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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档案学发端于民国时期。从那时期起，许多有志之士便投入到档案工作革新和档案学研究中去了。其中，有位先生颇为特殊，因为他的两本著作均作为档案学旧著十三本之一而被翻印。这位先生就是周连宽教授。
1 周连宽与档案学
周连宽，广东开平人，1905年2月出生。192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就读，四年后毕业，旋即进入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即后来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继续深造。1930年6月毕业后进入岭南大学图书馆工作。1932年改任南京内政部图书馆主任。后跟随甘乃光先生改革内政部档案工作。1935年同甘先生一起赴武昌行营第五处工作，主持该处档案的整理工作。并选定了武昌县政府做档案工作改革的试点。抗战时期，周连宽先生就职于航空委员会，并继续研究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问题。1945年任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1949年又到岭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后陆续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系工作，曾为陈寅恪先生做了十余年的资料助手，1986年退休后被返聘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硕士生导师。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12月7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周连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档案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他所著《档案管理法》、《公文处理法》、《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等著作享誉海内外，《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7年被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评为“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在追随甘乃光先生革新档案工作时，周连宽先生的业绩非常可观，引起了相关人员的注意。与此同时，他还潜心从事档案学理论研究，撰写了《对龙兆佛先生讨论文书档案连锁办法意见之解释》，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第五处印行了其所著的《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这两本书是周先生主持湖北省武昌县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现代最早将档案管理和文书处理分别论述的著作。抗日战争期间，周先生仍不断研究档案管理和文书处理，多有发现，对档案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发表了《公文检查之研究》，1942年4月写出了《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两部书稿，后于1947年7月由正中书局出版。1958年，《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同时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作为档案学旧著十三本之一翻印。众多的民国档案学著作作者中，只有周先生享有此殊荣，其理论研究水平可见一斑。这两本书还于1988年作为档案学研究资料丛书，被档案出版社重新出版。此外，《档案管理法》还于1979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再次出版。
2《公文处理法》与《档案管理法》
《公文处理法》全书六万多字，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文书处理的意义，提出了文书处理的四大原则，划分了文书运行的重要阶段，同时还呼吁利用新工具改进文书工作。第二章至第六章则是按公文运转程序讲述了收文、拟办及办稿、会办、缮校印和发文等诸多环节的内容。第七章公文检查，概述了公文检查的意义后，详细说明了现行公文检查办法、改良销号单办法和文书档案连锁检查办法三种方法，最后得出了“改良销号单及连锁检查为公文检查上最进步之两种办法”的结论。第八章电报处理，“电报与一般公文性质稍有不同，凡用电报拍发之案件，多属紧急，机密或极重要者，故处理方法应较一般公文为迅速严密”。因此，该书对行政机关处理电报办法、军事机关处理电报办法做了详尽的阐述。最后一章其他文书处理问题，对文书的传送、对外行文和分层负责三大问题给予了解释。
《档案管理法》是《公文处理法》的姊妹篇，全书共有八章。第一章绪论，探讨了档案的定义，阐释了过去档案管理的概况，指出了现在一般机关管理档案之通病，并详尽阐述了档案管理改革运动。第二章组织与人员，介绍了档案工作的组织原则及其隶属关系，还对档案人员的配备和要求给予了说明。第二章至第七章则是按档案管理的程序依次介绍了登记、分类编号、编目、装订与排列、典藏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最后一章结论，“惟此种办法，未必能普遍适用于任何机关之档案，各种机关有各种机关之历史及其特殊情况，读者务须察度实际环境，妥为运用”，并列举了依据个人经验拟定的整理档案的详细步骤。
3 二书之学术价值
周连宽先生曾于1935年出版《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但时至今日，几不可获，仅能根据相关记载，得知二书系武昌县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之经验总结。后者着重论述档案分类的作用，并主张确立固定分类系统。把档案管理从传统的文书工作“尾声”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对档案管理诸多程序分别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周先生曾回忆说自己早期一度辍学，被迫进入行政机关服务，得以学习公文。行政效率运动中及其以后，他又亲自参加了文书与档案工作改革的实践，用现代图书馆管理方法整理档案，并将实践中的许多具体方法加以总结，融入书中。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机关文书、档案工作的管理情形。因此，《文书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不仅是《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的扩充，而且更是实践的总结和理论的升华。
周先生认为，“其实文书不仅仅系人生工具之一种，与衣食住行等工具无异……故公文处理方法，应视为国民应有常识之一种，人人通晓，人人习用。”(引自周著二书之自序)所以就先身体力行，参加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这使他的两本书论证细密，方法详尽，理论与实践结合比较恰当。将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分开，是一大创新。作者还通过古今中外的对比，提出了改革文书与档案工作的合适方法。他还对别人忽略的电报做了详细的介绍，注意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具(如计算机)改进文书档案工作；而对公文检查、普通和机密公文的传递以及档案整理步骤的阐述更反映了他的独具匠心。
(作者单位：外交部档案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
1 周连宽与档案学
周连宽，广东开平人，1905年2月出生。192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就读，四年后毕业，旋即进入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即后来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继续深造。1930年6月毕业后进入岭南大学图书馆工作。1932年改任南京内政部图书馆主任。后跟随甘乃光先生改革内政部档案工作。1935年同甘先生一起赴武昌行营第五处工作，主持该处档案的整理工作。并选定了武昌县政府做档案工作改革的试点。抗战时期，周连宽先生就职于航空委员会，并继续研究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问题。1945年任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1949年又到岭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后陆续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系工作，曾为陈寅恪先生做了十余年的资料助手，1986年退休后被返聘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硕士生导师。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12月7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周连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档案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他所著《档案管理法》、《公文处理法》、《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等著作享誉海内外，《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7年被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评为“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在追随甘乃光先生革新档案工作时，周连宽先生的业绩非常可观，引起了相关人员的注意。与此同时，他还潜心从事档案学理论研究，撰写了《对龙兆佛先生讨论文书档案连锁办法意见之解释》，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第五处印行了其所著的《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这两本书是周先生主持湖北省武昌县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现代最早将档案管理和文书处理分别论述的著作。抗日战争期间，周先生仍不断研究档案管理和文书处理，多有发现，对档案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发表了《公文检查之研究》，1942年4月写出了《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两部书稿，后于1947年7月由正中书局出版。1958年，《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同时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作为档案学旧著十三本之一翻印。众多的民国档案学著作作者中，只有周先生享有此殊荣，其理论研究水平可见一斑。这两本书还于1988年作为档案学研究资料丛书，被档案出版社重新出版。此外，《档案管理法》还于1979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再次出版。
2《公文处理法》与《档案管理法》
《公文处理法》全书六万多字，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文书处理的意义，提出了文书处理的四大原则，划分了文书运行的重要阶段，同时还呼吁利用新工具改进文书工作。第二章至第六章则是按公文运转程序讲述了收文、拟办及办稿、会办、缮校印和发文等诸多环节的内容。第七章公文检查，概述了公文检查的意义后，详细说明了现行公文检查办法、改良销号单办法和文书档案连锁检查办法三种方法，最后得出了“改良销号单及连锁检查为公文检查上最进步之两种办法”的结论。第八章电报处理，“电报与一般公文性质稍有不同，凡用电报拍发之案件，多属紧急，机密或极重要者，故处理方法应较一般公文为迅速严密”。因此，该书对行政机关处理电报办法、军事机关处理电报办法做了详尽的阐述。最后一章其他文书处理问题，对文书的传送、对外行文和分层负责三大问题给予了解释。
《档案管理法》是《公文处理法》的姊妹篇，全书共有八章。第一章绪论，探讨了档案的定义，阐释了过去档案管理的概况，指出了现在一般机关管理档案之通病，并详尽阐述了档案管理改革运动。第二章组织与人员，介绍了档案工作的组织原则及其隶属关系，还对档案人员的配备和要求给予了说明。第二章至第七章则是按档案管理的程序依次介绍了登记、分类编号、编目、装订与排列、典藏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最后一章结论，“惟此种办法，未必能普遍适用于任何机关之档案，各种机关有各种机关之历史及其特殊情况，读者务须察度实际环境，妥为运用”，并列举了依据个人经验拟定的整理档案的详细步骤。
3 二书之学术价值
周连宽先生曾于1935年出版《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但时至今日，几不可获，仅能根据相关记载，得知二书系武昌县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之经验总结。后者着重论述档案分类的作用，并主张确立固定分类系统。把档案管理从传统的文书工作“尾声”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对档案管理诸多程序分别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周先生曾回忆说自己早期一度辍学，被迫进入行政机关服务，得以学习公文。行政效率运动中及其以后，他又亲自参加了文书与档案工作改革的实践，用现代图书馆管理方法整理档案，并将实践中的许多具体方法加以总结，融入书中。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机关文书、档案工作的管理情形。因此，《文书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不仅是《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的扩充，而且更是实践的总结和理论的升华。
周先生认为，“其实文书不仅仅系人生工具之一种，与衣食住行等工具无异……故公文处理方法，应视为国民应有常识之一种，人人通晓，人人习用。”(引自周著二书之自序)所以就先身体力行，参加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这使他的两本书论证细密，方法详尽，理论与实践结合比较恰当。将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分开，是一大创新。作者还通过古今中外的对比，提出了改革文书与档案工作的合适方法。他还对别人忽略的电报做了详细的介绍，注意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具(如计算机)改进文书档案工作；而对公文检查、普通和机密公文的传递以及档案整理步骤的阐述更反映了他的独具匠心。
(作者单位：外交部档案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