市的意愿，引致了住房公积金和保障性租房的需求，由此产生了反向因果关系，从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常用的解决办法是工具变量法。本文尝试使用各省新一代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下称“缴存比例”：缴存人数/总人数）作为住房公积金享有情况的工具变量。缴存比例是辖区范围内所有新一代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总体情况，与其个体的缴存情况相关，但并不直接影响个体的留城意愿，所以同时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条件。使用各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数（下称“试点数”）作为租房保障享有情况的工具变量。各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数的多少必然影响当地农民工享有廉租住房的情况，但并不直接影响个体的留城意愿，因此也符合工具变量的两个要求。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公积金、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缴存住房公积金和享有租房保障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边际效应的估计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使农民工具有留城意愿的概率提高6.4%，享有租房保障的影响达到14.4%。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再次估计。结果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享受租房保障的方向仍然为正，但不再显著。这与享有租房保障的样本占整体样本的比重过小有关，也预示着推进租房保障以提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大有可为。
在控制变量方面，大多数变量对留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且与过往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对其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收入家庭留城意愿更强。新一代农民工中女性的留城意愿高于男性。女性往往期盼通过高等教育、职业发展、婚嫁实现留城;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城意愿也逐步加强;已婚的相较未婚的留城意愿更强;子女数对留城意愿有负向影响，子女众多造成负担过重，会使留城难度升级。相较于独自流动，发生家庭随迁对留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人相伴更能激勵他们的就业打拼努力留城。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正向影响，高学历者更渴望知识改变命运，融入城市。
（二）公积金、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的扩展性分析
前文对缴存住房公积金及享有租房保障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分析是建立在全体样本基础上的，未充分体现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的影响。结合新一代农民工更注重家庭因素的特征，本文从子女数和家庭随迁类型两个方面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分组。其中，子女数量划分为“0个”、“1个”和“2个及以上”三组;家庭随迁类型划分为“独自流动”、“核心家庭随迁”、“扩大家庭随迁”和“其他”四组。扩展性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在各组中缴存住房公积金和享有租房保障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影响，基于边际效应的结果，各组中享有租房保障对促进农民工产生留城意愿都有更强的效果。按子女数量分组时，租房保障对没有孩子或者有2个以上孩子的样本的影响大于只有1个孩子的，可能的原因是没有孩子的农民工比较容易满足于有房住的情形，而有2个以上孩子的农民工对解决居住需求的愿望更强烈。观察按家庭随迁类型分组的结果，因为独自流动与子女数为0的样本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核心家庭随迁与有1个孩子的样本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所以，租房保障对独自流动的农民工影响高于租房保障对核心家庭随迁的农民工的影响也在意料之中。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缴存住房公积金对独自流动和核心家庭随迁的农民工的边际影响差别甚小，这说明缴存公积金的方案并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公积金、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缴存公积金和享有租房保障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差异。本文先对缴存住房公积金与不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测算了匹配后缴存住房公积金与不缴存住房公积金两组样本的ATT， 如表4所示;再对享有租房保障与不享有租房保障的农民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测算匹配后享有租房包与不享有租房保障两组样本的ATT，如表5所示。结果均显示，在消除了样本间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后，缴存住房公积金、享有租房保障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为有价值的结果是，享受租房保障产生的影响的ATT值大于缴存住房公积金，与前文的结果保持一致，都说明享有租房保障相对于缴存公积金更能提升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缴存住房公积金、享有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并且享有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边际影响更大。分样本估计结果表明，举家迁移的新一代农民工受租房保障的影响小于独自流动的农民工，没有孩子的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受租房保障影响很突出。以发展性的眼光看，独自流动的新一代农民工未来可能举家迁移，在他们独自流动的时候让其享有租房保障，更容易使其形成留城意愿;没有孩子的新一代农民工未来可能有孩子，在他们生育前就享有租房保障，更容易坚定其留城意愿。反而是已经举家迁移和有孩子的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已经比较明确，边际改变的空间有限。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需求，应增加公租房和廉租房，但不能仅依赖政府的公租房、廉租房项目。从减轻农民工租房开支的角度，政府可以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将租房全面纳入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由此一来，农民工能够以更低的门槛更多地享受到缴存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实际益处。此外，还可在市场化原则下采取住房建设补贴模式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第二，调整公租房和廉租房的申请规则，适度向单独流动的农民工倾斜，进一步增强租房保障政策的边际效果。新一代农民工更渴望扎根城市，而公租房、廉租房等常以户籍制度为限制，明显具有对农民工的排斥性，因此必须重构住房保障体系，使之更具兼容性，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其中。 第三，从根本上解决住房供给的问题，才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题中之义。政府应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将住房保障政策全面向新一代农民工倾斜。在保障性住房类型、结构、配套设施上充分考虑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做出科学规划，更好发挥保障房的过渡性住房功能，为农民工群体兜底。
参考文献：
[1] 柴化敏，李晶.住房公积金与流动人口住房需求研究——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20，（4）：31-48.
[2] 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C]//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学会2006年年会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2006：13.
[3] 钱文荣，李宝值.初衷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调研数据[J].管理世界，2013，（9）：89-101.
[4] 孟凡礼，谢勇，赵霞.收入水平、收入感知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42-50，137.
[5] 王桂新，胡健.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人口学刊，2015，37（6）：45-55.
[6] 刘一伟.住房公积金、城市定居与生育意愿——基于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3）：90-101.
[7] 杨云彦，石智雷.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8，（5）：66-72，96.
[8] 何丹，陈小兵，邵宁宁.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及家庭居留的影响因素[J].城市问题，2016，（12）：94-103.
[9] 邓悦，郑汉林，王泽宇.家属随迁何以影响农民工城镇化融合？[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91-99，166.
[10] 韩俊强.农民工住房与城市融合——来自武汉市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3，（2）：118-125，128.
[11] 祝仲坤.住房公积金与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12）：33-48.
Housing Provident Fu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 an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a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ZHAN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6 and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loating，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The studies show that housing provident fund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stay in cities，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has a greater marginal impact. The sub sample analysi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re applied to support the conclusion. Further， sub-sampl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public rental housing has greater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with no family accompanied and migrant workers with no kid， which reflect the positive role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in meeting the dwelling demand and thus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c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low-rent housing， and adjust their application rules to promote migrant workers to stay in cities.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willingness to stay; migrant workers
[责任編辑 柯 黎]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租房保障;留城意愿;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6-0021-05
促进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合理地“在迁入地定居下来”，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城镇化，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1]。在众多的意愿研究中，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引发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因为只有农民工完成在迁入地定居的过程，才能破解“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候鸟式迁移”的原因[2]，从而真正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进而认识到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是留城行为发生的必要前提。
钱文荣、李宝值[3]将国内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及城市特征因素，并指出对农民工城市定居具有显著作用的变量。孟凡礼等[4]的研究指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通过影响其收入的满意度和收入位置的感知，对其留城意愿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有关住房保障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分化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将住房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王桂新、胡健[5]的研究。其二是国家使用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的实践下，聚焦公积金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如刘一伟[6]的研究。二者结论都是包括公积金在内的住房保障能够提升农民工留城意愿。
鉴于农民工家庭整体迁移趋势的确立，杨云彦、石智雷[8]發现，家庭因素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的接受力。何丹等[8]指出，家庭因素在决策迁移阶段和迁移家庭决策拘留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邓悦等[9]分析了家属随迁产生的正式雇佣效应和城市定居效应理论，并以此解释家庭对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影响。
在中国，人们把住房视为家庭最重要的资产。韩俊强[10] 研究发现，在同等的其他条件下，租房和有自住房的农民工更可能完全融入城市。现今，农民工是租房的主要人群，如若租房维持生活尚且艰难，购房留城则显得更加遥不可及。故将租房保障也纳入考量显得尤为必要。
前人的研究给本文有巨大的启发。相比之下，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将住房保障分解为住房公积金和租房保障两个部分，比较住房公积金和保障性的租房对增强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程度;引入家庭随迁类型等反映农民工留城决策中的家庭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使本研究更契合新一代农民工举家迁移的特征。
一、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权威性数据[11]，2016年数据是目前较新的官方数据。本文选取农民样本的出生日期在1980年及以后。由于自2014年起取消了农业户口，统称居民，所以选取的是在调查期间样本的户籍状态为农业户籍和农业转居民户籍两种。并在此基础上，保留了表达出明确的留城意愿、明确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样本，删除空缺值、异常值，最终获得样本43 394个。
（二）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选择“打算”的样本赋值为1，选择“返乡”和“继续流动”的样本赋值为0。核心解释变量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和租房保障享有情况。公积金缴存情况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目前是否参保住房公积金？”剔除“不清楚”的样本，选择“是”的样本赋值为1，选择“否”的样本赋值为0。公租房及廉租房均被视为租房保障，本文将选择住房性质为“公租房”或“廉租房”的样本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其他控制变量为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家庭随迁类型及庭年收入。其中家庭随迁类型，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当时和家中的谁一起流动的？”该问题有5个选项“独自、配偶、父母/岳父母/公婆、子女、兄弟姐妹”，本文将独自流动归为一类，将选择与配偶和（或）子女一起流动定义为核心家庭随迁，将既选择配偶和（或）子女又选择父母/岳父母/公婆或（和）兄弟姐妹的归为扩大家庭随迁，剩下的样本归为其他。
给出的变量说明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的Probit模型探究公积金和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具体的估计模型如下：
Will-stayingi*=α+β1HPFi+β2AHi+ΥHXi+εi（a）
（a）式中，Will-stayingi*为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潜变量，HPFi（Housing Provident Fund）表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AHi（Affordable Housing）表示租房保障享有情况，Xi为控制变量，α、β1、β2、Υ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Will-stayingi=1（Will-stayingi*>0）0（Will-stayingi*≤0）（b）
如（b）式所示，Will-stayingi表示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当Will-stayingi低于0时，新一代农民工不打算留城（Will-stayingi=1），当Will-stayingi*高于0时，新一代农民工打算留城（Will-stayingi=0）。 对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农民工可能由于长期留在城市的意愿，引致了住房公积金和保障性租房的需求，由此产生了反向因果关系，从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常用的解决办法是工具变量法。本文尝试使用各省新一代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下称“缴存比例”：缴存人数/总人数）作为住房公积金享有情况的工具变量。缴存比例是辖区范围内所有新一代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总体情况，与其个体的缴存情况相关，但并不直接影响个体的留城意愿，所以同时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条件。使用各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数（下称“试点数”）作为租房保障享有情况的工具变量。各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数的多少必然影响当地农民工享有廉租住房的情况，但并不直接影响个体的留城意愿，因此也符合工具变量的两个要求。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公积金、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缴存住房公积金和享有租房保障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边际效应的估计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使农民工具有留城意愿的概率提高6.4%，享有租房保障的影响达到14.4%。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再次估计。结果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享受租房保障的方向仍然为正，但不再显著。这与享有租房保障的样本占整体样本的比重过小有关，也预示着推进租房保障以提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大有可为。
在控制变量方面，大多数变量对留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且与过往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对其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收入家庭留城意愿更强。新一代农民工中女性的留城意愿高于男性。女性往往期盼通过高等教育、职业发展、婚嫁实现留城;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城意愿也逐步加强;已婚的相较未婚的留城意愿更强;子女数对留城意愿有负向影响，子女众多造成负担过重，会使留城难度升级。相较于独自流动，发生家庭随迁对留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人相伴更能激勵他们的就业打拼努力留城。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正向影响，高学历者更渴望知识改变命运，融入城市。
（二）公积金、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的扩展性分析
前文对缴存住房公积金及享有租房保障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分析是建立在全体样本基础上的，未充分体现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的影响。结合新一代农民工更注重家庭因素的特征，本文从子女数和家庭随迁类型两个方面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分组。其中，子女数量划分为“0个”、“1个”和“2个及以上”三组;家庭随迁类型划分为“独自流动”、“核心家庭随迁”、“扩大家庭随迁”和“其他”四组。扩展性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在各组中缴存住房公积金和享有租房保障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影响，基于边际效应的结果，各组中享有租房保障对促进农民工产生留城意愿都有更强的效果。按子女数量分组时，租房保障对没有孩子或者有2个以上孩子的样本的影响大于只有1个孩子的，可能的原因是没有孩子的农民工比较容易满足于有房住的情形，而有2个以上孩子的农民工对解决居住需求的愿望更强烈。观察按家庭随迁类型分组的结果，因为独自流动与子女数为0的样本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核心家庭随迁与有1个孩子的样本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所以，租房保障对独自流动的农民工影响高于租房保障对核心家庭随迁的农民工的影响也在意料之中。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缴存住房公积金对独自流动和核心家庭随迁的农民工的边际影响差别甚小，这说明缴存公积金的方案并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公积金、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缴存公积金和享有租房保障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差异。本文先对缴存住房公积金与不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测算了匹配后缴存住房公积金与不缴存住房公积金两组样本的ATT， 如表4所示;再对享有租房保障与不享有租房保障的农民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测算匹配后享有租房包与不享有租房保障两组样本的ATT，如表5所示。结果均显示，在消除了样本间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后，缴存住房公积金、享有租房保障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为有价值的结果是，享受租房保障产生的影响的ATT值大于缴存住房公积金，与前文的结果保持一致，都说明享有租房保障相对于缴存公积金更能提升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缴存住房公积金、享有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并且享有租房保障对新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边际影响更大。分样本估计结果表明，举家迁移的新一代农民工受租房保障的影响小于独自流动的农民工，没有孩子的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受租房保障影响很突出。以发展性的眼光看，独自流动的新一代农民工未来可能举家迁移，在他们独自流动的时候让其享有租房保障，更容易使其形成留城意愿;没有孩子的新一代农民工未来可能有孩子，在他们生育前就享有租房保障，更容易坚定其留城意愿。反而是已经举家迁移和有孩子的新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已经比较明确，边际改变的空间有限。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需求，应增加公租房和廉租房，但不能仅依赖政府的公租房、廉租房项目。从减轻农民工租房开支的角度，政府可以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将租房全面纳入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由此一来，农民工能够以更低的门槛更多地享受到缴存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实际益处。此外，还可在市场化原则下采取住房建设补贴模式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第二，调整公租房和廉租房的申请规则，适度向单独流动的农民工倾斜，进一步增强租房保障政策的边际效果。新一代农民工更渴望扎根城市，而公租房、廉租房等常以户籍制度为限制，明显具有对农民工的排斥性，因此必须重构住房保障体系，使之更具兼容性，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其中。 第三，从根本上解决住房供给的问题，才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题中之义。政府应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将住房保障政策全面向新一代农民工倾斜。在保障性住房类型、结构、配套设施上充分考虑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做出科学规划，更好发挥保障房的过渡性住房功能，为农民工群体兜底。
参考文献：
[1] 柴化敏，李晶.住房公积金与流动人口住房需求研究——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20，（4）：31-48.
[2] 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C]//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学会2006年年会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2006：13.
[3] 钱文荣，李宝值.初衷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调研数据[J].管理世界，2013，（9）：89-101.
[4] 孟凡礼，谢勇，赵霞.收入水平、收入感知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42-5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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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Provident Fu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 an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a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ZHAN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6 and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loating，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The studies show that housing provident fund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stay in cities，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has a greater marginal impact. The sub sample analysi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re applied to support the conclusion. Further， sub-sampl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public rental housing has greater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with no family accompanied and migrant workers with no kid， which reflect the positive role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in meeting the dwelling demand and thus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c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low-rent housing， and adjust their application rules to promote migrant workers to stay in cities.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willingness to stay; migrant workers
[责任編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